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潘汉年与钱玄同
作者：杨天石
玄同先生：
你老虽只欢迎民间文艺里的戏剧、故事、小说，我偏要抄几首我“收藏袋”里的歌谣给你看看，你会说它的价值在故事、剧本之下吗？——所以我主张ㄍXㄛㄩㄓㄡㄎㄢ（国语周刊——笔者注，以下同）上同样收载歌谣。今先寄上几首给你看看，你如欢迎在ㄓㄡㄎㄢ（周刊）上发表，我尽可络续抄来；我的“收藏袋”里至少也有百余首了！
ㄎㄧㄣㄌㄠ（您老）如一定说：“穷鬼！你要出风头好送到《歌谣周刊》上去发表”，则我也只有叩头谢罪，不应该多此一举！我对于民间文艺兴味特别好，像有些故事，很高兴用笔去述出来（有现成文字记述的，我当然不必费神），不过我一度试验的“ㄎXY（苦啊）故事”寄给周作人先生后，《语丝》上也不见刊出，大概是我的文字太坏，被扔在字纸篓里去了！本来我也忒年小胆大，我的狗屁文字，怎么好送去与你们的大作排在一起呢！但我总还希望有一天周先生能把我的大作退回让我重做一篇！
再让我说几句闲话？ㄍXㄛㄩㄓㄡㄎㄢ（国语周刊）的印刷有时太不清楚了，你们为什么不和手民先生们交涉一下？
哈，我的上司ㄌ1（黎）今灰和郭后觉，看见我身上“落汤鸡”的样子，我想他们正在那里代我可怜，（每月得廿元，只够吃吃住住，他们也知道我买不起雨伞皮鞋，然而他们对我似更说，你的二十元还是侥幸呀！）编辑室里有这么一个穷小子！哪知道我目空一切，悠悠自得在这里写信给你ㄋㄜ（呢）！请原谅我第一次写信给你便发牢骚。
写信这一天，潘汉年出门后突遇大雨，但因身无分文，买不起雨伞，只好一手用报纸盖头，一手提着衣襟，穿着浸水的破皮鞋，赶到编辑部上班。自然，浇成“落汤鸡”，狼狈不堪。进门时，穿着“拷绸”衣褂的听差看到潘汉年这般模样，不禁一笑。这笑，令潘汉年感到饱含着讥讽；走进编辑部，潘汉年又受到几个同事的奚落。有一位还向黎锦晖瞪眼，那意味，让潘汉年感到是在埋怨，不该找“这么一个落拓下属来杀编辑部的风景”。潘汉年坐定之后，开始为钱玄同、黎锦熙共同主编的《国语周刊》写稿：首先叙述自己当天成为“落汤鸡”的遭遇，接着就慨叹：“我也不恨他们，只恨我的祖宗不曾留遗产——不，只怪不共产；否则我年纪轻轻，那要混到这里来骗饭吃！”字里行间，已经透露了潘汉年后来投身“共产革命”的讯息。
《国语周刊》出版于1925年6月14日，作为《京报副刊》之一，星期日随报附送。钱玄同在《发刊词》中表示：
我们相信这几年来的国语运动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全国国民才能彼此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底情感思想才能自由表达，所以我们对于最近“古文”和“学校底文言课本”阴谋复辟，认为有扑灭它之必要，我们要和那些僵尸、魔鬼决斗，拚个你死我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胜利之一是白话文取得正宗地位。不仅白话诗、白话小说风行一时，而且，应用文也已通行白话。但是，世间事常有反复。1925年4月，章士钊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公开反对白话文和注音字母，提倡小学读经。钱玄同《发刊词》所称“阴谋复辟”白话文的“僵尸、魔鬼”，就是指的章士钊等人。
当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30日，上海学生在租界游行，英国巡捕开枪射击，群众死十余人，史称“五卅惨案”。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在《发刊词》中，钱玄同写道：
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今后之为存为亡，全靠民众之觉醒与否，而唤醒民众，实为知识阶级唯一之使命。这回帝国主义者英吉利和日本在上海屠杀咱们底学生和工人的事件发生，我们更感到“祸至之无日”唤醒民众之万不能缓。讲到唤醒民众，必须用民众的活语言和文艺，才能使他们真切地了解。
可见，钱玄同等办《国语周刊》并不仅是为了反对文言文复辟，而是有着明确的爱国主义自觉，旨在通过提倡国语，唤醒民众。潘汉年之所以乐于为《国语周刊》写稿，首先是一种政治上的契合。
钱玄同高度评价民间文艺。《国语周刊》创刊时，钱玄同即发表启事，征求民间文艺。启事称：“民间埋藏着很丰富的、美丽的、新鲜的、自然的文艺，如故事、小说、戏曲等，一定非常之多。现在我们想尽力地发掘这个宝库。”大概由于此前已经有一个《歌谣》周刊，所以启事没有提到歌谣。潘汉年对此有异议，认为《国语周刊》也应该征集、发表民间歌谣。从潘函可以看出，他对民间歌谣极有兴趣，“收藏袋”里有百余首之多。这次给钱玄同投稿，即有《落雨沉沉》、《有钱使得鬼推磨》、《铜钱亲》、《光棍》、《不嫁读书郎》等多首。在抄录这些歌谣时，潘汉年有时还穿插一两句话，为“穷人”，也为自己鸣不平。例如，一开头，潘汉年就写道：“今天落雨沉沉，我穷人真正气勿过，再唱几只民歌出气。”又如，在“光棍好比活神仙，一把雨伞到天边”两句下边，潘汉年注道：“今天我没有雨伞，光棍也做不得。”这些地方，都说明在这位20岁的年轻人的内心，已经积累了很多对当时社会的不平。
