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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的湘江之战
作者：石仲泉
2001年4月下旬在广西南宁召开全国党史报刊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去桂北兴安县参观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到湘江之战的主战场界首渡口和光华铺阻击战遗址进行实地察看。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还提供了研究湘江战役的若干资料。在编修中共党史一卷本过程中，也翻阅了一些著述。这样，对中央红军长征的首场恶战，即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的情况，才有了初步的实际印象。
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减员两万多
中央红军在进行湘江战役之前，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基本上比较顺利，伤亡相对较小。蒋介石为防堵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粤军号称“钢铁封锁线”。中央红军只打了五六个小仗，用四天时间就全部突围出去。蒋介石令粤军和湘军，在湘粤赣边的汝城、仁化、乐昌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从11月1日至8日全部突破，没有经过激烈战斗，进入湘南粤北地区。为堵截红军从湘南到湘西，蒋介石又令粤军和湘军，在沿粤汉铁路湘境的郴县至宜章间，设置第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也没有打什么大仗，从11月8日开始至15日全部突破。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行军近一个月，尽管没有打大仗、硬仗，但长途急行军、气候渐冷、水土不适等，也使红军减员不少。过去的史书很少交待这一减员情况。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此作了研究。他们告诉我，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减员情况各有不同，要作分析，但对红军突围的战斗力有不小削弱（这样，我明确了，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而只有6万多）。
红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既对粤军和湘军的不力十分恼火，又增强了一定要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湘桂边界以西的桂北地区的企图。于是凭借所谓湘江“天堑”，筑构更加坚固的第四道封锁线。
还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前，蒋介石已判明红军南进突围的战略意图，并非真要占据湘粤桂边境，而是沿红六军团路线经桂北去湘西北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他很害怕这两支红军会合后在湖南重建根据地，将湘鄂川黔苏区连为一体，形成更大的红色区域。在红军还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就任命老牌反共健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共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全力“围歼”红军。蒋介石的“围歼”计划，是凭借两道天然屏障，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在湘南的天堂圩与道县间进行合击。此一步骤若难实现，第二步，则是聚集各路大军，阻截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之滨聚歼之。
湘江发源于桂北海洋山，秦代修60多里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不仅大大改善了桂东北地区的灌溉条件，使丘陵成为良田；而且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联网，也改善了水利交通。湘江上游，处于横跨桂湘边境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的“湘桂走廊”谷底，由南向北穿越桂北重镇兴安、全州。上游湘江有相当一段，河弯滩多，水险流急。到20世纪30年代，从桂林通往湘南经过边境黄沙河的桂黄公路，与湘江平行相进。蒋介石下达的“围歼”计划，令何键将30万人马组成五路大军，前堵后追，左阻右截，压缩红军进入湘江以东的全州、灌阳和兴安三县交界的东西不足60公里、南北不到100公里的三角地区。国民党军早在红六军团西进时，就做了守备湘江沿线的准备，在桂北湘南沿江两岸筑起大小碉堡共550多座，凭借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再加上湘江“天堑”，吹嘘这个地区是“铁三角”。各路“追剿”的任务，就是要“铁壁合围”，将红军逼进他们制造的“瓮”中，以便一举“捉鳖”。
蒋介石为了将红军“围歼”于他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督战南昌行营。他给何键亲笔信，“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并赠与一首唐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这充分反映了其“剿共灭红”的反革命决心。
湘江之战的三个主要战场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先头部队长途奔袭，于11月22日占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道县，24日又攻克水口。25日，红军大部从湘南道县与水口间渡过潇水。这样，蒋介石“围歼”红军的第一步就泡汤了。
蒋介石的第一步计划落空后，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已过潇水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潇水的红军余部进行堵截，务必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第二步计划的进军从11月25日开始。当日下午，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从湘南进军桂北湘江的作战命令，指示红军各部分四路纵队从多个地段强渡湘江。次日，红军主力进入桂境，开始形成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和八、九军团随后，五军团作后卫向湘江前进的态势。27日，两翼前锋已抢占从兴安的界首到全州的屏山渡之间30公里湘江的所有渡口和作战阵地。此间，国民党中央军已夺回道县进行追击，湘军已进入全州，占领部分渡口封锁湘江，进行堵击；桂军已回师灌阳进行阻击。这样，在总体上，敌军已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妄图围歼红军的格局。红军要突破国民党军的湘江防线，势必进行一场恶战。
惨烈的湘江之战，主要在三个战场展开。
——首先是11月28日开始的灌阳新圩阻击战。
