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
作者：龚育之
前一阵闹SARS,我收到张的一封信,大概是从同学录上查到我的通信地址的吧,说他写了一本书,原来想叫《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青春之歌>》,众多出版社都说内容好,但是不肯出,因为这类书现在有钱的人不想读,想读的人没有钱。只好买个书号，自费印刷，自己发行。有人建议书名改为《1949我不在清华园》,说这样有卖点。原本打算趁四月清华校庆之便向校友签名售书,现在闹SARS,校友不返校了,只好发信给校友征订,价格从优,云云。
我大概是属于“既想读书，又不愁钱”的那类人吧，所以立即寄款邮购数本，分送友人。自己一读，很有兴味。书题也改得好，好倒不是好在有卖点，而是好在更鲜明，更有个性。
首先是突出了清华园。作者是在清华园卷入革命潮流，参加了为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奋斗的队伍的。书的前半部分，写的都是我熟悉的历史、环境和生活：顺江经海北上上学的旅途，荷塘月色和闻（一多）亭代表的校园风光，沈崇事件引发的抗暴游行，五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读书会里读《大众哲学》，歌咏团里唱《山那边哟好地方》，难忘的秘密入盟入党的情景┅┅，这些亲切的叙述，带我回味了解放前夕清华学子的热火青春。
又突出了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作者却不在清华园。到哪里去了？书的后半部分写的就是这一段的经历：闯过封锁线到解放区去接受敌后工作训练，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同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的谈话，(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听说张是学物理的，说，学物理嘛，将来建国用得着啊。这是将军的远见。但张当时没有听懂和听从这个意见，我也很理解。北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招生，清华的许多同学都想报名，不想失去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斗争”的机会。但是，党决定，学理工的一律不让走，要留下来学习，准备建设。当时没有走成的一些同志还为此闹过情绪呢。)受党的派遣回四川，在四川大学组织剧艺社开展学生运动，到农村去开展地下农民运动，从事地下武装斗争，成立川康边游击纵队，阻击国民党军队退往西康，同大军会师迎接四川全境解放，协助征粮和清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都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熟悉的一些友人有过类似的经历。读这些篇章，同读前面的篇章一样，都唤回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昔日的豪情。
以上三言两语的介绍，比书中各章各节的目录都要简略。全书三十多万字，细节，故事，感情，当然要丰满得多，生动得多。特别是作者在写革命经历的时候，着眼的是他在这些经历中深切领受到的亲情、友情、爱情，因而也感人得多。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是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真实故事，是一段总也忘不了的历史。过了半个世纪来写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寻找自己留下的脚印，重温自己经历过的悲欢离合；更是为了纪念那段艰难岁月中曾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人们。特别是纪念那些为共和国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当年给予我的亲情、友情、爱情不仅在当时曾那么强烈地温暖过我、支持我度过了那么多惊险危难，也支持我承受住了几十年来多次遭遇过的急风暴雨。”
就是说，他这本书首先是为自己写的，是“为了自己的精神升华”。也是为自己的同代人写的，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经历”。更是为后来人写的，“但愿我们的后来人能从中悟出人生什么是最值得珍惜的，千万别轻易抛弃、失去了它们！”
说到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昔日的豪情，几十年后来回顾，当然会感到它的天真、幼稚，甚至可以说有些肤浅。几十年的经历，使我们见得多了，识得广了，想得深了，就是说，有长进了。人怎能总不长进呢？但是，尽管如此，究其根本的目标和志向来说，当时我们对人民的民主、自由，对国家的独立、富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那份真诚、那份执着、那份向往、那份追求、那份赤子之心，至今不悔！不因为我们许多人经历过的曲折而改悔！“这是最值得珍惜的，千万别轻易抛弃、失去了它们！”。八年前，我向一位八十岁的老共产党员祝寿，说了两句祝词,一句叫“不改初衷"，另一句叫“与时俱进”。我想，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也要拿这八个字自勉和共勉。
上面是说的《1949我不在清华园》。
由于作者在这本自述的《尾声》和《后记》中，提到后来几十年中多次经历的急风暴雨，这就引起我去查找张泽石的另一些自述。查到了三本，一本《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本《战俘手记》，一本《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拿来一读，真是惊心动魄！
