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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杭州
作者：毛应民
针对“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陈云告诫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泛滥，一系列项目一哄而上，全面铺开。由于不注意施工质量，盲目采用一种还没有完善的拱形屋架，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在这些工程质量事故中，杭钢合金钢车间厂房倒塌事故最为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陈云的高度重视。
1958年底，陈云风尘仆仆赶到杭州。12月16日，陈云在浙江省副省长吴宪的陪同下，到杭州钢铁厂合金钢车间基建工地视察。他详细询问了发生事故的有关情况，并关切地询问事故抢救和善后处理情况。12月22日至26日，他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12月2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基本建设工作的成绩，同时指出，在成绩的后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突出地表现在从1958年10月以后，“发生了比历年多得多的工程质量事故，同时也有许多工伤事故”。他分析了造成这些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的原因，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注意了“多”、“快”、“省”，注意“好”不够。注意了数量，忽视了质量。第二，反对保守思想后，出现了片面节约材料和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倾向。比如大钢铁厂，应该用钢结构的就要用钢结构，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就要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不是保守，也不是浪费，而是实事求是。第三，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有些地方却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破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能打破。第四，注意在基本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但是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是取消管理制度，而是使群众起来参加管理，改进管理制度，遵守管理制度。第五，不少地方的施工力量同其担负的基本建设任务很不适应，力量小、任务大，技术工人不够，某些必要的设备不足。陈云在讲话中，针对在“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意味深长地叮嘱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我们自己“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从错误中取得经验，练出本领。他说，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现实问题。
12月26日，陈云作了《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总结发言，针对当时全国基本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倾向，从厂房建筑结构、设计、施工、建筑材料、安全作业、地方党委领导和发动群众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在发言中他大胆提出，就建筑工程来说，当前全国的主要倾向已经不是保守和浪费，而“是在各种类型的厂房结构上降低了结构的质量”。他强调“设计是基本建设的关键”，“决定工厂建设的质量好坏、合理与否的命运”。要“恢复和建立保证工程质量的各种制度”。建筑材料“必须是合格的才能使用”，“在关键性的工程上，如果没有合格的材料，宁可停工待料，决不马虎”。
陈云对杭钢工程事故的处理，对当时浙江省各级领导是一次深刻的教育，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
陈云虽然不直接管农业，但是对农业一向非常重视，非常关心
陈云始终关注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他曾经说过，农业问题是关系到5亿多农民和1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1960年11月，他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领导关于农业生产和粮食购销等问题汇报后指出，浙江农业生产要抓住“水肥、机、土”四个字：水，主要是旱，其次是涝；肥，靠养猪；机，包括农具，浙江人多地少，复种指数高，季节劳力紧；土，金华地区的红壤改造，嘉兴地区降低地下水位。要上山下海，开荒围涂，扩大耕地面积。他强调农业靠自身积累来武装农业有困难，国家必须给予支持。化肥、农药、农机要有一定的投资；现在到了工业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时候了。他积极支持“衢化”上马发展小化肥厂。他主张管财贸的不插手生产不行，管工业的要管一管农业，管农业的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像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农业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
农村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供给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即便如此，陈云仍念念不忘提醒人们重视粮食生产，反复强调“无粮则乱”。他对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农业是基础，要抓好，中国地少人多，靠向哪个国家买粮支援我们都是不行的。你当省委书记，这个工作一定要抓，要重视抓吃饭问题，各省都要重视抓这个问题。主席在世时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看，我们对农业一定要重视。有人说粮食过关了，全国平均粮食才多少？就是到了2000年，也不能说粮食过关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嘛!”
