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刘承烈、刘人瑞与“新国民党”的华北电台
作者：刘绍韬 刘绍亮
这所建筑物，购于1931年夏。是用广东非常会议提供的倒蒋经费购买的。房主人刘承烈，1925年因“熊克武案”被扣广州，经谭延疏通，1926年被委以特派员名义派往武汉负责广州国民政府北迁筹备事宜。1931年广东非常会议反蒋期间，被委派为广州中央驻华北代表，并负责筹建秘密办事处，遂举家由汉口迁来天津，一直住在这里。”新国民党”成立之后，华北党部也就设在庆松里。所谓华北党部机关，除电台报务兼机务(最后一位报务周志成，江苏人，30多岁，英语较好)、秘书兼译电人员(后期秘书姓厂)外，并无其他工作人员。住在庆松里的多为料理日常起居的厨师、保姆、锅炉兼勤杂等不参与机密的服务人员。这里表面上就是住宅，同租界区内的其他寓公、失意政客并无区别：加之，刘承烈夫妇均吸食大烟，一般很少外出，又有一系列的掩护措施，机关一直比较安全，从未发生过意外。
“新国民党”华北党部的电台，是广东非常会议反蒋时期建立的，，第一部电台设备是1931年从海路运来天津的，随机还派有电台工作人员。第二部设备足1933年上半年由刘承烈南F广东带回来的，由邹鲁主持配备，陈济棠提供，同时还带回厂]o万元经费。此前因经费不足，巾刘人瑞出面通过熊希龄的侄女婿、时仟天津人陆银行总行文书主任的李政(字远钦)，向大陆银行借得3000元才得以成行。这笔钱向以“革命的苦行僧”自恃的刘人瑞—·自无力归还。几十年后，大家还不时提及此事；
关于刘承烈南下的具体时间，没有准能准确记忆。杨天石教授在台湾发现的1933年3月8日《陈嘉致胡汉民函》为此提供厂根据：该函云：
“劭襄计已到港，顷石麟又自北归，谈北方情形甚详，兹来港面陈种切，想我公必有以指示之也。热河失陷，举国同情，介石舍外以对内之野心，已为人所共见，吾人于此不能不有积极主张，以慰国人之望。昨在沪同人曾有电陈左右，计邀察及。务乞我公提挈西南同志，争起直追，作有效之奋斗，甚所盼聿。”(见《海外访史录》第312页)
劭襄，即刘承烈，其到穗港的时间年3月初。石麟，即刘人瑞。
刘承烈的主要任务是留守机关，负责日常工作及函电处理，与当地政要保持联系，确保机关安全，因此很少外出，公开场合从不露面。连胡汉民治丧这样的活动，也均不署名，不出席。前辈留下来的口碑材料，证实这几年中他只到南方去过…次。因此该函所指南下广州，当是带回电台新设备和10万元经费的这—-次。函称“劭襄计已到港，顷石麟又白北归”，表明二人在同一时间先后离开平津南下沪粤。这大概是由于华北形势趋紧，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公开亮相在即，急需南方支援和配合之故。《冯玉祥日记》1933年2月11日称：”刘人瑞先生来谈各方面情况，要川资二百元。”刘人瑞南下当在此后不久。
为确保机关和电台安全，两者有时分设两处。华北党部还有多种房产和租用的房舍，做为接待来津人员以及随时疏散人员和转移电台之用。除前面提到的庆松里外，还有英租界的吉安别墅、大兴村和x x道的33号(在伦敦道附近)，以及法租界的美业大楼(在法国桥今解放桥刚近)；为压低电台声响，特意购买厂一台英国造电冰箱，每当电台工作都同时启动电冰箱。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破坏，还对天津市电报局长、电话局长，尤其是英法两租界的工部局长给子特殊“打点”—其中对英法两租界工部局长的“扪‘点”最为丰厚，有时——次达数百元。当时英租界的1：部局尺为刘西林，市电报局长为王若僖，市电话局长为张子奇，王若僖、张子奇还曾提供过电讯器材 。1934年11月国民党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逮捕吉鸿昌和任应岐，刘承烈、刘人瑞曾向法租界工部局长交涉营救，但因蒋介石派北平军分会特务处头日郑介民专程到天津直接掌管此案，未能奏效。
当年在胡汉民身边工作的王养冲教授说：“北方的组织由邹鲁直接领导，成绩要大·点。”“天津电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为了说明这部电台工作的有效性，不能不提及1943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这部电台曾长期为小共北方局与陕北中央的联络服务的事实：解放后，刘贯—同志说”红军初到陕北时，电源缺乏，收听天津的电台足较清晰的”。此外，刘承烈等人还在经济方面、情报方而，以及为中共要员(柯庆施)离津办理所需证 件、川资、船票等方面尽可能提供便利。1982年。刘甲 因有这段经历办理离休待遇时，谢甫生、刘贯一、朱其 同志为其出面作证。曾任中共地下天津市委书记的姚 杯于1982年5月12日题签了一段文字：“我没有直 参与情报系统的工作，但当时我在天津工作，以后在 北省委和冀热察区委工作，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证明” 这部电台为中共联络服务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 发、英美对日宣战、租界区失去屏障作用时为止。
这种密切关系，固然与刘仲容(刘承烈之次子) 1933年建立与上海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和他长期在／ 恩来、李克农领导下进行：[作有关，但华北党部其他1 责人个人与中共的联系大都始于此前。如任应岐与刘{ 的联系始于1930年，北平交道口任宅和天津英租界十 公馆是刘仁最安全的住所。为了肯定刘仲容的历史十 用，在刘仲容逝世十周年之际，平杰三、罗青长以《真诚 的朋友 智勇的战士》为题在《人民日报》—亡发表专文纪 念刘仲容。
从护法时期就并肩战斗、结为续谱兄弟、后又同》华北党部负责人的刘承烈、刘人瑞，在“新国民党”解体后，一直在平津坚持反蒋抗日斗争，至死不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并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1938年夏秋，刘承烈父女与中共代表朱其文(解放后任驻越南寸使)经唐山古冶矿区转滦县赵各庄参加冀东秋收武装走义(同去的还有“副官”齐秸屏，河北枣强人，40岁左右1953年逝世于青岛)。刘人瑞则留守平津。刘人瑞始终参与机密，刘夫人熟知内情。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刻意在我们懂事后向我们讲述内情(有些甚至在解放前)，一系列的事件、人名、地名，都是母亲有意识向我们灌输的，希望我们继承先父遗志。在母亲逝世多年后，我们读史寻踪能有所收获，与母亲当年的传授不无关联。
1939年3月下旬，刘承烈父女自平西解放区返回平津。肖克派姜时同志护送到北平。时住西城成方街的刘人瑞和时住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李政、熊璧一家为确保姜的安全，特将姜就近安置在熊希龄宅第院内，并筹办一批药品安全带回平西解放区。待姜安全脱离后，刘承烈、刘人瑞才离平赴津。不幸的是，抵津后的第二天即4月6日，刘人瑞竟因脑溢血逝世于庆松里，年仅47岁。解放后，姜时同志多次代表组织前来看望，并拟安排刘夫人卢励员和熊璧重操医生旧业和妇联工作，后因卢已在外地医院工作、熊因家务拖累未得落实。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