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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和战时的香港文化
作者：茆贵鸣
胡风称：“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
1941年初夏，夏衍、茅盾(第二次)、邹韬奋(第二次)、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端木蕻良、章泯、萧军、萧红、胡考以及梅兰芳、胡蝶、王莹等大批知名人士陆续撤抵香港。
6月6日，随着长长的一声汽笛呜叫，一艘由德属广州湾始发的“宝石花”客轮缓缓停靠于香港码头。
又一名文化精英安全撤抵香港。他，便是声震中国文坛的胡风。
早年的胡风，是“左联”的一名文化战士。抗战爆发后，他由上海抵达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成为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研究部主任；不久，又逆江而上，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提名，成为由郭沫若、阳翰笙分任正副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十名专职委员之一。
从抗战一开始，胡风即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战文化事业。他在由自己主编出版的《七月》杂志的发刊词中坦言：
能有洞烛一切的巨眼和凸现万象的伟力，为文如喷泉四射，使自己成为民族的也是文苑的骄子，当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为这丈苑建设工程搬运一瓦一石，从为搬运工作里面，寄付着对于民族解放战争的一瓣微忠，也应该是虽然微末，但却非毫无用处的罢……
《七月》是战时重庆抗战文化中颇具影响的一份文学杂志，胡风从筹备创刊起，即投注了巨大的心血。他对《七月》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愫。
1941年2月的一天，胡风按约准时来到中共南方局所在地——重庆曾家岩50号。
这是周恩来为帮助文化人撤离山城而安排的一次专门约见。
周恩来告诉胡风，“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日盛。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干部，目前滞留于重庆的左翼文化人必须尽快撤离，去处分别是延安和香港。
胡风闻言，首先考虑的倒不是去延安还是香港，而是他的《七月》。他说：“国民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坚持下去和他们斗争。如果他们捕人，就会更加失去舆论、失去道义，从而加重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
周恩来深知胡风对《七月》的感情。他耐心地对胡风说：“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但还有一层更重要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抗战的一种形式。对待政治斗争，我们切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将会遭致不必要的损失。”
胡风终于接受了党的安排，准备撤离重庆。但究竟是去延安还是赴香港，他又犹豫了起来。，
此时，重庆的第一批文化人已陆续开始撤退，其中欧阳山、艾青等去了延安，茅盾等人则去了香港。为此，胡风又一次找到周恩来。
“还是去香港吧!”周恩来在经过了一番沉思之后说，“这样，如果可能的话，你还可以经香港到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的关系。”
胡风仍希望在自己离渝的时候能够将《七月》保存下来。为此，他向周恩来建议，将在新四军工作的聂绀弩调来重庆接替，以便续编《七月》。周恩来欣然同意。
5月7日清晨，胡风带着周恩来亲自交给他的一张由重庆七星岗莫斯科餐厅赴香港办货的假证明，以及特意为他筹集的100元美钞和若干法币，悄悄地登上了一辆南下的汽车…”．
胡风偕夫人梅志及孩子晓谷、晓风，携带简单的行李，随人流步出了客轮走上码头。静候于出口处的孙钿一下子跑了上来，紧紧地拉着胡风的双手，连声说：“先生辛苦了，让你们全家受累了！我受廖承志的委托，特来等候迎接你们。请先生随我来吧。”
孙钿（原名郁文源）是一位颇受胡风赏识的“七月派”诗人。这位当年曾留学于日本的热血才子，因为听闻家乡“八·一三”战事的枪炮声响而中断自己的学业，毅然返回沪上，时年仅20岁；上海沦陷后，他又辗转至河南确山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那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中，他的那些“紧紧地拥抱着战斗生活的诗歌”，曾被胡风赞誉为“是纯真而坚决的战斗意义的声音”。后来，胡风干脆以《旗》为题，将他的诗作编入了《七月诗丛》。
胡风与孙钿异地重逢，自然是喜不自禁。
孙钿根据廖承志的指示，将胡风全家安排于九龙弥敦道上的新新酒家。这套清洁、宽敞、舒适的房间，很适合胡风全家居住。
胡风一家刚抵香港，夏衍、蔡楚生等先期抵港的内地著名文化人，当天便相继来访。他们与胡风及其家人共叙离别之情。
“真是他乡遇故知。我觉得，在重庆的两年半生活里所感到的那一种重压，都已经消失……”胡风后来在回忆这次抵港时的感受时，曾动情地发出过如此感叹。
次日，廖承志在孙钿的陪同下，来到新新酒家，探望胡风及其家人。
