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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
作者：沈宝祥
我从1977年6月初到1981年9月底，在这四年多时间中，有幸在耀邦同志具体指导下，同其他同志一起，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搞拨乱反正。但是，我只是做一些具体工作，知道的情况也很少很浅。本文就我所接触到的情况，略加记载。这至多是“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本大书的一个小小的目。
今天，我正式上班了”
我1977年3月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三月四日，上午。理论小组学习《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接到中央通知：华主席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党校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全校开庆祝会，游行。
当时，大家对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来主持工作，确实是衷心欢迎。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感受。从我来说，对耀邦早就有很好的印象。我是在1949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1951年参加工作后不久，就是胡耀邦同志担任团中央书记。我当时在团的基层组织兼任支部书记、副书记等各种职务。我在报纸上常常读到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很受启发，心目中很佩服这位团中央的书记。
上世纪50年代，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还兼校团委统战委员的社会工作。大概是1958年的一天，学校有关方面要我带领一批学生到上海江西路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去参加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大概有一二百人。会议开始，会议主持人荣鸿仁（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弟）说，耀邦同志来上海，今天同大家见面，欢迎耀邦同志讲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并听他讲话。我至今还记得，耀邦同志这次讲话的主题，是断资产阶级之情，立无产阶级之志，是针对参加会议的对象讲的。我还记得，他举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南京理发厅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优秀女青年理发师为例。他的讲话说古论今，旁征博引，生动风趣，一下讲了二三个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觉时间长，讲话结束时，大家热烈鼓掌。大学生是很会挑剔的，很喜欢评头论足。一堂课，一次演讲，要博得大学生的好评，很不容易。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过了二十来年后，突然听到耀邦同志要来当我们的副校长，在我脑中立即引起对他美好的回忆。
1977年3月9日，耀邦来党校同领导层见了面，即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3月25日下午，在中央党校礼堂东教室开全校党员大会，耀邦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这也是他第一次同大家见面。他在秘书小梁的陪同下走进东教室。这次会议不像通常那样有一位主持人。他走上讲坛就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一上班就传达中央的重要会议。”大家热烈鼓掌欢迎。
中央党校长期由康生分管，推行“左”的路线，是“文革”的重灾区。
经党中央批准，从4月7日开始，胡耀邦同志采取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是：“文革”中建立的校和处室一级领导班子的成员、尚处在靠边站状态的“文革”前校和处室一级的领导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每个支部选出的一个代表。我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耀邦主持，采取民主的方式，大家发言摆情况，揭问题。耀邦的许多讲话和插话，使我很受启发和教育。参加这个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也对耀邦同志有了进一步认识。
就在这个整风会议上，耀邦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句话他讲了几次。他提出，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搞。后来，给这件大事起一个名称，叫做“拨乱反正”。在我们党内，耀邦同志是拨乱反正的先觉者。他的思路是，从思想理论问题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压 迫自己”
1977年6月4日上午，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会前，当时已任耀邦大秘书的陈维仁通知我，会后留下参加耀邦同志召开的小会。十一点，整风会议提前结束后，我和其他一些人（约十来个人）留下，在大会议室一角参加那个小会。耀邦同志讲了有关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办党校简报等问题。他在最后说，要办一个《理论动态》，有人推荐孟凡、沈宝祥同志，还要找几个人。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要我参加搞这个刊物。我虽然没有思想准备，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参加办《理论动态》，改变了我的人生，耀邦同志引导我走上了理论工作道路。
在这个小会上，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他讲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可见他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早有自己的考虑。
经过紧张的筹备，1977年7月15日，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理论动态》创刊了。
这个刊物是耀邦一手创办起来的。刊物的名称，刊物的式样，五天出一期，每期刊登一篇文章，密切联系实际，文章要精短，要适应领导干部的需要和特点。这些问题，耀邦都作了周到的考虑。
《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原来，耀邦和陈维仁同志已经准备了几篇文稿，但作为创刊第一期的文章还没有找到。那时，耀邦在中央党校举办一种理论活动，叫做理论座谈会。就是召集一部分同志探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7月12日上午，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楼三层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理论座谈会，主题是如何搞好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辅导。这年5月1日，以华国锋名义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头文章。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列为当时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即将开学的中央党校教学的首要内容，需要认真研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发言，对“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耀邦当即肯定了吴江的发言。座谈会结束以后，耀邦对吴江说，将你的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怎么样？吴江表示同意。这样，就决定《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创刊。耀邦转身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了第1期，以后就得五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
当时办事的速度很快。7月13日晚，吴江就将文稿写出来了。14日上班，他将文稿交陈维仁，陈将文稿直接送印刷厂排清样。当天下午，陈将清样送耀邦审阅，他当即定稿（稿上写有“300份”字样），马上返回印刷厂付印。7月15日上午，由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用自行车将三百份刊物（一小捆）运回，我们就按耀邦定的名单发行，主要是发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也发给中央党校有关同志。在校内很快就有比较强烈的反映。
我的日记在这一天是这样记的：
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
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同志处反映对第一期的意见。耀邦听了很高兴。