1984年，浙江粮食获得大丰收。陈云到杭州和铁瑛谈话时，强调的仍然是农业。他说：“铁瑛同志，当百姓的父母官，什么时候都要牢记这个道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至今我们不能说粮食过关了。按我的经验，十年中，往往是四年平年，三年增产，三年歉产。今年丰收了，哪有每年都丰收、增产的道理呢？!不能再折腾了，要重视农业，重视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我们的财政应该是，一是吃饭，二是建设，首先保证吃饭，另外建设，看每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光搞建设，群众生活过不下去了，这不行……”
1988年5月12日上午，陈云在与浙江省和杭州市的负责人谈话时，再一次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这些人在世时，粮食过不了关。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要达到一万亿斤粮食，每年需要增加一百六十亿斤，不容易。中国的粮食，十年之中估计是平平丰，平平灾，平平平。过去讲以丰补歉，但1984年一丰收，就觉得粮食过关了。1985年我敲了敲警钟：‘无粮不稳’。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粮食也很难过关。这个问题是关键。”他还说：“领导干部身负重任，要善于听不同意见，不同意见里面有合理的部分。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
1981年5月，陈云来到杭州休养，着重考虑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一个突出问题摆在全党的面前，这就是必须从上到下选拔培养一大批坚决拥护并忠实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一位曾经主管过党的组织工作、又长期在第一线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81年5月，陈云来到杭州休养，着重考虑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他考虑成熟后，专门给中央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报告，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报告说：现在党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70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越来越多”。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很不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因此，“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
他的秘书肖华光回忆起这件事时说：“陈云同志把报告写好后，立即由机要部门送到了北京。这个报告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曾印发1981年6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7月初，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同志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陈云在1981年7月2日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谈到报告形成的过程：要提拔年轻干部，这个问题提出来很久了。我念的这个文件是这样形成的：五月八日，我在杭州休息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大，就写了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回来送了一份给胡耀邦同志，一份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所以，接下来，六月八日，我和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一共六七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写了那么个纪要。
陈云提出培养和提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的意见，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对党的建设，特别是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赠给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
1990年1月，陈云在杭州接见前来给他拜年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他把事先写好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条幅赠给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
陈云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地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完之后，感到里面贯穿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们体会就是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接着解释道：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这15个字，前9字是唯物论，后6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在对条幅作一番讲解后又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的亲身经历，讲了一番如何搞调查研究的方法。他说，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调查研究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更重要一些。你们浙江可以试一试。你们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
陈云的这15字思想是在延安时期已经形成，以后在各个时期，他也反复讲到过，但第一次公开系统地进行详细阐述则是这次在杭州。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评弹艺术方面实行拨乱反正
陈云的最大业余爱好可以说莫过于评弹。他在工作之余，或在与疾病作斗争时，能够静下心来得到休息，就是得益于评弹。评弹发源于苏州，流行于江苏、上海和浙江地区，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江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说唱艺术。陈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他舅舅在家乡练塘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风趣地说，这叫听“壁书”。投身革命后，陈云就失去了听评弹的机会。一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因患病到江南休养期间，才又开始重新听他喜爱的评弹。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听的评弹之多，在全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