廖承志详细地向胡风介绍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内地文化界人士撤抵香港后的近况。他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亦无辜地遭受迫害。我们现在要充分地利用香港这块特殊的阵地，团结并争取更多的在港文化界人士,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地。上月,我们根据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已经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五人委员会”，即“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专门负责领导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同时，我们还设立了由夏衍、胡绳、张友渔分别负责的文艺、学术、新闻小组，并成立了文艺、戏剧、学术、新闻、妇女、国际问题等座谈会。胡先生的抵港，无疑又强化了我们抗日文化的宣传力量。希望胡先生继续拿起您那如椽巨笔，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再写华章。”
廖承志还抱歉地对胡风说：“其实，在胡先生来港之前，周恩来副主席已亲自打电报给我了。实在是因为事务缠身，未能亲自迎接，还望先生见谅。来香港后，有关你们全家的生活问题，我已交代给孙钿同志，由他全权负责照料。你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尽管直言。胡先生，你们看这样安排行吗？”“真是太感谢了！我们十分满意。”梅志赶紧接过话头，“昨天，孙钿同志当场就给了我150元港币。这不，先生这一身淡灰色薄呢西装、衬衫、领带，就是我用这些港币陪他在旧衣店里挑购的。穿上它，精神得还真像个教授！”
对于清高、耿直而又充满个性的胡风而言，廖承志的造访理属情理之中，然而，廖承志的踏实稳健、平易近人，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这位稳重诚恳的领导人，感到他的作风是那么亲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若干年后，胡风仍旧记忆犹新地说。
《华商报》一经面世，即刻在香港引起反响
随着一批又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陆续撤退到香港，香港这块“文化沙漠”即刻便充满了抗战文化的生机和活力。肩负着党在香港一带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廖承志同志，面对大批的内地知名文化人陆续抵港这一盛况，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
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给周恩来发出电报。他陈述道：
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报纸……以救国会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
廖承志之所以考虑以救国会名义，是因为救国会是一个被认可了的合法抗日团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邹韬奋，自上次离港返沪续办《生活日报》后，眼下亦已随内地大批文化人撤抵香港。这样，在香港办报的中坚力量，无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廖承志在得到周恩来的电报示复后，即开始付诸实施。他亲自出面商请自己的表妹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和他的哥哥、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由他们出任一名“法人”，并出面向香港当局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缴付2000元港币的“按金”。尔后，约请邹韬奋、范长江、夏衍、金仲华、乔冠华、胡仲持、羊枣（原名杨朔）、恽逸群、张明养等，共商办报具体事宜，并确定了在国内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国外反对对日妥协；批判“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的办报方针。至于报纸的名称，廖承志说：“香港主要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经济的，因而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香港这样的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实质也就失去了繁华的基础。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张报纸冠名以‘华商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华商报’三字，不仅含有华侨商人自己办报的思想，而且可以充分体现报纸统一战线的性质，同时还能广泛地增强华侨、工商及社会各界对报纸的感情，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阅读面。”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该报一经面世，便在香港引起巨大反响。这不仅仅是因为该报?集了孙中山先生的生前墨迹“华”、“商”、“报”三字作为报头；更重要的是，该报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其文之所及、笔之所触,无不使人亢奋，催人奋进。请看它的发刊词：
我们在这重要的时候，处身在远东大局的神经中枢香港，深深关切着祖国的使命。祖国正在艰危的奋斗中，向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前进。……因此，我们原本上述的信念，在抗战的过程中，就海外舆论界的岗位，担当起号召，推动的任务……
不仅如此，编辑们还匠心独运地在创刊号头版的正中位置，醒目地刊载了香港大资本家何东爵士专为该报题写的“唤醒侨胞”四字。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华侨商报的味道，更为直接的效果使广大工商界人士及普通的市民对此倍感亲切。
