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读君新著共话当年
作者：龚育之
这是一部历史著作，又带有个人回忆的性质。如果说，个人回忆的长处是亲历亲见，若干细节和感受为他人后人所不知，可补文献的不足，人们比较爱读，那么，它的局限也在这里：限于亲历，视野不够开阔，难以展现历史这个多面体的丰满而复杂的全貌。这部书则不同。说它是一部历史著作，是因为它详细地占有了当时的和后来的各个方面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年及其前后的历史，展开了广阔的描写和研究；说它带有个人回忆的性质，则是因为它的这种广阔的描写，又是摆在亲历亲见和亲身感受的基础之上的，在客观的描述中，笔端常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
读过党史、读过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人，都会知道一九四七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毛泽东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一个山沟里（那时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可不仅是战事变化中一个普通的转折点，这是国民党二十年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作出的这个结论，对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说来，也许只是一个需要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的历史判断，而对我们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就完全不同了。我们那时候，还看不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报告，我们是从投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亲身感受中接近这个结论的，是从国统区人民对战局变化的密切关注中接近这个结论的，是从国民党当权者这一年言论的微妙变化中接近这个结论的，是以后读到在秘密流传中的毛泽东报告，才提升了自己的感受，化而为自己的觉悟和信念的。我们许多人，正是从这种感受中，走出迷惘，越过愤懑，走近革命，走近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这个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也是我们许多人人生道路的转折年代。
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是从学生运动走向工农运动，走向武装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刚刚卸任的江泽民总书记、即将卸任的朱基总理则是从学生运动，走向革命，走向中国共产党，走向新中国建设的。如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魂牵梦萦于革命战争年代一样，在我和金冲及这一代人中，向往那革命战争年代，却也魂牵梦萦于我们亲历的学生运动的岁月。金的这本书，写得最好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写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新抉择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党所说的“第二条战线”的部分。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北大学生沈崇被驻北平的美军强奸而引发的抗暴运动开始，中间经过由南京五二○事件而推向全国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而以杭州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而引发的事件结尾。毛泽东正是因为五二○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把它称之为第一条战线（人民解放战争）之外的第二条战线的。
读着金冲及用工笔细描的第二条战线的历史画卷，我回忆起我们班（长沙明德中学高三班）的同学，在课堂上同公民老师围绕沈崇事件而激烈辩论的情景。这位公民老师不知道是不是奉三青团之命，竟然在课堂上诬指沈崇不是良家女子，是延安来的特务，是奉共产党之命勾引美军来制造反美事端的。我们的同学刘观恩(郑惠)，愤怒已极，站起来直指老师的鼻梁：“如果是你的姊妹被美军强奸了，你会说这样的话吗？”从金冲及这本书中我才知道，这个无耻谰言，来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来自国民党特务在北大贴出的几张“情报网”，为驳斥这种污蔑，沈崇在北平的亲属不得不向社会公布：沈崇是从福建到北平来上学的十八岁女学生，曾祖父是清朝两江总督沈葆桢，父亲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处长。
沈崇事件在我们班上引起辩论，五二○事件则在我们全校引起巨大的波澜。我们也发动了罢课，还把校学生会报纸《明德旬报》改为罢课委员会的《明德怒潮》。响应华北学联定六月二日为反内战日实行全国总罢课的号召，这一天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全校辩论。尽管有学校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和恐吓，有老教师的苦口婆心的劝阻，在我们的同学雷普文的热情而悲愤的演说的鼓动下，大多数同学还是站到了赞成罢课游行的这一边。于是，冲破门卫，走上街头，在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向政府请愿示威。湖南大学和长沙许多中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走上了街头。
不过，那一天并没有发生全国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六二全国总罢课的号召，不是共产党提出的，而是几个激进的学生在华北学联会议上提出，一下子得到通过而发表的。从斗争策略上讲，这的确是很不明智的。哪有把行动的部署和日子事先告诉当局，让他们可以有备而来，加以镇压的呢？地下党改变了策略，在北平上海南京的几所大学都改为校内聚会，没有上街，避免了在激烈的冲突中使革命力量遭受破坏和损失。这个背景当时我当然不会知道，后来也不大明白。前些年从纪念袁永熙的一部文集《第二条战线的功臣》中才知道了地下党批评和改变这种冒险策略的前前后后，这个，金冲及的书中也都说到了。
至于书中关于于子三事件的叙述，使我回忆起第二年春天（那时我已到了上海），同上海的同学一道去杭州“春游”，住在浙江大学校内。我们的确游览了西湖那如画的风景，在桃花夹着绿柳的堤岸上流连。但大家的目的和兴奋点，其实是到凤凰山上去公祭于子三。这是秘密安排，事先没有宣布的。到了总有上千学生吧。旁边山头匍匐着闻讯临时赶来的持枪的国民党士兵，学生们则从容地举行公祭，上海学联、华北学联的代表宣读了一篇篇沉痛的祭文。持枪的士兵看着我们离去。晚上，在浙大的一间大教室里，还演出文艺节目，其中一个活报剧叫做《张开希的末路》，演员说着浙江方音，披着无袖大氅。“张开希”者，蒋介石也。这个情景，很可以说明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中的千夫所指和人心所向。
学生运动不论如何轰轰烈烈，归根到底，决定中国命运的还是武装斗争，是第一条战线。战争局势的变化也是学生们关心的焦点。延安陷落，我们难过，我们沉重，但并没有吞没我们的希望。刘邓大军过黄河南下大别山，陈粟、陈谢大军在黄河以南驰骋，我们欢欣，我们鼓舞。在时事讨论和战局分析中，许多学生都成了业余的军事评论家。我甚至在《时与文》杂志上写过一篇猜测共军会从什么地方过江的“读者之页”。金冲及和我一样，没有到过解放区，没有参军打过仗，但他当时一定同我一样全心关注着战局。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他更从各种来源掌握了详细的材料，既引用了当时上海的《观察》等报刊对战局的报道，又引用了国共双方当时公开的和内部的关于战事的电报和文献，还有共产党将领和国民党将领（不论是后来投诚的，被俘的，或者是跑到台湾去了的）在不同时期所写的战争回忆，甚至包括后来公布的蒋介石、徐永昌（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和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的相关日记，从而在他的书中写出了这一年有声有色的人民解放战争史。
比较起来使我感到不够满足的，是描写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那一章。金跟我一样没有亲身的经历，也没能像写解放战争那样去广泛地搜集详细的现场资料。但是，对我们党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决策方面曾经有过的多种多样的考虑，以及决策过程中经历的曲折，他这本书依据档案材料作了深入的叙述和发掘，我读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收获的。
总之，这是一本好书。我希望和我一样的过来人读一读这本书，从重温旧事和扩大视野重新审视历史中再一次唤起昔日的豪情。我也希望比我年轻和现在还年轻的人读一读这本书，从中了解中国一九四七年的具体生动的历史，了解这一年何以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了解这一年或者这几年何以成为前一辈许多人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从而了解和尊重那时的过来人的经历和感情，而为自己把握历史选择人生作一个参考。
（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写于北京万寿路寓所）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