潘汉年投稿时间是1925年7月3日，同月26日，稿件即在《国语周刊》第7期发表。不仅如此，钱玄同还立即复函潘汉年，说明表扬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于建立“国语文学的基础”，国语文学“必须根据于活语言”，“国语必须有文学的美”。他要求潘汉年将“收藏袋”里的宝贝陆续寄给刊物。同月30日，潘汉年在宜兴复函钱玄同，自称“穷人大肚皮”，决无吝色，同意将“收藏袋”里的宝贝陆续寄上，但潘同时声明，“收藏袋”掉在上海，不在手边，只能先行寄上“一周内所得的成绩”——《两首歌的故事》。
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但是，如何做好白话文，进一步发展白话文，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从传统文言文中脱化，这就要多读古书，一种是从民众口语中提炼，这就要大力倡导民间文艺。钱玄同所提倡的是后一种。对此，潘汉年极表赞同。7月30日函中，潘汉年说：
数年前我就听到“拥护国语文”的先生们说过：“要求国语文的活泼美丽，当学胡适之、梁任公两先生，因为他们古书读得很多，不像你们只读过几本‘的吗了呢’的语体文，做起文来，不免生硬拙劣。”当时我听了，真气得肚皮发涨！我想这样的“缘木求鱼”，将来“国语ㄧㄙㄇ（主义）”总得要遭厄运！果然，至今有许多“效颦”胡、梁二先生的，大做其不文不语的文章，自以为活泼美丽，大可与胡、梁二先生比拟了。因是胡、梁二先生已深受了古文的束缚，胡先生虽有“八不主义”的提倡，一旦打破了旧的桎梏，要实行有生命的语体文，正如现在的“半老徐娘”取消她的“一对金莲”中的裹脚布，穿了天足女学生的皮鞋，走起路来，一扭一捏，总难免“牛吃蟹”；不料会行路的天足女孩，倒要来学假天足的胡、梁二先生，其丑何如？何况先天有别，死也学勿像。（《国语周刊》第23期）
潘汉年认为，胡适、梁启超的白话文，受古文束缚过多，不文不白，好像缠脚女人放脚，只是一种“假天足”，一旦穿起皮鞋走路，必然一扭一捏，不像样子。因此，潘汉年反对以胡、梁的文章作为白话文的典范，而要提倡做“有生命的语体文”。
钱玄同以激烈著称，但是，似乎不完全赞成潘汉年对胡适和梁启超的评价。12月11日，钱玄同复函潘汉年说：
胡、梁的白话文所以有时候还能够活泼美丽者，正因为他们熟读《水浒传》、《红楼》、《琵琶记》、《牡丹亭》诸书也；然而他们的白话文究竟不免“像煞有价事者”，便是您所谓“深受了古文的束缚”，或别人所谓“古书读得很多”的缘故。有人想做活泼美丽的白话文吗？学活语言跟民间文艺，斯为上策；学有名的小说跟戏曲，尚不失为中策；学胡、梁的白话文，实不免为下策。不过下策究竟还是策。（《国语周刊》第23期）
钱玄同承认胡适、梁启超的白话文，有时“还能够活泼美丽”，但是，钱玄同认为，其原因，不在于他们读的古书多，而是他们继承了古代白话文学的传统。因此，钱玄同不像潘汉年那样激烈，认为胡适、梁启超的白话文还是可以学，虽然“实不免为下策”。在婉转地表达了对潘汉年的不同意见后，钱玄同再次盛赞民间文艺：“这才是真正活泼美丽的语言，表情最真率，达意最精细，用字造句尤极自由。”钱鼓励潘汉年和自己合作，函称：“我们表扬民间文艺，认为它为国语的灵魂，国语的血液，只希望深明此理者——例如您——来同力合作，咱们大家伙儿努力的干起来。”
上引潘函提到的《ㄎㄨY的故事》，即《苦哇鸟的故事》，写一个悲惨的民间传说：一户人家领养了一个童养媳，男孩病死，婆婆虐待童养媳，将她关在水缸里。几天后，童养媳化鸟飞出，整天哭叫“苦啊！”因名“苦哇鸟”。潘汉年写这个故事，同样表现出他对社会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和同情，这篇故事经周作人之手发表于1925年7月出版的《语丝》第35期。潘汉年给钱玄同写信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此稿的处理情况。
潘汉年给钱玄同写信的时候，是一个刚刚20岁的小小校对员，而钱玄同则已经是著名的大学者。上引潘函写得轻松、随便，并未将钱玄同看成大权威，而钱也不以大权威自居。
钱收到当年7月30日潘函后，因为要“驱虎”（驱赶章士钊），后来又因为左臂跌坏，两手患湿症，没有及时给潘汉年回信，特别在12月11日函中道歉：
从我收到这封信跟“两首歌谣的故事”到现在，不差么儿有一百天了；九月中又接到由周岂明先生转来“长女怨幼夫及其他”。这两次收到的信在我们的“乾坤袋”中搁得那么久，不但未曾登出，连回信也不写一封，我想您总在那儿骂我了；——纵子不吾骂，我独能无动于衷乎！则我当向您道歉，殆无疑义。
这封信文白夹杂，既有大白话，又有文言，诙谐与庄重兼而有之，生动地体现出钱玄同的幽默和平易近人的性格。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