《华商报》创刊后，廖承志请邓文田出任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钊、范长江为副总经理（实际日常工作由范长江主持）；同时，分别任命胡仲持为总编辑，陆浮为采访部主任（后兼任副总编辑），张惠通为营业部主任。不久，又任命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并确定夏衍负责文艺版，邹韬奋具体执笔民主运动方面的社论。在此基础上，《华商报》又成立了社务委员会，并确定：在政治上由廖承志予以统一领导。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除了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外，此时的《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领导并公开发行的又一日报。因此，《华商报》实质上是担负着中共在香港进行对外宣传抗日的重要使命。亦正因为如此，处于重庆的周恩来不仅异常关注《华商报》在香港的出版发行情况，而且还多次就报纸的风格内容作出具体指示。他指出：“香港是我们同美国和南洋联系的据点，我们应求得占住这一据点！”
《华商报》从创刊号起即以连载形式，推出了著名出版家和文化人邹韬奋的20万字长文──《抗战以来》；接着，范长江的《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亦陆续问世；抗战四周年之际，《华商报》又发表郭沫若、茅盾、巴金、许地山、夏衍、胡风、许广平等人署名的《致世界作家书》,呼吁全世界文艺界团结起来,组织反法西斯作家联盟；至于在副刊《灯塔》上连载的《如是我见我闻》（茅盾），以及相继发表的《沉渣》（巴人）、《故乡》（艾芜）等较有影响的作品，则“用充满着爱与力的笔触，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其“内容极为丰富，笔调尤为感人”。
然而，由于《华商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无情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和残害人民的倒行逆施，这就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其特务机关。他们多方捣乱、破坏。为此，廖承志在5月18日致电周恩来并书记处，作出这样报告：“自该报（即《华商报》）出版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多方捣乱，如破坏承印及收买报纸，不许买《华商报》，曾因此，发行数量由一万份降到二千余份……”
廖承志面对复杂局面，处变不惊。他经常深入报社传达党的指示，并亲自约请邹韬奋、茅盾、乔冠华、金仲华等知名文化人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为报纸撰稿，努力扩大影响，广泛争取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得知《华商报》处于困境的消息后，立即委派得力人员从南洋赶赴香港开办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
《华商报》又得以起死回生……
《大众生活》一复刊，即以鲜明的抗日政治主张昭示于读者
1941年5月17日，在廖承志的积极支持下，又一份与《华商报》相呼应的刊物，《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面世。
这是一份旨在宣传民主与抗日思想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由邹韬奋于1935年底在上海创办。这在当时来说，实质是以《大众生活》的名义恢复了被国民党政府先期扼死的《生活》周刊。上海的《大众生活》紧紧与“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一出刊即备受欢迎，销量达20万份。然而，出刊仅16期即遭遇了与当年《生活》周刊同样的结局，“不得不于万分沉痛中暂时停刊”。
邹韬奋是第二次抵达香港。较之1936年初夏赴港创办《生活日报》时的情形相比，邹韬奋显然已没有了上次抵港时的忐忑。这其中固然有茅盾、夏衍、范长江、潘汉年、胡绳等一大批文化挚友同在港岛的缘故，更重要的则在于，曹克安为他能在港岛恢复《大众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当时，曹克安在香港已登记好了一个刊物，因为没能找到一位合适的主编，一直未及出版。曹克安曾读过邹韬奋的许多著作，对其人品亦十分敬佩。因此，当邹韬奋抵港后，一经熟人介绍洽谈，曹克安很快便表示愿意担任邹韬奋出版刊物的督印人。
邹韬奋不仅自任《大众生活》主编，同时还聘任了一批在港文化名人为该刊编委，其中包括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金仲华、乔冠华等。
当时，《大众生活》的栏目主要有：社论，重点是评论国内外重大事件；周末笔谈，主要是或随笔或杂谈的有感而发，文章短小精悍，发人深省；论文，多为与战事有关的国际时事专题述评；生活休养；通讯报告，侧重反映世界各国见闻，以扩大读者视野；文艺作品连载；散文杂感；书评；读者来信简复等。这样的栏目设置，加之大批文化名人和社会贤达涌跃撰稿，《大众生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当时香港首屈一指的刊物。在战时的小小港岛，发行数却平均每期达10万份。
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在港岛一复刊，即以其鲜明的抗日政治主张昭示于读者。其复刊词曰：
我们不愿意讳疾忌医，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固极愿尽其鼓吹宣传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我们也不能默默无闻。……我们相信，靠着全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也一定能扭转乾坤，而到达胜利与光荣的彼岸！
