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李琪在“文革”发动前后的日子里
作者：李 莉
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积极响应毛主席对戏剧改革的指示，首先从现代戏剧入手。在各剧团的领导、剧作家、演员的共同努力下，呕心沥血，把传统艺术与现代剧融为一体，取得很大成绩，演出了《芦荡火种》、《箭杆河边》、《红灯记》等优秀的名剧。
1963年春，江青突然提出来要在北京搞京剧改革。彭真同志和市委决定由李琪(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编者注)与江青联系。李琪认为自己管理文艺工作才两年，又不懂京剧，后经彭真同志解释才勉强接受这一任务。他对我说：“江青不好共事，又是主席夫人，万一出了问题，非同小可。对我个人事小，对市委事大。”因此，他在与江青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谨言慎行。有时他给我讲一些情况，看到我很担心就对我说：“有市委集体领导，又有彭真同志，不会出什么大错，你不必担心。”不料，事情的结果比我们预想的严重得多。
江青刚到北京市时，李琪对她是很尊重的。最初，江青对北京市委安排由宣传部长和她联系感到不满意，认为接待规格太低，要求由一位书记与她联系。彭真同志向她介绍了李琪的能力和人品后，她才勉强同意。经过一段接触后，她觉得李琪是一个思想敏锐、有才干的人，于是把李琪介绍给毛主席。在中南海，李琪将他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浅说》送给毛主席指正。后来，主席见到李琪说写得好，要他多写些哲学方面的文章。在请毛主席观看京剧《芦荡火种》时，彭真同志要李琪坐在主席身旁，便于汇报，李琪推辞，彭真同志风趣地说：“今天陪主席，是你演主角。”他只好遵命。主席看完戏，指示将剧名改为《沙家浜》，说这样更符合实际，然后上台接见演员，大家都很高兴。
江青在北京市搞所谓京剧改革时，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市委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且经常出尔反尔，使下面的同志感到无所适从。如有一次经江青同意演出《沙家浜》，票已经售出了好几场，江青又下令停止演出。我记得李琪对此事感到很为难，只好让剧团想办法退票。江青还要求把“智斗”一场戏去掉，李琪及有关同志都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智斗”一场戏非常精彩，是重头戏，因此坚持不能去掉。直到毛主席看过戏以后，江青才不再提这件事了。
《沙家浜》是以新四军的斗争为题材的，它的排演过程始终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周恩来总理看过这场戏，陈毅副总理也看过好几遍。彭真同志更是对此剧进行了直接的指导，他亲自召集马连良、张君秋、赵燕侠等老艺术家以及青年演员座谈，并做出具体安排。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剧目取得了很大成功，深受观众的喜爱。但后来江青却将这一切功劳都据为己有，把自己标榜为京剧改革的旗手。
李琪没有想到的是，江青到北京后，作风越来越霸道，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本来说好给她一个实验团，可她要求把其他实验团都合并过去，对演员也是挑三拣四，要把所有的好演员都调到实验团。尽管市委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她仍然不满意，而且意见越来越多。李琪心里明白，江青这样做不仅是对着他来的，而且是冲着市委和彭真同志来的。他对江青的蛮横态度只能忍耐和做些解释。一天，李琪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主席的夫人哪像个女同志的样子，简直就像泼妇，凭借主席耀武扬威。我真倒霉，碰上这么一个太后。”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一惊，不知说什么好，我们相对沉默了很久，忽然间，李琪笑了起来，我说：“这么大的事你还笑！”他说：“恐怕以后我们连笑的机会都没有了。”“会不会出什么事？”我问。他看到我很紧张，就赶紧说：“不会的，我只是说说而已。”看到他心情沉重的样子，我知道他哪儿有什么心情笑啊，只是以此轻松一下。李琪曾对我说过，江青甚至还不如封建社会的开明皇后。他给我讲了历史故事，李世民屡次被魏徵当众顶撞，他感到很恼火，说非要杀掉魏徵不可。这时皇后盛装向李世民跪拜，李世民问其原因，皇后说，有开明的皇帝，才有敢于直言的大臣，因此应该向你祝贺。李世民了解了皇后的意思，笑着将她扶起，不再提杀魏徵了。李琪说，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尚能如此，今天的共产党就更应该重视民主问题了。