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战役，于28日凌晨，从红三军团红五师阻击桂军向新圩的进攻开始打响。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师“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掩护中央两个纵队过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贫苦农家出身，14岁参加李明瑞的桂军，15岁参加百色起义，16岁就任红七军特务连长。随后，红七军辗转北上，历时10个月，行程万里，进入中央苏区，于1931年7月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划归红三军团建制。从此，李天佑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底，19岁的他任红五师师长。在广昌战役中，他参加了著名的高虎脑战斗。长征开始后，他和政委钟赤兵率领红五师一直担任红三军团前卫，掩护军团主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在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后，他率两个团立即赶赴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全军左翼安全。
新圩，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江的必经之地。28日晨，红五师阵地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通向江边公路向红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展开猛烈进攻。天上敌机低空扫射，地面敌炮连珠轰击，敌步兵作集团式轮番冲锋，但红五师无所畏惧，顽强阻击。头一天，桂军只占领几个小山头。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大骂部属指挥无能。部属实告：红军部队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第五师，从师长李天佑到团营连长，很多官兵都是广西人，有的原来是我们部下。他们很能打，难攻克。于是，桂军又投入新的兵力，加派飞机参战。29日和30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五师指战员拼死坚守阵地，与敌军反复争夺山头，进行白刃战，击退敌数十次进攻。战至30日下午，完成阻击任务后才奉命撤离。红五师浴血奋战三昼夜，不仅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
李天佑回忆新圩阻击战，写道：30日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4点多钟，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最后，李天佑深情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我不能忘记，那些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二是11月29日打响的界首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距湘江主要渡口之一界首，只有六里路。我作考察时，到这个当年的战场遗址去实地看过。这里为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坡度不大，视野还是开阔的，打仗不宜选作防守阵地。但是，担任前卫的红三军团红四师不能作别的选择。为了阻击由全州打过来的湘军和由灌阳追过来的桂军，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江，只有在这里背水一战。在这里承担阻击任务的，只有红四师一个团，要迎击桂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为此，彭德怀将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200多米，且靠近江边的一座叫三官堂的祠堂里。这里虽无任何隐蔽物，但地势稍高，能观察渡口情况。他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阻击战。
29日晚，桂军四个团全部出动，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企图对红军进行夜袭。擅长夜战的桂军突破红军在光华铺的阵地，直插界首渡口。红军守团发现敌人后，命令时任三营营长的张震率部堵击，坚决截住。
1994年9月，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同志重来这里，凭吊60年前牺牲的战友，讲述了当年激战的情景。他说：当年打阻击战的是我们红十团。11月29日深夜，敌军偷袭我们阵地，并迂回到我们身后，向界首渡口奔去。我们三营奉命追赶，同敌军短兵相接。夜里漆黑，展开混战。30日拂晓，我们虽已消灭大部敌人，但界首渡口西岸失守。此时，中央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团长沈述清同志率领一、二营直奔渡口，经过多次冲杀争夺，最后消灭了敌军，夺回渡口，加强守备力量，巩固了周围阵地。但在继续争夺的战斗中，沈团长和代理他的师参谋长杜中美同志都中弹身亡。到了中午，敌军两个团在被我们打得尸横遍野后才占领光华铺；敌军另一个团沿江东岸向界首渡口进逼。这时，彭老总一方面紧急调四师两个团来接应我们十团，另一方面又令五师一个团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我们全师向处在高处的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艰苦战斗，终于守住了我们阵地的第二道阻击线。天亮，已是12月1日。完成新圩阻击战任务的红五师主力赶来，与我们一道阻击住了敌军数十次连续进攻。直到中午时分，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穿越桂黄公路后，我们才奉命撤离。张震同志在光华铺战场遗址，向掩埋无数烈士遗骇的墓地，表达了思念当年的首长和战友之情。
——三是11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这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多的一场血战。
觉山铺北距全州15公里，南离界首25公里多，是敌军抢占湘江主要渡口的咽喉要冲。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在27日过江后，红二师在觉山铺一线阻击从北面全州县城开来的湘军三个师。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在29日清晨向红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势。数十门大炮和数架飞机狂轰滥炸，将红军阵地前的松树林炸得只剩下一根根树桩。次日凌晨，红一师两个团在湖南潇水完成阻敌任务后，急速赶来投入战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回忆这场阻击战写道：30日凌晨，我一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敌人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又组织第二次冲锋。随着敌冲锋次数的增多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尸体越来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经过一天拼杀，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