此后，《大众生活》陆续连载的长篇小说《腐蚀》（茅盾），中篇小说《春寒》（夏衍）等，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精品；至于由当时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如乔冠华、金仲华、张友渔、张铁生、羊枣、千家驹等人撰写的国际时事述评，以及由夏衍、廖沫沙、胡绳和邹韬奋自己撰写的或杂谈、或随笔的有感即发的周末笔谈等，既剔透清晰，又入木三分。
《时代文学》多方面地反映出抗战时期国人的生活风貌
1941年6月1日，《时代文学》在香港创刊面世。这是抗战时期香港唯一的巨型文学月刊。虽然自创办到香港沦陷仅出刊6期，但由于《时代文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彩的艺术形式，多方面地反映出抗战时代国人的生活风貌，因此该刊成为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
《时代文学》的主编是周鲸文和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端木蕻良是1940年初携新婚一年多的才女萧红由重庆抵达香港的。
创刊号的《时代文学》，云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文化人，丁玲、冰心、萧红、许地山、茅盾、夏衍、巴金、王任叔、胡风、聂绀弩、许广平、郑振铎、曹靖华、萧军、冯乃超、郑伯奇、萧乾、戴望舒、杨刚、艾芜、老舍等。
《时代文学》发表的作品，从形式来看，可谓丰富多彩；就内容而言，则更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其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非一般作品所能及。
该刊的杂文和随感,短小精悍,文采辛辣犀利。《一种嘴脸》、《侨居杂记》、《逃得出奇》、《春来闲读》、《姑恶篇》等无处不见有鲁迅杂文的“匕首”遗风。
报告文学，在当时虽说是一种刚刚兴起的文学形式，但在《时代文学》中却尽显风流。《一个小兵的故事》、《荷塘──抗战的乡村》、《王燕夫妇》、《报人的生活》、《南国之夜》等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人民大众的精神风貌。作者在这些作品中，以极其朴素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个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片断生活场景，洋溢着作者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其艺术感染力很强。
令人耳目一新的散文，同样具有时代的气息。因长篇小说《生死场》而备受文坛瞩目,并一举奠定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才女萧红,在其丈夫端木主编的《时代文学》上所发表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特别引人注目。作品饱蘸了作者失去家乡的痛苦心情，那种对故土深深的怀念之情随处体现。散文《山》，则似一支高亢的进军号响。作品中，作者陈琦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和坚强意志比作雄伟的高山，并坚信：“总得有这么样的一天，我们的活跃而且在山上强大起来的力量，就像巴颜喀喇山的积雪溶解了似的，以不可抵御的压倒之势向东奔流而下，……那些卑贱残酷的敌人，就像蚂蚁和蚯蚓一样，被无情的狂涛扫荡着。”
《时代文学》成绩最大的还数小说。萧红寓居香港后带病写下的新篇《小城三月》及端木本人的《大时代》先后在该刊发表，其他如刘白羽的《太阳》、艾芫的《戏院中》、骆宾基的《人与土地》等诸多作品亦相继发表于该刊。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读者甚众，影响广泛。
《笔谈》是一个“庄谐并收，辛甘兼备”的综合性刊物
在日益繁荣的香港抗战文化中，有一个综合性文艺半月刊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由著名作家茅盾于1941年9月1日创办的《笔谈》。
1938年4月16日，茅盾抵港后所创办的《文艺阵地》一经面世，即似一股清新的晨风，给当时沉寂的香港带来了生气，因为它将内地的抗战文学作品，包括解放区的抗战文学作品以及内地许多作家的名著和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带上了港岛。港澳的读者自此开始认识到新文学在抗战中的作用，文学空气亦由此开始在香港活跃并影响到南洋一带。当时，茅盾还罗致了当时最大的作家群，包括陆定一、叶圣陶、萧红、老舍、夏衍、周而复、丰子恺、田间、沙汀、骆宾基、欧阳山、司马文森、邹荻帆、杨朔、袁水拍、郑振铎、臧克家、草明、杜埃、何其芳等大批著名的作家。《文艺阵地》以其鲜明的特色成为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
茅盾再次抵港，是在阔别港岛两年之后的1941年3月下旬。此时，香港由于内地大批文化人的涌入，文化氛围较之于两年前已非常浓厚，各种体现时代特色的进步报刊纷纷出版。茅盾一方面在为《华商报》文艺化的综合副刊《灯塔》，撰写十万余字“意在存真”的《如是我见我闻》连载稿；一方面又在为《大众生活》撰写长篇连载《腐蚀》；同时，还要忙着应付其他各种报刊的约稿。
《笔谈》，就是茅盾在这样一种紧张从事创作的情况下创办的一份抗战文化刊物。
“这是一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约四万字。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虎。也有创作，也有翻译。不敢自诩多么富于营养，但敢于保证没有麻醉也没有毒。”茅盾在其创刊号的《征稿简约》中开宗明义，表明《笔谈》仍然保持他以往主编刊物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的传统和“庄谐并收”的特色。
