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移师苏联的东北抗联将领
作者：于佰春
飞机在轻柔的白云与沉重的乌云之间上下穿行。老人们的思绪飞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那段血雨腥风战争年代……
伯力之行
1940年3月19日，苏联远东边疆区伯力城白雪皑皑。这天上午远东边防军司令部迎来了三位表情严峻，步履匆匆的中国客人。他们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在城郊白桦别墅里，他们将与远东边疆区党委和远东军负责同志进行会谈，议题是讨论与苏联远东军建立联系及相互合作问题。坐在椭圆形会议桌旁的赵尚志面对眼前那杯冒着缕缕热气的咖啡，内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1937年11月，时任抗联三军军长的赵尚志曾写信给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师，要求支援枪械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资料，并特别请他代转给中共中央一封信件。布留赫尔在大革命时期曾来过中国，化名加伦，赵尚志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结识了这位元帅。30年代末，因苏联国内“肃反”扩大化，布留赫尔受到怀疑被处决。东北抗联部队希望苏方帮助恢复同中共中央联系的渠道中断了。后经抗日联军党委多次派人越界过江与苏军联系，促成了这次伯力会议的举行。
回顾几年来抗联部队浴血征战的一幕幕，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更是忧心如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白山黑水燃遍抗日烈火。东北抗联有力的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向关内进犯的军事行动。1938年气急败坏的日军对东北抗联进行了严密封锁和疯狂讨伐。缺衣少药，几近弹尽粮绝的抗联部队被逼进深山老林。无数抗联干部战士因冻饿而死。1938年深秋，八名抗联女战士为吸引追敌，掩护主力转移，牺牲在急流滚滚的牡丹江；杨靖宇将军在吉林三道崴子密林中被日军围困而壮烈牺牲；不久，陈翰章将军在镜泊湖小弯沟与敌遭遇也以身殉国……
1940年，抗联部队，从原来3万人锐减至不足2000人。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部队面临绝境的危难情况下，北满省委决定缩编部队，保存实力，实行战略转移。而此次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将军一行三人的伯力之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具有典型俄罗斯性格的苏共远东边疆区负责人伊万诺夫面带惯常那副严肃矜持的表情，与远东军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等人走进会议室，会议开始了。
这次会议的翻译由相貌平平，面颊削瘦却有着铮铮铁骨的传奇式人物赵尚志担任。他的名字，日本人听到就头疼，就胆寒。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与苏联人打交道较多的抗日将领。
1937年初，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曾让人捎口信邀请北满抗联领导人赴苏商议重大问题。不久，中共北满省委决定派赵尚志为代表前去会谈。不料，过境后，苏方竟否认有邀请之事。赵尚志还被关进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长达一年半之久。从谈判桌到监狱，曾以不同身份与苏联官员、军人、警察和平民打过无数次交道的赵尚志不仅学会俄语，还熟悉俄罗斯人的性格和心态。
会议开始，周保中向伊万诺夫通报了抗日联军面临的困难。要求苏方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立场上考虑东北抗联转移到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建立野营，进行军事训练和阶段性休整的要求。
伊万诺夫倾听着周保中、冯仲云的述说。自1936年秋季起侵华日军不断向苏联挑衅，并连续举行对苏军事演习。苏方几年来急切的想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这项重大任务，仅靠派遣的俄侨谍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为掌握日军动向，只有借助东北抗日联军的帮助。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苏双方有着共同利益。
伊万诺夫同意东北抗联转移到苏联一侧进行休整。还就抗联各部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过境时，苏方应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事宜达成协议。
周保中重申了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把获得的日军在东北的军事情报通报给远东红军。
伊万诺夫把远东军内务部部长瓦西里介绍给周保中等三位抗联将领，并指定瓦西里作为苏联边疆区和远东军的代表直接与东北抗联进行联系。
3月27日，夜幕深沉，周保中、赵尚志率十余名警卫员向乌苏里江南岸进发。拂晓时分，周保中、赵尚志一行到达虎林县穆棱河畔。此刻，抗联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和第七军政治部主任王效明早已赶来接应。
周保中、赵尚志与崔庸健、王效明紧紧握手拥抱，为东北抗联打开战略转移通道，迈出通向胜利的第一步互相祝贺。
身在远东翘望延安
1940年春，战略转移开始了，抗联各部从不同方向朝黑龙江、乌苏里江进发。日军采取围剿战术，妄图彻底消灭抗日联军。在突围过程中，抗联战士忍饥受冷，昼夜兼程。
为保证战略转移的顺利实施，周保中频繁往返于乌苏里江两岸。策划指挥抗联各部队以最敏捷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渡江越界。
