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我给毛主席送信
作者：王文耀
当时，陶铸同志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他的大力帮助和关怀下，我们跑了许多村子，最后在番禺县作了一个月的调查，吃住在农民家中，陶铸同志曾多次下去探望，非常关心。
大约是1961年2月回到广州，按照主席原定的计划，中央这时准备在广州开会讨论农业问题。陈伯达及其随行人员住在东山小岛二号楼，主席住在右边的一号楼，少奇同志住在左边的三号楼，我们对面楼住的是主席的随行人员罗光禄秘书等。四栋楼中间是个院子，我常常看到少奇同志由王光美同志陪同在院子里散步，少奇同志的散步不是慢步走，而是像齐步走式地快走。有时光美同志急步跟上，两人并肩齐步走，不说话，似在思考。少奇同志散步时，我们是不出楼的，只在室内的窗前仰慕地看着。
陈伯达在调查中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记得在农村，他和一些领导同志争论得很厉害，像吵架一样。那时，有人脑子仍然很热。我记得有一次，他和广东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安平生谈到一些问题，安平生对陈伯达说：“哎！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支部书记梁纪南是个转业军人，他主张不要公共食堂，说公共食堂不好，说好是假的。公共食堂有几大坏处，如社员不能养猪、养‘三鸟’（鸡、鸭、鹅）；食堂大量烧柴而滥砍乱伐树林；滋生多吃多占、贪污偷窃；吃过头粮等等。同时，他认为公社以队为核算单位较好，这种主张还是不多的。”安平生也是有这种想法的人，陈伯达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对安平生说：“那你把他找来咱们和他谈谈好吗？”安说好，陈又说：“那你马上找！”
当天下午，就在省委大楼里一个小会议室和那位支部书记座谈，参加的人不多，总共约五六个人，由于对公共食堂、核算单位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的意见安平生已经向陈伯达讲过，大家都对这类问题考虑时间较长了，所以座谈中几乎是陈伯达和支部书记一问一答，时间不长就结束了。
晚上就整理出一份很短的谈话记录。记录搞好后，陈伯达很高兴，写了个信封封好交给我说，送给主席。我拿着信送到我们对面楼秘书住的地方，只见屋里开着灯，但没有声息，罗光禄躺卧在床上，呼呼大睡，看样子很疲劳，我向前叫他“罗秘书”，连叫三声。他都没睁眼，只嗯了一声。我对他说：“伯达同志给主席一封信，请你交给主席。”他还是嗯了一声。我说：“罗秘书，我给你放在这里啦！”说着，我随手拨开蚊帐，把信放在他枕头旁边就走了。
回到陈伯达的卧室，陈问我给了吧。我说罗秘书睡觉了，我放在他枕头旁边，告诉他请他交给主席。这时，陈躺在床上也没有睡意，我们俩就闲聊上了，话题还是农业问题和那个座谈会记录。陈说：“这个支部书记的意见不错，安平生同志他是管农业的，其实他也赞成这种意见，但是他在省委不敢说。”我问为什么，陈说：“现在大家脑子都还热，说了也没人听……”聊了一阵，他还惦记着那封信，陈问我：“不知道罗秘书给主席送去了没有？”我说我去看看。我过去一看，那封信仍放在那儿。我便说：“罗秘书，您还没有给主席送去呢？伯达同志在催了！”他嗯了一声翻了个身，没睁眼说：“一会儿去。”我又回到陈的身边，陈问：送去了吧？我说罗秘书说一会儿就去。我们还是接着闲聊，说东话西、天文地理，但当时正在搞农业调查，因此还是谈农业多。
已经到了下半夜，陈又说：“现在他送去了吧？”我说再去看一看。进了罗秘书的房间，看见他还在睡觉，我想罗秘书太累了，便说：“罗秘书，你太累了，我把这封信交给张素兰，请她转交主席好了。”罗秘书嗯了一声，我就将信拿走了。
主席的门卫认识我是陈的工作人员，就没有问，进了门就是大走廊，正好碰见服务员张素兰从主席那边过来，我便拦着她说：“小张，伯达同志给主席一封信，请你转交给主席。”她说：“我不管，你去给小周（指周福明）吧，他现在在主席屋里。”我说我没有去过，她说一拐弯就是，说罢便走了。
我只好向前走进大玻璃走廊，一拐弯到了主席卧室门口，房门大开着，房间很大，显得空旷，我一跨进门就看见主席只穿着个大裤衩子，腰上搭着一条毛巾被，面朝里躺在床上看书。屋里只有主席一人，不见卫士小周，这时我有点心慌，进、退都不行了，心里想主席不认识我，太冒失了，把主席吓一跳可不行。我站在距主席3米远的地方，他又背对着我，于是我就喊：“报告！”这时主席慢慢转过身来，我马上作自我介绍：“我是伯达同志那里的工作人员，伯达同志给您一封信。”主席听了，将手伸过来，这时，我急步向前双手将信交给主席。主席接信后，缓慢地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回答：“叫王文耀！”主席说：“谢谢你。”我说：“主席不谢。”我确实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信后，接着就拆信看，我立即向后退两步，还未退出，这时主席身边卫士小周穿着背心，双手端着脸盆从浴室里出来，看样子是主席刚洗完澡，他在给主席洗衣服。我给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这家伙才出来。随即，我就离开了主席的卧室。
回来后，陈伯达问我：“他送给主席了吗？”我很愉快地说送去了，是我亲自交给主席的。陈伯达惊讶地说：“你说什么？”我说：“罗秘书太累了，我告诉他，我送去交给小张，让小张转给主席，可小张不管，我就直接交给主席了。”陈伯达笑笑说：“主席也不认识你，你不会闯祸吧？”我说：“不会的，我已向主席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是你这里的工作人员，主席还问我叫什么名字呢。”陈说：“嗯，你可真的别闯祸。……”
第二天晚上，陈伯达开会回来说：“那个谈话记录主席批准印成会议文件了。你看主席还说到你到他卧室这件事，以后别这样做了。”后来，汪东兴同志也对我说：“以后有文件都交给罗秘书好了。”
这个谈话记录印成了文件，我看到主席的批示是：
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一时
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几十年都忘不了，尽管我算是违犯了纪律，但是安平生同志反映的这个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的意见得到了中央主席的重视，印成了中央会议文件，后来又被中央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所采用，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难忘的事总是要在脑海里萦绕着，1999年大约5、6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刘志男同志谈及此事，他说安书记现在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领导，此事可以与安书记直接核对。我很高兴，便对志男说想见见安平生同志，谈谈他当时反映的这件事的经过。志男同志告诉我说，安平生同志身体不好，他可以将我想看望他的愿望报告安老，让我等他的安排，在适当的时候与安老见面谈话。可我等到国庆节前夕，却见到报上说安老逝世了，这使我痛心不已，成为终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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