第一期《理论动态》发出去之后，很快就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来索要，因此，就加印了三百份。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个题目，在当时就会使人感到震惊。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写进了党章。对这个理论的任何怀疑和不恭，都被视为大逆不道。1977年8月举行的十一大，同九大、十大一样，继续肯定这个理论。在十一大以前一个月，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就提出对这个理论要“探讨”。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说，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对某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是极其重要的，但不能把“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也不能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我们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应，部分不适应，或个别环节不适应”。文章还指出，“继续革命”就其任务内容来说，“既包括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命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文章引毛泽东的话说，“科学技术革命是不断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大讲反对极右路线，这篇文章指出，“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有“左”，也有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上述二点，是所谓“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观点，这篇文章都提出了不同看法。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内容很普通，也很不彻底。但在当时来说，讲这样的话，却是触动了十分敏感尖锐的一个问题，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确实体现了胆略和勇气。
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给了邓小平。中央办公厅曾来电话，传达邓小平的意见。当时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组工作的孟凡同志，在1978年1月写的《汇报提纲》中有这样一句：“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耀邦曾说，“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转引自吴江《十年的路》）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高层对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最早酝酿。讲中国的拨乱反正史，应当提到这一篇文章。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搞”
《理论动态》创办以后，按照耀邦的思路，针对当时的情况，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撰写和发表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谬论，同时也勇敢地触及多年来的“左”，特别是碰了那些属于禁区的使人望而生畏的问题。
在创办之初的1977年，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抓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理论动态》第3期刊登了列宁的一封信。就是列宁在1916年11月30日写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主要是介绍这封信中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文前，我们加了一段比较长的编者按语，指出，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个原理，决不可忘记原理之间的联系。
这一期《理论动态》发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全文登载。因为多年以来，习惯于学语录，特别是在“文革”中，大家手持《毛主席语录》，口呼“战无不胜！”。这种搞片言只语的恶劣学风，影响深广，为害极大。这一期《理论动态》有很强的针对性，使人们受到很大启发，自然引起强烈反响。以后，《理论动态》又发表《干部理论教育要系统地学习原著》等文章，进一步讲这个问题。
抓的第二个问题是，破除个人迷信。
多年来，个人迷信盛行。不破除个人迷信，就很难前进。《理论动态》在1977年12月25日出刊的第33期，编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的稿件。在编者按语中明确讲，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诞辰。我们深深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但我们又决不能脱离开人民群众的作用来不适当地评价领袖人物的作用。这一期《理论动态》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特别是，选刊了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一期《理论动态》触及的是一个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反应特别强烈。许多人说好得很，赞不绝口，也有人看了以后很气愤。有一个教研室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一下。我去了以后，他们拿着这一期《理论动态》责问我，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的矛头针对谁？我回来以后即将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报告。他说，你要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这一个具体事例说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阻力很大，很艰难。
抓的第三个问题是，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拨乱反正。
多年来，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资本主义，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理论动态》创办以后，逐个问题进行拨乱反正。从第6期开始，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比如，《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要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几个问题》、《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社会主义银行的储蓄利息是剥削吗？》、《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等等。以上这些问题，多年来，颠倒了是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人们迫切要求搞清楚。因此，《理论动态》的这些文章如一股清风吹来，使大家有耳目一新之感，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也有人反对，甚至大骂。
耀邦将这些文章比喻为“投枪，匕首，手榴弹”。其实，在当时来说，有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重磅炸弹。
“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新闻界的同志很敏锐，他们很早注意到《理论动态》的文章。
1977年12月3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34期，发表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一文（提前发行）。《人民日报》的编辑同志看到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来要求转载，当即得到同意。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又来电话问，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当时，正好我们几个人在，就转身请示耀邦。他思考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大家感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一致赞同。随即由陈维仁同志给《人民日报》编辑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他们也很赞赏这个署名，当即表示同意。但是，《人民日报》在1978年1月2日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却是“岳平”，而不是“特约评论员”。“岳平”显然是“特约评论员”的谐音。此后，“岳平”就成了《理论动态》文章的一个署名。直到2月19日，《人民日报》在发表《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时，才用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这是耀邦同志指导中组部同志撰写的文章。此后，《理论动态》的文章就连续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被广泛使用。在耀邦的倡导下，一种新的新闻文体在拨乱反正中应运而生。
对于“特约评论员”，香港等地报纸纷纷报道，并发表文章揣摩和评论。在当时，“特约评论员”文章很有特点，很引人注目。报社的同志也乐意用这个署名。因为报纸发社论要送审，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分管宣传工作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那些有棱有角的拨乱反正文章，是很难获得批准发表的。如果用“本报评论员”的署名，又不那么引人注目。“特约评论员”文章既不必送审，又引人注目，其影响甚至超过某些社论。“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本身就闪烁着智慧。《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概括了“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特点：“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立论，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能引发读者深思和回味”。胡耀邦同志将“特约评论员”文章作为推进拨乱反正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拨乱反正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进程中，一篇一篇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冲锋陷阵，起着排头兵作用，功不可没。