《笔谈》以其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文学品位高、文学切合时事等特点，成为当时香港文化市场中的畅销刊物之一。可惜，因“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很快进攻香港，《笔谈》仅出刊七期即被迫停刊。
“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
1941年9月18日是“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又一份政治色彩很浓的报纸──《光明报》在香港创刊。这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在香港出版的机关报。
民盟是由国共两党以外党派和在野名流合为一体的一个新的第三者组织。该组织于1939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正式签名成立。
当时，由于受蒋介石“党外无党”的统治，民盟虽已成立，但并未对外公开，一切活动只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开展。有鉴于此，为了广泛宣传民盟主张，努力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1941年5月，民盟中央常委梁漱溟受民盟中央的委派，只身抵港创办民盟机关报纸。
梁漱溟一抵香港，便遵照周恩来的嘱咐，立即拜会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而此时，廖承志亦已接到了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报除告知他重庆文化人去香港的情况外，还专门嘱他尽可能地帮助梁漱溟在港办报的工作。廖承志握着梁漱溟的手说：“梁先生尽管放心，我们将全力为你办报提供方便和帮助。我已与《华商报》社范长江交谈过，今后他将代表中央直接与你保持联系。另外，我母亲何香凝、姐姐廖梦醒，以及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和茅盾、夏衍、金仲华等知名人士，均会给你的办报工作予以支持。”
拜晤了廖承志，梁漱溟开始与当时在港并已参加民盟的各派人士分别进行联系，其中包括青年党的曾琦、国社党的徐梦岩、宪政党的任宪子、东北同乡会的周鲸文、第三党的张云川、桂系的甘介侯等人；接着又陆续与在港左翼人士何香凝、廖梦醒、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以及著名文化人茅盾、夏衍、金仲华等人取得联系。
然而，令梁漱溟尴尬的是，虽然在筹备之初，黄炎培、张君、左舜生、章伯钧每人曾分别出资一万法币，梁自己亦出资6000元，四川、云南两省的实力军人领袖刘文辉和龙云（秘密盟员）甚至还分别资助过4万和6万元，无奈来港岛后法币并不值钱；不仅如此，由于开办之初的租房、注册、请律师、购印刷纸张等必须费用，目前已是入不敷出。
范长江偶然得知梁漱溟因囿于资金而迟迟不能出版报纸的困境后，很快送来了中共4000元港币的资助款；不久，梁又得到了另一笔海外的捐资。这样，梁漱溟推荐萨空了任经理，自己则出任报社社长。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措和准备，万事均已俱备。此时，梁漱溟又为报纸的名称问题再次约见范长江，征求其意见。范长江单刀直入：“依我看，作为一种‘第三势力’，你们民盟的机关报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字。不仅在香港要叫得响，而且还要在全国具有影响！”
“英雄所见略同！”梁漱溟右手一挥，兴奋地说：“就叫‘光明报’！你看如何？”
在《光明报》创刊的同一天，梁漱溟还专门举行了一个茶会，在港的茅盾、夏衍、范长江等文化界知名人物均莅临祝贺。
10月10日，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正式见诸《光明报》。尽管蒋介石在主观上并不容忍民盟以第三方面独立的姿态出现，对《光明报》的梁漱溟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也极为不满，但他对香港毕竟是鞭长莫及而奈何不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光明报》这张报纸，促成了民盟这个秘密组织的最终合法化！
内地大批文化人、新闻界人士的陆续抵港，使香港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迅速高涨。当时,在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支持下,除了《华商报》、《大众生活》、《时代文学》、《笔谈》、《光明报》以外，其他一些进步报刊(如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等)亦先后创办。这些刊物与1941年前在香港出版的如《华侨通讯》、《世界知识》、《今日中国》、《保卫中国大同盟》、《救国丛刊》、《国讯》、《抗战大学》、《民主》、《劳动者》、《东惠》、《中苏文化》、《大地画报》、《时代批评》、《耕耘》等进步刊物一起，均成为抗战时期香港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在廖承志的领导下，还相继改组成立了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及其下属的文艺通讯部、青年文艺研究社、中苏文化协会、香港中国通讯社、新美术社等一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机构，有效地推动了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国际政治军事评论等活动的迅猛发展。
这些文化宣传活动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也有效地争取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从而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