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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陈独秀和周恩来
作者：陆立之
归途中，我随伴一个在上海大学校园摆书摊的阿杜(大)去了上大，向瞿秋白汇报了这两天的游行经过，从而认识了瞿秋白。当时他是上大负责人之一，比我大10岁(他1899年生，我生于1909年)。他带有“书卷气”，谆谆善诱，平易近人，我很崇敬他、佩服他。1927—1931年间，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和回国初期，又多次承蒙他的教诲，使我在学习和工作中有了进步，计算下来，我们也有七八年的师友情谊了。我仰慕瞿秋白学识渊博、素养高洁、性格正直、文笔犀利。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爱读古今中外名人传记，总想从现实生活中寻觅一个偶像崇拜，汲取精神来充实自己的空虚。
认识瞿秋白和承受多年教诲之后，我就以他为楷模。瞿秋白的品质、学养、性格、爱好、遭际以及生活习惯……都恰好符合我的探索和追求，而他幼年不幸与家境艰困又与我类似，我很想步趋他的脚印走他引导的路。30年代初，瞿秋白受“左”的贬斥，他与杨之华从事译著。我受王明那一伙排斥后向他诉苦，他们鼓励我译书，“就走这条路”。解放后我也曾矢志“就走这条路”，但始终没有忘记他对我的谆谆教导。
“五卅惨案”后的第三天，我认识了陈独秀。这是徐梅坤有意安排的。为了领导反帝斗争，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徐梅坤带我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附近的一条大弄堂里，参加成立大会。约有百余人到会，李立三、刘华分别担任上海总工会正副委员长。大会由张国焘主持，陈独秀即席演讲。徐梅坤特意介绍我认识了陈独秀，这位长者询问了我在工厂学艺的情况，鼓励我多向徐梅坤学习。他的态度真挚亲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陈独秀比我大30岁(生于1879年)，教授形象，讲话简短利落，很具煽动力，深受群众欢迎。主持人张国焘的讲话，就有些干巴巴的，他那拖长的尾音使人感到有点装腔作势，摆架子，张国焘的表情也是冷漠的。
上海总工会成立后，我给徐梅坤作助理，筹建上海印刷总工会。我从吴淞中国铁工厂转到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厂工作，参加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工运。可惜的是我从此无缘再见到陈独秀本人。若干年后，1931年夏天，我的“老师”尹宽约定带我去见“老先生”(陈独秀)，但不久尹宽被捕入狱，未能如愿(尹宽于1926年任沪东地下训练班主任，当时我在受训，他也是我的“老师”)。1940年夏天在四川重庆，薛农山约我偕往江津看望幽居的陈独秀，但因敌机轰炸他未履约，也没有去成。
虽然我只有一次短促的机会聆听陈独秀教诲，但我读了他不少文章，十分崇拜他。
1926年夏秋间，中共地下党响应广东北伐军北伐，在上海杨树浦某处举办秘密学习班，训练起义人员。主持人是当时的“四大金刚”，即徐梅坤、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班主任是尹宽，主讲人是周恩来。徐梅坤通知我报到受训。在学习班，我见到了周恩来。每次他都是从广东匆匆来授课，又返回广州，再折回上海。
周恩来在学习班讲课时，深受学员拥戴。他授课时间长，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常常满堂笑声，毫不拘泥。例如，有人问：“国民党是四个阶级联盟，利害不同，不会有矛盾吗？”他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有一个共同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被他操纵的封建军阀，所以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会打架。”周恩来在讲解暴动技巧和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等方法时，举例说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监狱等情景，都是引人入胜的生动例证。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在草创阶段，陈独秀集结的一批知识分子，除产业工人徐梅坤之外，陈独秀主要依靠两部分人：一是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派，如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人；二是留苏的瞿秋白、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等人。周恩来的个性，很像恩格斯所说的“第二把小提琴手”的风格，特别受陈独秀重视。其他人就有的时候惹恼“家长”，拍案子生气。只有周恩来既足智多谋，又顾全大局，是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
由于广东北伐军节节胜利，先头部队已到达福建、浙江边境，1926年10月，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起义。事先，在杭州，由徐梅坤派遣查猛济律师私下传递了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的委任状给浙江省长兼警察厅厅长夏超，鼓励他以“浙人治浙”名义响应北伐。夏超暗中接受了。周恩来、徐梅坤又把我第一个从学习班调出，派到杭州参加地下党活动，任务是协助夏超起义。