1940年9月20日，周保中率总指挥部在宝清县驻扎，准备迎候崔庸健等同志率部队在此会合后向对岸转移。10月下旬日军闻讯立即调兵追堵。10月29日，大雪纷飞，浓雾弥漫，难以辨认前行方向。周保中借助指南针，引领战友们，时而穿过高山密林，时而涉越齐腰深的草甸沼泽，昼夜强行军，抵达乌苏里江畔。此时，敌军以两个营的兵力，也驱车赶到了界江附近，追敌依仗装备优势，布网拦截，准备将周保中等200余名抗联将士全歼于乌苏里江畔。在万分火急的情况下，崔庸健连夜找来一只旧船，总指挥部和二路军的将士们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从河岔处起锚，向对岸驶去。11月1日拂晓时分，数路日伪追兵赶到江边时，周保中已率部登上对岸。
事后，周保中回忆道：“大江横隔，若无小舟渡过，则乌苏里江成为我之乌江矣。”至1940年12月，东北抗联各部队冲破日军包围圈分批分期跨越冰封雪覆的黑龙江，进入苏联边境。
距伯力75公里的雅斯克是一个依山傍水，森林茂密，既能与外界联系，又非常隐蔽的地方，这里被选为建立野营的地点。因位于黑龙江边，黑龙江的俄文字头为“A”，所以简称A营。先期过境整训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约300余人驻扎于此。在北面，位于海参崴和沃罗斯诺夫之间一个小火车站附近有处山高林密，当地人称之为“蛤蟆塘”的地方。苏军小部队，曾在此驻扎过，被选定为北野营地，依照沃罗斯诺夫的俄文字头称为“B”营。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500余名将士驻B营。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和军训指导由苏军负责,日常行政管理和抗联部队移师远东后思想政治工作由抗联自已负责。
在筹建营地时，令周保中、冯仲云寝食不安的头等大事，就是与中央中央接通关系的问题仍未解决。他们为此作过种种努力。周保中在伯力会议之前曾多次过界赴苏，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伯力会议之后，为尽快与延安取得联系，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周保中于1940年12月23日给苏联远东军代表瓦西里写信说：“我希望得到您的允许和帮助，我们要派代表到内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去解决东北问题。或者在您的帮助下，能从伯力接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
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还以抗联总指挥、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国内颇具影响的新华日报馆主笔先生，并请其代转内地各大报刊予以刊登。信中陈述抗联浴血奋战誓死抗敌情况和迫切希望找到中共中央的心情。
首次伯力会议期间，周保中曾要求苏联边疆党组织协助建立同延安等地的无线电通讯联系，苏方当时也许下诺言……但是，抗联将领们渴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的种种努力却一直未能如愿。现在野营建立起来了。抗联部队由战争环境转入境外整训，接下来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思想工作怎么抓？队伍怎样带？
1927年，年仅25周岁就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保中曾于1928年赴苏学习过军事理论，1931年9月回国后被中央派遣到满洲省委工作。在全新的环境下，什么是最重要的核心任务?周保中与同年入党的赵尚志和1930年以商船学校教授身份为掩护，从事抗日地下工作的冯仲云一起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确定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即：首先要在A、B两个野营地健全部队党的核心领导组织。在A营建立由陈雷等各部负责人组成的北野营党委。在B营成立由金日成等各部负责人组成的南野营党委。并明确指出：在苏联整训期间，东北抗日联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组织路线上的独立自主和核心领导。
野营整训开始了。周保中通过各种关系，辗转弄到两本毛主席《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油印小册子。他派人把书本上的毛主席画像临摹放大，印成大幅画像，发到A、B两营区的每个连队。把《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列为野营部队政治学习的必修教材。
野营部队边学习、边军训，周保中根据东北抗日前线形势，与冯仲云、赵尚志等同志遵照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把野营部队分散成小分队或作战小组轮流、分批派遣回国，组织潜伏在东北的地下工作者不间断地进行侦察骚扰，打击日本侵略军。这使受到抗联部队牵制的日本关东军无法进关，他们到处通缉、画图刻像、悬赏捉拿周保中，甚至喊出“谁割到周保中的一两肉，就能兑换一两金子”。
“弹劾”瓦西里
苏军代表瓦西里在收到周保中要求“协助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信件后，拖了两个月，才复信周保中，称“今年12月份，召集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次会议上解决党组织和游击队运动中的一切问题”，“在12月份之前各级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要到达伯力”。
1940年12月1日，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金日成、崔庸健等11位抗联将领到达伯力城郊白桦别墅。
这次会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周保中联想起前不久，在B营一次双边会议上，当地苏军代表提出过“将抗日联军和中共党组织分开”的提案。周保中闻讯后，直接找到苏联边疆区党委负责人伊万诺夫，驳回了这个实际上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抗日联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极端错误而危险的提案。