原来张在四川参军以后，一九五一年三月随所在部队入朝作战，在敌机狂轰烂炸下十天夜行一千五百里，从鸭绿江边奔赴三八线南，参加了志愿军发动的第五次战役，取得初战胜利。但是，在掩护部队后撤时，被包围，被打散，跌下山岩，昏倒被俘。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两年三个多月的战俘生涯。
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战俘营经历的英勇而惨烈的斗争，美蒋特务对忠于祖国要求遣返的战俘残酷拷打和血腥镇压，许多人壮烈牺牲，许多人身上被强行刺上反共口号仍拚死挣脱而回到祖国，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在报刊上读到过报道。现在从张泽石的自述中，更了解了他亲身经历的这场生死斗争。
由于作者能说英语而中国战俘几乎都不会英语，所以被俘之初就充当了翻译，但是，他拒绝了解除战俘身份而当美军雇用人员的邀请，坚决同其他战俘一道，被押赴釜山集中营，后来又转到巨济岛集中营。利用做翻译之便，他先后同匿名隐藏在战俘中的他所在团的副参谋长、政委和师部宣教干事等同志取得联系。他依照过去地下斗争的经验，发现可靠同志，团结更多难友，鼓舞大家斗志。他组织了秘密的“爱国主义小组”，参加了地下党支部和“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建立，起草过多份向美军当局递交的抗议书。在朝鲜战俘智擒了战俘营总管美国杜德将军的日子里，他作为中国战俘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当面向杜德控诉了对志愿军战俘的残酷迫害。由于这些斗争，他被升级为“战犯”，关进“战犯战俘集中营”，直至板门店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才在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到开城，在欢迎会上张泽石代表六千回国战俘向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作了汇报，消息登了《人民日报》。《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的叙述，就结束在这里。
但是，战俘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战俘手记》是《归来》的续篇。《手记》分两卷：《炼狱之火》和《坎坷历程》，前一卷就是《归来》的内容，后一卷则续写了归来后三十年的曲折人生。如果说，前一卷读了使人惊心动魄，那么，后一卷读了就更引人掩卷长叹而深思！
归来之后的第一年，是在辽宁昌图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学习。所谓学习，也就是接受审查和自我检查。意想不到的是，归管处指导审查工作的思想很简单：第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就可耻，就是右倾怕死，不然，为什么不和敌人拚死或自尽？第二，怕死被俘的人，怎么能够同敌人坚决斗争？即使有斗争，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因此只能交代过错，不准自表功劳，不能功过相抵。第三，只能从主观上深挖错误原因，不能从客观上寻找辩护理由。按这样的指导思想作出的审查结论，使这六千归俘从此堕入新的灾难之中。其中的党员，百分之九十八被开除党籍。对张泽石的结论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怕吃苦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加领导对敌斗争。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
接着是复员转业。而转业又是意想不到的艰难。负责办理转业的机构总是推托。托熟人介绍到煤炭工业部，说是机关不好安排。“当矿工也可以。”还是遭到拒绝。考电影演员，也不予录取。听说清洁队要人，张表示，“就是掏大粪也可以！”临了，又说不能用大学生。就业真难，婚姻又发生变故。在四川地下斗争中结识的一位女友，参军前已与他订婚，归来后还对他钟情，这时却告诉他，她所在的党组织不批准她的结婚申请，说是如果同这个人结婚，不但不能再做领导秘书，而且不能保留她的党籍！“为什么在新社会还会重演梁山伯祝英台的悲剧？”“为什么我这个‘最可爱的人’竟成了最可耻的人？”这个问题深深剌伤他的心，而在当时又怎能求得答案呢？
好不容易，郊区一所中学接受他当教员。他不甘沉沦，决心重敲锣鼓另开张。可是反右派斗争一来，他又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他曾同几位归俘战友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申诉信。这被指控为给变节叛国行为翻案。“为什么在美军战俘营中被视为死硬的共产分子、左倾分子，现在在共产党眼中成了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然后是下乡劳动。六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教学岗位。“文化大革命”一来，“打倒大右派、大叛徒、大特务张泽石！”的大字报贴了满墙，他又过了十年“叛徒”的屈辱岁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张泽石的命运才随着发生转折。他坚韧不拔、连续不断地上访和申诉，为父亲这位被打为右派和历史反革命而死于狱中的民主人士伸冤，为自己这位共产党员被打为右派和叛徒伸冤，为六千归俘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伸冤。尽管道路还不是那么畅通无阻，但是，都逐步地有了令人高兴的结果。