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央红军生死攸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敌军已疯狂逼进，不惜一切代价与我前锋部队抢夺渡口。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该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在军史上，为了打一仗，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又下政治指令的情况，太罕见了。在政治指令中，将战斗的严重性说到如此地步，也太罕见了。仅此，即可见当时的危急程度。那时掌握全局的中央的这个感觉是如此，历史也证明确系如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这一天，战争空前激烈。国民党各军向红军各部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实现蒋介石下达的“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之目的。在觉山铺的战斗已白热化。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红军将士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慨，与之展开肉搏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后面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向江中人群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之酷，惨不忍睹。
至1日中午，东岸八个师的红军有六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过了江。下午，敌军占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打掩护的包括三个军团的红军后卫部队无法过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作为红军西征转移的最后的后卫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同志又率部回征湘南，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包围，最后所剩无几。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昏迷被俘，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苏醒后，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2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吊在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100多人，最后也没摆脱厄运。
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九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拼死斗争，表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在党史、军史、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同志回忆说：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的损失为最大，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中央红军主力付出巨大代价，才粉碎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突破了其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再次折损三万多，湘江之战的惨烈探析
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折损3万多人(过去史书很少这样明确指出)。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由最初出发时的87万多人锐减至35万人左右。中央红军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湘江之战为什么打的这么惨烈？要走走长征路，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去凭吊湘江战场遗址，不能不考察这个问题。
到界首镇，我首先去了渡口，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要看看68年前几乎葬送了红军和共产党一代英豪的湘江。到了这里，才知道它是兴安的尽头，与全州交界之首，故名界首。湘江就在街边。在我脑海中，原以为它是长沙那样宽阔的江面。哪知，乃一条小河也！现在，江上建起了公路桥，我们过桥丈量了湘江东西两岸，宽不足百米，水流当然较急。我明白了，这里是上游。彭老总的指挥部三官堂，就在江边，离桥不远，我们也进去看了看，不大，立有小碑，刻有说明文字。这里的湘江比红军出发过的于都河窄多了。
那么，湘江之战为什么这么难打呢？
兴安县城南面的纪念馆，对此有些说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一书对纪念馆陈列的湘江战役的史料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
第一，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选择错误的转移方向的恶果。博古、李德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已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在作战略转移时，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这不失为一种徐图发展的方略，但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很难行得通。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西征，在1934年9月初能快速渡过湘江，一是因为桂军为图自保，兵力部署失当，有利于红六军团快速抵达湘江。二是因为红六军团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数十公里的湘江无一兵一卒防守。但在红六军团渡过去后，蒋介石就已责令桂军湘军加强湘江地域戒备，大筑碉堡，严加防守。因此，继续选择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亦步亦趋，就不能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蒋介石在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又调动30万兵力，五路围堵，张网锁江。博古、李德选择的错误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这哪有不败之理?!刘伯承同志回顾这段历史，写道：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激战一个多星期。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
第二，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在转移过程中拒绝接受正确建议导致的结果。蒋介石调动30万兵力，在湘桂边境至湘江东岸对红军实行五路围堵，这虽然使红军处于极端困难境地，但也不是没有摆脱困境的出路。因为国民党军内部矛盾重重，各有打算。蒋介石为让湘军卖命，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对蒋的嫡系中央军指挥不灵；粤、桂两军首领，深知蒋的秉性，为自身利益计，在执行蒋的追剿指令时，更多地是将兵力放在边境防堵。在这个地区之外的湘南，非国民党军防守重点，部署兵力较少，又没构筑堡垒，而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毛主席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在国民党中央军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红军可组织力量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老总也提出过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是，毛、彭建议都被博古、李德拒绝，继续一味西走，抢渡湘江，硬要直面去闯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这不能不导致后来的败局。