“这十几年的历史要看实践”
拨乱反正有自己的逻辑，必然要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搞”到抓总问题，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
开始时，我们论述问题，先讲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论述的，林彪、“四人帮”是怎样歪曲的，我们应当怎样正确认识。有些问题可以这样论述，但深入下去很快就遇到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理论动态》的文章也逐渐触及到这个问题。第9期（1977年8月25日）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中，就批评一些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刊登了解放军报社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这篇文章的第二个小标题是：“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文章引了毛泽东的话：“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但仅是从文风这样的小角度提出和论述问题。
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会开会（实际是扩大会），讨论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提出的“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方案”。胡耀邦在大家讨论过程中多次讲话和插话。他说：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你们的整个体系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耀邦的讲话明确提出要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
主持会议的副教育长冯文彬同志（当时中央党校的主要领导人就是胡耀邦和冯文彬二人）也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会议最后，耀邦同志作出决策，成立一个组，由吴江同志任组长，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在耀邦同志指导下，于1978年4月撰写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初稿。这个文件首先提了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一条是：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进行研究。第二条就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在1978年4月中旬党的学说十天课程中，将这个文件发给在校的八百名学员阅读讨论。这八百名学员大部分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还有一部分是理论宣传干部。八百名学员讨论，这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影响也很大。当时，个人迷信还盛行，又有“两个凡是”的禁锢，这样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在八百名学员讨论的基础上，吴江决定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耀邦同志两次审阅此文稿。第一次是在4月底或5月初。第二次是在1978年5月6日，具体经办人就是我。这一天下午，耀邦在北京灯市西口富强胡同他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理论研究室研究组长孙长江将他撰写修改的文稿交我请耀邦同志审阅。到了他家坐下后，我就将文稿给耀邦并说，请你先看这个文稿。他接过文稿就埋头看，大家静坐在一旁。很快，耀邦就将文稿看完了，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他又说，有两个提法是否再改一下。他以商量的口吻讲了自己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迅速将他的修改意见记下。回来后将文稿整理清楚交孙长江。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全文转载。5月12日晚，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电话，有人对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耀邦知道这个情况后，于5月13日下午在他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会上，首先由胡绩伟讲了那个电话的内容，然后进行议论，大家感到很意外，对那种无理指责很气愤，你一言，我一语，进行批驳。这可以说是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开始。耀邦同志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毛主席）呢！他很有感触地说，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他提出，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我们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把历史潮流怎么不可阻挡这个问题讲透一点。耀邦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批评“两个凡是”。
《理论动态》在第70期（1978年6月30日）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人民日报》在同一天以“岳平”的署名发表了这篇文章。《光明日报》在7月2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指出，十年“文革”造成的灾难激发了人民的觉悟和斗志。这种全民族的觉悟和斗志，必将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带来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的飞跃前进。文章说，人心所向，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人民之中。耀邦对这篇文章很赞赏。他说，他看了五遍。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耀邦同志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阻力，指导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了多篇文章，为推进这个大讨论而不懈努力。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前沿总指挥。
“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以上这句让人揪心、让人百感交集的话，是耀邦同志于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初步开展起来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同我们几个人交谈时说的，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理论动态》创办时，他对我们说，我同你们一起干两个月，以后就由你们自己干。随着这个小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也越来越放不下手了。1977年12月17日上午，他突然召集我们几个人到他办公室开会，第一句话就是：我后天到组织部上班。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心里有点依依不舍。耀邦看透了大家的心思。他说：“我还和大家共命运。”他讲了以后联系的方法。这时，《理论动态》创办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个会上，他对我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人家骂我们，奚落我们几句，暗地里放这么一枝冷箭，我看没有关系。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民心上，党心上，把我们的荣誉、耻辱、命运，寄托在人民的裁决上。要附属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袖，就都清楚了。他鼓励我们，要当个思想的前卫，不是后卫，我们要当前卫战士。我们理论动态的参加者就以这个为标准。
耀邦除了经常批转材料给我们、审阅稿件外，每隔一段时间，就召开一次会议，随着他工作职位的变化，有时在西单中组部大楼，有时在钓鱼台中宣部，有时在他家中，后来还到中南海。每次开会，都是议论各种问题，研究文章选题，无拘无束，生动活跃，出思想，我感觉很有收获。
耀邦同志为办《理论动态》，搞拨乱反正，真是呕心沥血。他出选题，设计文章构架，审阅修改定稿，既快又细致。他工作那么忙，但我们送给他的文稿，一般是今天送去，隔天就退回。
耀邦最后一次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是在他当选中共中央主席以后，那是1981年9月29日，他把我们叫到中南海勤政殿。我坐在他侧面，他第一句话是向着我说：“老沈，别来无恙！”一下就使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他提出，在文风上，要反对假、大、空、套、长；写文章的根本方法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地上到天上；他鼓励我们要广泛涉猎，重点研究。我粗略统计一下，在四年多一点办《理论动态》期间，耀邦同我们开会谈话近四十次之多。我自己感到，在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四年多时间，使我在政治上、理论上、治学上、为人处世上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育，好比又读了一次研究生。所以，我是把耀邦当作导师来尊敬的。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