错划右派改正的过程，研究党史的很多人是比较熟悉的了。归国战俘的问题，经过张泽石和他的战友们一次又一次总共可谓无数次的申诉、南来北往的调查、向许多机关分别递送材料，最后军委总政治部接受任务组织了复查。一九八○年国庆前夕，终于赢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总政又发出了落实这个文件的补充文件。拨开云雾见青天。六千归俘终于在三十年后赢回了历史的公正。而这个过程，因为文件发的范围较小，许多研究党史的人，也未必清楚。我虽然厕身于党史研究行列，也是在读了张泽石的战俘自述之后，才了解了这段历史的。
张离休以后，做的主要一件事，就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他终于圆了青年时代的作家梦。我觉得，严格说来，他从事的并不是文学创作，而是自述历史。现实主义的、好的文学创作，固然更典型、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的生活，但它不是真实的历史，不是真实的自传，不能当作可以依据的历史资料。自述历史，除了有意为之的虚夸和掩盖以外，由于各种原因固然也难免有记忆失真的地方，但它的生命在真实，它的意义在存史。记忆模糊了，不清晰了，那就只能求助于当年的报刊，历史的档案，保存下来的书信，个人的日记、笔记、交代、揭发、检查，等等，而不能求助于艺术的虚构。有人来同我商量如何写自传，是用小说体裁好，还是回忆体裁好？我总是劝他平铺直叙写朴实的回忆。小说体裁可以增加可读性，但描写得过细，如果不是依据文字的记载，人家总容易疑心有虚构，难免减低可信性。在可读性和可信性之间，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宁取后者，不取前者。
张泽石的几本自述，是有价值的。他不仅是为自己伸冤而写，也不仅是为六千归俘伸冤而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冤已经伸了。他是为历史而写，为总结历史的教训而写，为研究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而写。伏契克写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一句话是：“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我想，张写自述，也有一句话要说：“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不要忘记历史啊！”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史是非作了清理。这个决议，着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间的重要失误。对建国以后到八大前后的历史，基本上是完全肯定的。这合乎实际。这七年，史称凯歌前进的时代，身历这个时代的人们都会衷心赞同这个历史结论。研究历史的人们都要充分估计这七年的成就和光明。但光明时代也有它的阴影，后来的失误也可能这时就伏下了前因。从政治案件来说，对归俘人员的不公正对待，不就是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开始的吗!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和胡风事件，也是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发生的。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会议上关于公安工作的大会发言，讲到公安系统两个大案，一个是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的案子，一个是广州公安局副局长（布鲁、陈坤）的案子，这后一个案子更是一九五一年发生、一九五三年错判的。现在都已查明，这些全是冤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都已发文件予以纠正和平反。胡风、潘汉年的平反，知道的人还多点，扬帆的平反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布鲁、陈坤的平反，知道的人能有几个？现在写到扬帆，大都想当然地写为杨帆（八大发言中就是这样写的）。张爱萍题写书名的《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二○○一年）这部扬帆自述，说明了这个名字的来历和正确的写法，叙说了这二十五年冤案的来龙去脉，读了也是引人掩卷深思。难道能够让扬帆的名字从党史上抹去，或者留下一个以讹传讹的写法？至于布鲁、陈坤的案子，我是在《广东党史》去年第一期上读到习仲勋的文章《怀念布鲁（陈泊）同志》和陈泊的遗孀吕璜《广州‘两陈事件’》这篇也是引人掩卷深思的文章才知道的。比今年读了张泽石的战俘自述才对归俘人员的案子弄得比较清楚，早不了多少。我在这篇短文里三次讲到“引人掩卷深思”。深思什么?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观念的现代化,关于……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剧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
最后说一句关于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它是《战俘手记》在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时的增订新版，增加了他访问台湾时同当年去了台湾的战俘见面谈话的内容和重访韩国巨济岛战俘营旧址的情景，这就拉开了时空，使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增加了厚重感。(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