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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三反”运动一瞥

作者:谢 涛




  李兆麟将军的卫士长李桂林随团回访雅斯克,在丛林中找到了野营旧址。图中老者为李桂林。
  1940年冬,为保存力量坚持抗日,东北抗日联军分批进入苏联境内。1942年,抗联改编为野营教导旅。图为旅长周保中(前排左4)、副旅长李兆麟(前排左2)等1943年在伯力合影。
  更正
  本刊第1期第27页右栏倒数第12行“6月”应为“9月”;第35页右栏第7行“干部”之后加“战士”一词;第51页左栏倒数第15行“老书生气”应为“老书生”;第59页图说“刘亚楼”应为“刘亚熊”,同页左栏第2行“十一大”应为“十届三中全会”。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作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建国初期,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江苏省委和苏北区委的直接领导之下,苏北地区和全国一样进行了一场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严峻的形势
  
  1952年1月7日,在扬州召开的“苏北直属机关干部代表大会”上,区委书记萧望东对解放以来苏北直属机关、各地委专署及财经企业部门已发现的贪污、浪费材料及数字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统计: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初,短短月余便查出贪污案件520余起,贪污总数在12亿3千万元以上(旧币,当时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下同);各种浪费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达120余亿元。
  南通花纱布公司科长徐宝荣一次性贪污就达到8856万元。淮南盐管局黑咀所以副所长为首六名干部集体贪污大米2万余斤,放走私盐不报税,使国家损失大米24万斤。行署农林处所属加工厂秦景淮等一次贪污6968万元。沭阳阴平区区长挪用公款与商人投机倒把贪污3000万元。仙女庙粮食营业所主任因官僚主义发生粮食被窃盗和霉烂损失1700余万元。1951年5月展开的物产展览交流大会上,布置上过分讲究排场,墙壁粉了又粉,到处用油漆刷了又刷,造成浪费铺张的开端。其后召开的苏北第二届农民代表会议、首届工农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以及烈军属代表会议,纷纷效尤,因铺张浪费遭受的损失达2亿5千万元。农村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更为严重,据南通地委的报告,自秋收以后,到农历正月止,估计仅在婚丧喜庆、敬祖拜神等方面的浪费数字至少在3千亿元以上,可买战斗机200多架,超过全苏北捐献飞机数字的四倍。
  
  轰轰烈烈的苏北“三反”运动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在区委书记萧望东的亲自领导下,苏北区委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与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1年12月28日,苏北区委向各级部门机关印发了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该指示为这场运动的开展制定了详细的步骤,并且在各级部门建立了“三反”运动的领导机关——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根据该指示,“三反”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开展广泛的教育学习,扫除思想障碍。当时,区委规定了一批重要的学习文件,各级党委和机关人员都要认真学习这些文件。这批文件包括: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向贪污行为坚决斗争》、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马列毛刘诸领袖有关党风建设的论文,等等。第二步要求所有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关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纪律》,并实行首长负责、亲自督促制度。第三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应当毫无例外地开展群众性民主检查运动,同时规定各级单位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树立起正反两面典型。
  在运动中各级领导运用事实,反复向群众说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国家的危害,和开展“三反”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讲清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号召群众以主人翁态度,大胆地坚决地检举和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同时检查本单位的问题,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责令有贪污行为的人,在限期内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其他贪污分子的罪行。由于政策正确、方法对头,群众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苏北最大的纺织企业——南通大生公司于1952年2月开展了“三反”斗争。全体工人在增产节约检查分会的领导下,根据“正面教育,自觉交待,既往不咎,杜绝今后”的方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放包袱”运动。凡受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腐化堕落思想影响因而过去有偷窃、揩油行为的工人,都坚决划清思想界限,自觉地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交待了自己的问题,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全厂组织了一支由1200余名职工组成的“打虎”队,掀起了反贪污斗争的热潮。不少中、小贪污分子经过领导上的一再忠告,交待了问题,并积极检举立功。职工家属也主动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支有110户家属报名的“劝说组”。南通大生公司的“三反”运动只不过是当时全区“三反”运动的一个缩影,其他机关和单位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个模式进行运动的。
  除了在各单位单独开展运动以外,当时还进行了全民性的“搜山捉虎”运动。这场运动发生在扬州,1951年1月9日,在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统一领导下,扬州市组织了千军万马的宣传大军,声势浩大地摆开阵势,配合以“打虎队”,发动广大群众搜山捉虎。当天下午开始,全市70多个报告员、一千余名宣传员和200多读报组同时出动,向工人、学生、妇女、市民进行宣传,一共召开大小会议千余次,组织了六万人以上群众听报告。宣传大军深入到每家每户,召开小型漫谈会、啦呱会,使“三反”精神的贯彻得以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流芳巷一位年近80的老太太义愤填膺地说:“贪污分子、不法商人都是国家的蛀虫,一定要把他们检举出来。”板井居民区60多岁的老大爷陶仲杰为了检举一个贪污犯,居然下乡跑了十多里路去搜集资料。这些典型例子或许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是不可否认,这场宣传运动气氛之强烈,规模之大,确实是空前的。
  在运动中,苏北区委特别注意因时因地制定运动方针,把“三反”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做到生产与运动两不误。根据苏北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指示,由于年关将近,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应以抓紧年关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为重点。总体来说,苏北“三反”的火力集中点是县以上机关以及各经济部门、企事业单位,在农村全体干部中并未将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各级乡村政府提出的“三反”总口号也是“爱国丰产计划”,除了法办几个民愤极大的贪污分子,只是尽力制止贪污浪费现象继续扩大而已。苏北机米厂在“三反”中斗争了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行为的领导班子,在运动过程中他们对以往的各项制度进行了检查、研究,对不健全的工作制度进行了修订,堵住了贪污的漏洞,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工人们通过“三反”运动的洗礼,大大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不仅杜绝了浪费现象,而且积极进行技术革新,使得生产成本降低了近百分之二十一,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六。
  