1959年11月25日至27日，陈云在杭州谢家花园召开建国后第一次评弹会议。会议最后一天，陈云对新书老书问题，长篇和中、短篇问题，专业队伍和业余队伍，自弹自唱和弹唱分工问题，苏州话和非苏州话问题，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问题等等，发表了深思熟虑的意见。他指出：“通过发动艺人搞创新和整旧工作，可以加强政治思想的领导”，“通过创新和整旧工作，可以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满足广大听众的需要；二是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三是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强调评弹“这一艺术形式要发展，必须更深入工农群众。评弹艺术如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教育自己，也可以参加创作，丰富评弹的演出书目”。
陈云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的意见可以说是发展评弹艺术的一个全面纲领。从那以后，一直到1966年，评弹界几乎每一阶段的工作都得到了他的关怀和指导。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陈云和评弹界中断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党内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决定首先在评弹艺术方面实行拨乱反正。
1977年6月15日至17日，他倡议并征得文化部同意，主持召开了评弹座谈会，这是解放后我国评弹发展史上转折时刻的第二次杭州会议。陈云在会前专门写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意见，在会议上他作了多次讲话，指出：“四人帮”破坏了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评弹的固有特色，评弹界目前的不团结现象，也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所造成的。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评弹要像个评弹的样子，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说好反映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书场要搞城镇书场加农村书场。评弹应该逐步增加到农村说书的比重。在农村和城镇演出的比重，开始可一九开、二八开、三七开，逐步增加。繁荣创作，积累书目。凡审改后适宜于当前演唱的都让它们上演。评弹的噱头还是要，但不能太多就是了。琵琶最好不要用钢丝弦，这对艺人嗓子有影响。“文化大革命”中，评弹演唱各种曲调多以高和响来显示“革命激情”，评弹的伴奏乐器往往也不顾嗓音条件，都换上了钢丝弦。会议结束后，形成了《评弹座谈会纪要》。
6月19日和22日，陈云再次就说新书问题同部分与会人员谈话。他说：“评弹究竟来自人民群众，还是来自士大夫？我看，评弹主要来自人民群众。”“新书粗糙一点不要紧……对新东西要鼓鼓掌，撑撑腰。”要说好新书，对有些背景材料，应该知道。同时，说新书的艺人要读书读报，要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要学习一点马列著作。这样，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这和提高业务也有关系。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生活朴素，在北京如此，在杭州更是如此
陈云每次来杭州，他都不准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去迎接或送行。他始终奉行为自己定下的“不接不送”、“不请不到”的原则。
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何宝生，对此感触颇深：陈云同志外出从不坐进口轿车，总是坐国产红旗车。他外出不搞前呼后拥，只带秘书和几个随身警卫，车辆也是最少的，轻车简从。陈云同志的俭朴生活是出了名的，他一生始终是粗茶淡饭、布衣素食。陈云同志到杭州时，每次都带着三件宝：一是一只延安时期就跟随他的旧皮箱，这只旧皮箱用了几十年，连皮制襟襻、拎手都断了，他还一直在用；二是一台老式苏联制造的放音机，这台电子管的“老爷货”体积大，分量重，是陈云同志专用来听评弹的。在杭州时坏过几次，当时找不到师傅修，工作人员只好求助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师傅修理；三是一条薄薄的旧棉被，这是他到哪里都带着它就寝时盖的，这条褪了色的旧棉被，他老人家一直用到最后。
曾多次接待过陈云的赵群鸣也回忆道：首长生活比较俭朴，从没有什么高的要求。他住的房间陈设相当简单，不需要高级的东西。如果要换高级的，他就说：不要。有一次想给他换一个美国产的马桶，他说：不要了，还是用国产的。他一年四季从来不请客，从来不加餐。
陈云的穿着也极为朴素，每天总见到他身着中山装，脚穿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兰布帽，一件旧皮袄。他每次来杭州，随行的亲属除了夫人于若木外，一般不带子女，平时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陈云吃饭十分简单，逢年过节也不例外。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秘书肖华光回忆道：在杭州休养时，陈云同志一日三餐很简单：早餐，豆浆一杯，放白糖；面包两片(重约一两多)，面包上抹一点苹果酱；咸花生一小盘(十二、三粒)。中餐，米饭二两(粳米)，炒菜两盘，一荤一素。荤菜经常是两段带鱼或一个猪肉丸子。猪肉丸子重约一两多，做时肉末中稍放些面包屑，这样丸子就比较松软。素菜就是一般蔬菜，如油菜、扁豆、小白菜、萝卜等。晚餐，米饭一两半(粳米)，炒菜两盘，一盘是豆制品，一盘是蔬菜。中晚餐从不喝汤；另外，除了早餐吃两片面包外，也从不吃任何面食。他也不参加任何宴请。因此，杭州的厨师都说陈云同志的饮食太简单，标准也太低了，提出要给陈云同志做几样杭州名菜吃。陈云同志听说后讲：我已经习惯了，还是吃我原来的那一套不变，不想吃什么杭州名菜。不过，如有可能我倒想请你们给我做几样家乡菜吃。陈云同志提出的家乡菜有：一、蚕豆泥。就是把蚕豆蒸或煮熟后剥去外壳，用勺子压碎并拌成泥状，然后放盐、油、味精在锅里用小火稍炒一会儿。二、笋干煎豆腐。三、炒鳝鱼丝。南方稻田里就产鳝鱼，价钱也不贵。这几样菜，都是陈云同志幼年时吃过的。那时，他因父母早亡，被舅父收养，舅舅家开了一个小饭铺，舅母经常做这几样菜，有时菜做多了，家里人也一起吃。因此，陈云对这几样菜有深刻的印象。
陈云经常与身边人员说：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60年代初，陈云在杭州休养的时候，经常要到书场与群众一起听评弹。他总是以一个普通听众的身份出入书场，警卫人员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心。他笑着说：“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我们进书场不能过早，也不要太晚”。“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与我同行的一二人就可以了。”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只有一部车，一至两人跟随，进场不惊动群众，退场静静走旁门，从不影响群众听书。在杭州不少与陈云同场听过书的百姓在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和陈云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他就和大伙儿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真开心!”
钱塘江畔的“云栖”，竹海层层叠翠，环境清幽。陈云每到杭州，必游“云栖”。有一年他在杭州住的时间长点，前后竟去了7次之多。1985年还特意题词“云栖竹径”，以表达他的酷爱之情。1987年植树节绿化杭州，他在“云栖”亲手植下杭州的市树——樟树。他经常提醒工作人员：“云栖是工人疗养的地方，游客多，工人朋友多，一定不要妨碍群众，要主动与群众说话。如果有人提出照相，不要拒绝。”他还说，警卫工作不要搞森严壁垒。
何宝生这样回忆到：正因为如此，他每次出游，总是走在游客中间，凡是认识他的人，总是停步向他问好，有时他停下步来与游客聊天。一天他在“云栖竹径”散步，碰上几位上海游客，他便打起了上海腔，与他们闲谈了好一会儿。有时他的出现，会使游客闻讯赶来看他，有时围观群众会越来越多，负责警卫的同志感到担心，可他却谈笑风生，说到高兴时还会开怀大笑。
从陈云在杭州的几件“平凡小事”中充分体现了陈云多么深厚的群众观念。无声行动，给我们指明了关心人民群众才是我党群众路线的出发点的道理。
(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