夏超起义失败，影响到1926年10月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也未成功，还牺牲了陶静轩、奚佐尧等同志。周恩来又从广州赶到上海，参与策划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他亲自偕同徐梅坤，在南市警察局对面租赁了一间屋，以训练班女学员周梦素(上海大学学生、湖南长沙人)为掩护，组织了起义中心指挥部，准备适时直接攻打警察局，搜缴枪械。这一次是1927年2月，又由于原定在高昌庙的两艘起义军舰配合失当——炮击兵工厂的信号迟误，以及国民党北伐军先遣人员钮永建背信弃义，起义又失败了，牺牲了四五十人。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在周恩来率领下，向顽劣军阀毕庶澄、李宝章发动攻坚战，从天通庵车站到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再到北火车站，一直激战到22日下午6时，将盘踞的军阀残部消灭，获得了胜利，缴获了大量枪械军火。随后在东方图书馆正式成立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
上海工人武装起来了。同时，上海人民组织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接替军阀官僚的旧政体。罗亦农、汪寿华暂时主持市政府工作；赵世炎负责党的工作；徐梅坤抓工运；我任印刷总工会徐梅坤助理，兼做“纠总”周恩来的护卫工作。
周恩来预测敌焰未烬，时常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果然有一天，我们在东方图书馆逮住了一个流氓特务——上海黑社会小头目，浑名“江北大爷”。他是奉杜月笙派遣来侦察工人纠察队军训虚实的。周恩来、赵世炎、徐梅坤三人立刻审问，我作陪审，闸北区委徐玮记录。事后，我们将他暂时禁闭在电梯里，准备第二天调查清楚后交保释放。不料在夜间他就逃跑了(一说是顾顺章循私偷偷将他放走)。
周恩来专心练兵，经常食宿在“纠总”与我们共甘苦。有一天，黑邦头子杜月笙到上海总工会来代表蒋介石送锦旗，上写：“共同奋斗”。周恩来当晚召集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谈对这件事的看法。有一个无锡人(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华沛昌说：“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咯!”周恩来一击掌，赞扬地说：“讲得对!”接着，周恩来述说了广州“中山舰事件”经过，叮嘱我们要连夜加修防御工事。我们将“纠总”门窗前堆置了沙袋，拉上了铁丝网。
1927年4月10日，杜月笙又派人到上海总工会送上请柬，邀汪寿华赴宴。大家猜测这是黑帮的“鸿门宴”，徐梅坤自愿代汪出席。但汪寿华说：如果不亲自赴会，流氓帮会一定会宣传工会怯懦，他必须去“走麦城”。结果，当晚汪寿华步入“杜家花园”就被乱刀砍杀了。
汪寿华被暗杀后的第二天子夜，蒋介石开始了突然袭击。他们认为，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已被杀，工人群龙无首，可以顺利地收缴工人武装了。新军阀周凤岐部(原浙江省地方军投降北伐军后改编为第二十六军)率领工贼流氓化装的便衣队包围了“纠总”和上海总工会以及上海印刷总工会。周恩来、徐梅坤在“纠总”亲自抗击，纠察队员从沙袋口伏射，激战到4月12日天亮时才停战。
工人纠察队有一弱点：全是新兵，不善于使用枪械，又束手无策，三八式步枪五粒子弹射出后，许多人不会装子弹。周恩来亲自手把手地教练操作，还是来不及。军阀部队也不敢轻易往里冲，等到天亮，有一个国民党军官扬起白手帕要求单独入室谈话，他说自己是周主任(恩来)的学生。此人进入“纠总”后，不知是怎么商谈的，结果“纠总”的全部枪械都被周凤岐部队收走了。印刷总工会里，没有枪械，军队包围了片刻，也未入室。
战斗打响时，我和王一工从睡梦中惊醒。我们当时住在印刷总工会的小楼上，距离“纠总”步行约1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和王一工听到稠密的枪声后，料到是周恩来预测的事件发生了，立刻赶到“纠总”门前，因被军队和便衣队包围无法入内，只得守在附近小里弄口。
我和王一工在“纠总”附近观看动静，发现挤在一堆的人群中有许多熟面孔(都是商务印书馆工人)，我俩灵机一动，临时组织了几个人，成立一个小小的宣传队。我们敲开一小店商的门，买了盒粉笔，分发给熟识的工人散开来写标语。在电线杆上、窗店门板上都写上“工人士兵是一家，我们不想打!”“枪口对外”“穷人不打穷人”。天亮后，我看到周恩来、徐梅坤在一个国民党军官陪同下走出“纠总”，我立即迎上去，徐梅坤拉了一下我的衣襟，轻声说：“赶快去通知大家到青云路上大开大会!”他与周恩来通霄战斗，显得很疲惫。
在青云路上海大学广场上召开了紧急的群众大会，由周恩来、徐梅坤、赵世炎、徐玮等组成主席团，决定游行示威，向周凤岐司令部请愿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因为这些枪支都是上海工人从同军阀的战斗中缴获的。
主席团指定我为游行示威队伍的领队。周恩来、徐梅坤叫徐玮将赶制的横幅旗号交给两个壮实的大汉，用两支长竹竿竖起横幅红布，上写“上海工人纠察队”。徐梅坤交给我一面红绸旗，写有“总指挥”三个大字，旗杆是粗砤条。几百人的游行示威队伍由我率领，由青云路向宝山路、天主堂街进发。浩浩荡荡，一路上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直达周凤岐司令部附近。
新军阀已设下埋伏，先从岗楼上射放一枪作信号，引发伏兵开枪扫射。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彻底背叛了革命。
“四一二”事变之后，我们转入地下斗争。周恩来暂时隐居在江湾孙津川家里(孙是纠察队第二队队长)，后来由孙的老母亲陪同徐梅坤，掩护周公化装成病人登上英轮“太古”号去了武汉。不久我也转移到武汉。
在武汉，我加入到武昌“警卫团”三营八连，当了普通一兵；又蒙中共军委(周恩来)擢拔，选我为士兵代表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在武汉我没有见到周恩来。
在莫斯科，周恩来、瞿秋白都力争中国工人应该有自己的武装，但斯大林不允许中国有红军，所以我们去莫斯科学军事的人都被转送到“东方大学”或“孙逸仙(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