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痛失知交悼郑惠
作者：徐宗勉
我和郑惠相识、相知已有50多年。
1950年冬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不久即认识了郑惠。由于他和我都被选为团支部委员，业余一起做团的工作，彼此经常接触，便成了好朋友。那时我很幼稚，思想基本上还处于“唯上、唯书”状态，而郑惠比我稍大几岁，是大学生，到过解放区，在文化、政治、资历等各个方面都比我强，比我懂得多，我常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帮助，但我从未有他高我一筹的感觉，也从未见过他对求教、求助于他的人指指点点，以教育人的人自居。每有议论，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商量的口气说出自己的看法，同时细心听取我的意见，使我不感到丝毫拘束。他关心我的生活和进步，为我的任何一点成绩而高兴。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同住在一间宿舍里，紧挨着他的办公室。当时他和王笑、张从丽等同志负责编辑《宣传通讯》，几乎天天加夜班，夜餐是街上买来的又热又香的馅饼。每当吃夜餐时他(还有王笑)总是不忘记送几个馅饼到宿舍来要我吃，结果我差不多天天都要躺在床上吃罢馅饼，才带着一种温馨的感觉睡去。我是南方人，初到北方，在北京举目无亲，又置身于中宣部这样组织纪律性很严的机关，却毫无寂寞之感，反而生活得愉快自如，原因自然很多，而得到像郑惠这样的真挚友情不能不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关心同志，乐于助人，而又谆谆善诱，这可以说是郑惠的本性，是一种很好的品性。正因为如此，当年在中宣部，年轻人不论男女，都喜欢找郑惠谈心，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从他那里得到思想上的启示或实际的帮助。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很烦神而又难有圆满效果的事，而老郑乐此不疲。他的这一特性终生未变。向郑惠遗体告别那天，一位受到老郑扶助的年轻人对我说：“凡是能帮助人的地方，郑先生都尽力去帮!”
郑惠为人和善可亲，却并不缺少原则性；他勤于思考，敢于求真，讨厌人云亦云随风倒。
1957年。我和他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反右派运动来了，我因在党小组整风学习会上讲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困惑，涉及党内和国家生活中的某些主观主义和不民主的现象，被定为“右派分子”。郑惠对此想不通，认为我根本不是右派，并且跑去问领导为什么要定徐为右派?当时郑惠是预备党员，即将转正，正是需要谨言慎行的时候，而他竟出此举。此举当然改变不了我的命运，而郑的看法也并不因此而改变，仍然表示想不通，以致被视为“右倾”，受到延长党员预备期的处罚。此后我被逐出北京，不见老郑达20年。1978年夏，黎澍同志将我借调到北京，那时关于几十万“右派”的“改正”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还意见不一，因而在一般人眼里我依然是“右派”，只不过不戴“帽子”而已，个别老熟人见到我甚至故作不认识。而郑惠、呼玉镜夫妇却一如既往，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为我回到北京而高兴。老郑还积极支持为我的“右派”错案平反。在1979年春由黎澍策动召开的讨论原中央政研室错划的“右派分子”及“中右分子”平反(文件上叫“改正”)问题的会议上，郑惠(还有丁伟志)是发言最充分、有力，主张平反最坚决、彻底的人。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初起时，郑惠曾与别的同志一起，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正常的组织手续，向中央如实反映某些实际情况。这本属党员的权利，也表现了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责任心。不料因此竟遭到严厉的审查和批评，甚至被无端加上吓人的罪名。对此，郑惠当然不会接受，他据理申辩，将不实之词一一驳倒。当时他说到此事时十分气愤，但对自己所做的事毫不后悔。自此之后，他仍然不改本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求实。他主持下的《百年潮》敢讲真话，敢于揭示历史的真相，深为广大读者称道。
这里，我还想说一点，老郑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爱与憎都很鲜明，但重感情并没有妨碍他对人与事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仅举一例：他对胡绳同志感情很深，对胡老的思想、著作也有很高的评价，并自居为“长期受胡老教诲、栽培的弟子”(见《程门立雪忆胡绳》)。尽管如此，老郑对胡老的学术观点也并非全都赞同。胡老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些论点和主张在近20年中曾受到一些后辈史学家的质疑。郑惠是党史专家，不治“五四”以前的近代史，但我发现，他对有关胡老某些学术观点的争议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对一些学者不同于胡老的观点也有较多的认同。在其他个别问题上，他与胡老的看法也有不同，并能向胡老直陈己见，以供其借鉴。这使我想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郑惠同志是一个毕生坚持实事求是的老实人，是一个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好人，也是一个外柔内刚，“和而不同”的智者。斯人己逝，风范长存。他给予我的诚挚、深厚的友情将永远永远地激励、温暖着我。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