  对违纪干部和缴获脏物的处理
  
  到1952年的3月底,苏北“三反”运动进入尾声。为了正确地、统一地处理运动中所发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苏北区委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先后向各级部门机关印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于3月11日公布的《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脏款脏物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根据上述几个文件规定,对于在“三反”运动中所揭发出的贪污分子的处理,必须采取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大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立功赎罪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对官僚主义与浪费的处理,亦应以严肃态度,分别情况,予以适当解决,以教育干部,团结群众。
  当时对违纪干部的处罚和量刑都是十分慎重的。比如,贪污未满百万,情节较轻,且能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者,不视为贪污分子;超过百万少于千万者,将免于刑事处分,但有一定的行政处分,如果违纪者能主动坦白或在运动中立功,将不被视为贪污分子,免去行政处分;超过千万少于一亿者,视其情节和立功与否,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于刑事处分;超过亿元者,将视其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一定的刑事处分。根据苏北区党委组织部于1952年5月填制的“三反运动中干部受处分情况统计表”,在整个苏北“三反”运动中,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9512名。在这些干部中,除了75人自杀,25人潜逃外,约有2902人分别受到劝告、警告、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党内处分;约有4560人分别受到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和开除的行政处分;约有443人分别受到机关管制、劳役改造和有期徒刑的刑事处分;余下的11607名干部被免于处分。
  对运动中缴获脏物的处理,苏北增产节约委员会发布了《对脏物处理办法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凡判处机关管制及免于刑事处分的贪污分子,所缴出之日用品,经机关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退回,判刑事处分者,衣被及日用品亦可发还;凡机关需要之什物、器材,如桌子、床、沙发、墨油、电线、电容器等,归本机关使用;各种有价证券、外钞、大米证等,统一交国家金库,归公家收入;整批或零星布匹,统一卖给百货公司或机关合作社,或者委托他们代售;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送交银行保管;弹药送交公安局保管;其余赃物交由苏北增产节约委员会,成立五人以上的赃物处理小组,负责处理、接受和拍卖赃物。
  1952年6月初,全区范围的“三反”运动基本上结束。《苏北日报》于6月7日发表了《坚定胜利信心,巩固三反成果》的文章,对这场运动作了总结。诚如文章所言,苏北“三反”运动,是一场破旧立新的重大社会改革,它批判和涤荡了旧社会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污毒,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虽然,这场运动也有不完善的一面,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临时性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还出现了为完成任务而冲破理性的过火行为。但是,瑕不掩瑜,苏北“三反”运动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它谱写了党在反腐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