抗联将领们到齐之后，仍不见中共中央代表到会。12月7日，周保中询问苏方：中共代表何时到会？拖至12月16日，瓦西里通知周保中：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抗联将领们的深思、疑虑和不安。他们决定继续交涉。在瓦西里避而不见的情况下，12月20日，周保中、李兆麟写信向苏方正式声明：“原来会议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将参加会议，东北游击运动与苏联远东军的工作联系应由中共中央代表来规定新的方针。现在既已经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今后，游击运动的一切必须由东北党组织决定。因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共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信中再次要求苏方代为接通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系。
在无法按原计划召开联席会议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将领们在伯力城深入讨论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加强中共党组织建设问题，选举周保中、魏拯民、金策为东北抗联中共代表，临时机关设在伯力。
会议后期的一天，苏方人员和瓦西里露面了。瓦西里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建议：“同志们，我认为可以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另一位苏军上校紧接着向周保中解释把抗联的党和军队分开的理由，说抗联在东北独自活动下去已无实际意义。苏方其他官员也认为，由于反对日本法西斯根本利益一致，应当把两国军队合一起，由瓦西里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的军事行动。
瓦西里又以保护抗联，减少无谓牺牲作为理由，建议把仍留在东北牵制、打击日军的抗联部队全部撤到苏联境内，重新编组，然后再分别派回东北进行侦察活动，为苏军提供情报。
对于这种以“统一指挥”为名，行吞并抗联之实的论调，周保中义正辞严地指出：苏方代表瓦西里这种沙文主义思想和论调严重违反了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对此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党组织，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紧接着，冯仲云告诉伊万诺夫：“我们可以谈判国际合作问题。比如，在苏联境内野营军训，交流反法西斯的军事情报。但是，抗日联军的领导权、指挥权不能谈判。我们决不会也绝对不可能与任何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作交易。”
周保中又补充道：“任何损害中国党和抗日联军利益的决定，都将受到拒绝和抵制。我们认为现在瓦西里同志已不适宜作为联络代表。这个要求也希望苏联同志加以考虑。”说完，起身与伊万诺夫握手告别退出会场。
会后，周保中决定上书苏共中央，阐明东北抗日联军党组织的立场、意见和要求。一个月之后，周保中收到伊万诺夫的请柬，称将于3月中旬在伯力宴请中国同志。
3月中旬的一天在伯力军区招待所宴会厅上，伊万诺夫宣布了苏共同意中共东北抗联党委的立场和意见，并委派新的联络员接替瓦西里的职务和工作。新任联络员瓦夏在祝酒辞中代表苏联远东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军司令部向中国东北抗联将士“表示钦佩和慰问，并愿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夺取胜利。”
尾声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宣言。
1945年8月9日零点10分，苏军最高司令部命令苏联远东军三个方面军从西、东、北三个战区同时发起总攻。番号为独立步兵八十八旅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将军指挥下，配合苏联红军分三路挺进东北。苏联红军依据东北抗联侦察分队提供的准确情报，出动上千架飞机和数千辆坦克，以猛烈的炮火摧垮了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地区构筑的数百个军事营垒和战略要塞。在抗联部队配合下，长驱直入占领了牡丹江、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8月18日解放了全东北。
1945年9月上旬，周保中到达长春，立即向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要求，希望他提供飞机，派员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马林诺夫斯基当即表示赞同，并决定由长春派飞机到沈阳接冯仲云去延安汇报东北抗联的政治军事工作情况。
9月10日，进驻沈阳的冯仲云将军电告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也已进驻沈阳。周保中立即命令电台向东北人民广播八路军出关到沈阳的喜讯。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代表维斯别夫等飞赴延安，周保中、冯仲云在给中央的信中汇报了抗联已回到东北，“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阅读了周保中、冯仲云的信后，认为东北抗联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在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9月18日，彭真、陈云、张闻天、李富春、林枫、王稼祥、黄克诚等20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共率领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20日，周保中、崔庸健在沈阳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等十余位领导同志汇报了东北抗联坚持14年抗日斗争情况和配合苏军光复东北的进展情况，并把东北抗联党委会的全部关系及党员情况、档案移交东北局。1946年，东北抗日联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