第三，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恶果。陆定一同志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李志民同志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亲历了湘江之战的危局。他们谈到当时情况说：红军从出发到遵义会议前，有两件事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一是把“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作唯一出路；再就是队伍在行军中的排列。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从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所有的“家当”都得带上，把丢掉辎重看作是红军耻辱，因此，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都带着。为了保住物，不惜牺牲人，把队伍固定成一个抬轿子的形式。行军中，第一、第三军团两支主力，分别为左右路前卫；第八、九两个新建军团夹在左右掩护两翼；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这种阵势活像抬轿子。彭老总更是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大搬家”主要在中央第二纵队。这支纵队有一万多人，印刷厂、兵工厂、造币厂的机器都在这个队。有的机器要一二十人才能搬得动。兵工厂的人还要挑着枪走，一支枪8斤重，挑10支就是80斤。但不少同志没有枪，却不分给。担架可以随用随扎，卫生部的人却要扛着200副空担架走。供给部和医院的挑夫担子更多，队伍拉的很长。大山炮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特别累坏人。部队一般是夜间行军，走的大多是山路、小路，又不许点灯、打火把，一夜走不到二三十里。结果，拖得中央纵队首尾远离，往往前面已经宿营，后面的还没有起床，辛苦了一夜刚刚歇下来，追堵的敌人从大路赶到，战斗部队不得不迎战。这样，护卫在前后左右的各军团被“抬轿子”的队形死死地束缚住，既疲惫又被动。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使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目前披露的党史资料表明，红军西进途中，发生过两次有利于抢渡湘江的机遇，都因为这样的缓慢行军耽误了。一是在11月22日红军攻克道县之后。白崇禧认为红军进入桂北势不可挡，为避免与红军激战，向蒋介石谎报军情，桂军从湘江沿岸撤出，让湘军来接防。在桂军撤走湘军未到全州之前，灌江、湘江一线敌军空虚，兴安以北60公里的湘江基本无兵防守。这等于给已钻进敌人罗网、陷入绝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如果红军能及时抓住这个空隙，改变行军路线，轻装前进，完全可以抢在湘军前到达湘江，渡过湘江。但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却对桂军为求自保而撤防的变化毫无察觉，直到11月25日才决定向湘江进发。行军又受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驮负辎重，缓慢蠕动，错过了这一宝贵的渡江良机。二是11月27日晚，红一、三军团前卫师抢占界首至屏山渡湘江两岸30公里所有渡口，并在新圩、光华铺和觉山铺分别阻击着桂军和湘军，这为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军委命令各部于30日全部过江，如果真的都能过江，红军就能摆脱危险境地。但从11月28日晨至29日晚，前卫两翼和后卫掩护打了两天两夜，竟无一支部队过江。到30日夜里12点，中央纵队虽然过了江，但红军12个师还有8个师未过。远的在60多公里外，近的离江也有20多公里。这仍然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所致。这时，敌军已加紧东西夹击，封锁湘江，从而使最后的一次机会稍纵即逝，红军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说：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遭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惨烈的湘江之战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湘江战役这么惨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包括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坚持错误路线领导的错误决策，却是决定性因素。“祸兮福所伏”，经过湘江之战，历史的辩证法发生了作用。它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为了纪念历史上这悲壮的一页，广西人民在兴安城南的狮子山上，兴建了一座占地120亩，规模壮观，气势恢宏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碑园由三组建筑构成。
一为大型群雕。在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广场上，矗立着目前全国最大的红军长征烈士纪念雕塑。它长46米、高11米、用800立方米灰白花岗岩雕凿而成。群雕由青年红军、女红军、老游击队员、儿童四个巨大头像和“红军”、“送别”、“远征”、“渡江”、“永生”五组雕像组成。四个巨大头像一字排开，它形象地再现当年红军西征突围血战湘江的情景。五组雕像错落有致地安插其间。群雕凝重的面部表情，使我们不能不产生对当年历史的深沉思考和壮烈体验。
二为高体纪念碑。在狮子山顶屹立着由三支步枪构成碑体的高31米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碑座为巨大的拱圆形建筑，象征着烈士英灵长眠安息的庄严肃穆的陵墓。主碑底座基室的门楣上，镌刻着聂荣臻同志手书的“纪念突破湘江”六个大字。碑座四周镶嵌着毛主席手书的六首长征诗词。基室内刻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碑志》，并挂有“强渡湘江”等六幅用铜板制作的配诗线刻画。
三为吊楼式纪念馆，体现民族特色，庄重大方，建筑面积有550多平方米。室内陈列着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再现当年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的历史画卷。这里还有一些领导，特别是当年参加过湘江三大阻击战的领导的题词。参加新圩阻击战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宗逊的题词是：“湘江战役永垂不朽！”参加觉山铺阻击战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的题词是：“在血战湘江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参加光华铺阻击战的红三军团四师十团三营营长张震的题词是：“在长征中突破蒋介石第四道封锁线，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在光华铺防御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走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面对青松挺拔、巍峨秀丽的狮子山，仰望着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我深深地鞠躬，哀悼血洒湘江的烈士英灵，与大地长存，与日月同辉！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