1965年，李琪到房山县黄辛庄搞“四清”，他以为这样可以避开江青，感到很高兴。但江青还是把他叫到上海，但又不见他。每天张春桥都去看李琪，劝他在上海多看看，再等等。半个月后江青才召见他，一见到李琪就指责说：“不准老子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
李琪于1966年春节前两天（1月19日）回来后，向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位书记作了汇报。市委研究后同意了江青的意见，决定让李琪以个人名义给江青写一封信，向她告知市委的决定。“文革”结束后我看到了这封信：江青同志：
我从上海回来后，即把您的意见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讨论以后，我当即把讨论的意见在电话中扼要地告知李鸿生同志，想已知道。
1.把北京京剧团全团作为您的实验团的问题，市委又作了最后的确定。薛恩厚同志已向全团宣布，目前团情况很好。
2.关于取消北昆充实京剧团的问题，市委已作了决定。北昆现有一百人（演员四十余人），北京京剧团准备挑选七十人左右，包括你说的人，由文化局安排。当然还会有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原来的昆剧演员要实验一点革命戏，也可容许他们试验。
3.关于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的问题。根据您的意见，裘仍然留在北京剧团（春节中他演出《雪花飘》小剧颇受观众的欢迎）。关于马连良、张君秋的问题，市委研究了您的意见。他们又有演现代戏的要求，也还有些观众看，因而决定他们到京剧二团，除了在戏校教戏外，也还可以演一些他们能演的革命现代戏，或演允许演的老戏。我昨日已找他们谈了，准备过几天他们就到二团去，可以演允许演的老戏。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现代戏，大型的革命现代戏，他们也可以学过来演。
以上就是市委讨论的意见，特此函告。
李琪
二月二日
这封信写好后送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审阅。他在上面这样写着：“刘仁、天翔、万里、邓拓同志，送上我给江青同志写的一封信，彭真同志说请你们看后再还给他看。”
这封信经过书记们的传阅，做了一些改动，如把“市委照办”改为“市委同意”。李琪对此是有顾虑的，担心江青认为这是市委在压她，激起她的不满，因此他向彭真同志建议不发为好，但彭真同志坚持要发，并要他不要胆小怕事。本来他从上海回来后心情就不好，给江青写信后心情就更沉重了。
李琪从大局出发，为了把工作做好，他对江青的恶劣作风一忍再忍，本想惹不起就躲，但躲也躲不开。他给彭真同志写过一封信，谈了他对江青的看法，大意是在与江青的两年多的接触中，感到江青以权贵自居，横行霸道，无事生非，比吕后、西太后还坏，把别人当成奴隶，使他无法工作，无法忍耐。他有责任反映这一切。他把信送走后回家告诉了我，我说：“你是不是说得太重了？”李琪说：“我说得还不够。江青人品太差。不能想象主席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很害怕，我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万一这封信失落，江青能饶得了你吗？！”他听后，很有触动，在屋里走来走去，随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张洁清同志说：彭真不在家，并说已看到了信，认为李琪对江青的认识是对的。江青不单单是对着他，也是针对彭真和市委。中央的同志对她都了解，但对她毫无办法。劝李琪还要忍耐。信由秘书保管，也可能已烧毁了，万无一失。这时我们才稍稍放心了。李琪对我说，他应该写这封信，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当然他也认为当面说更为妥当，并让我不必为他担心。
“文革”开始后，有人揭发此信是李琪反对江青的证据。1978年彭真同志从陕西回来后接见我时，曾对我谈到，李琪给他的这封信不知下落，要我请专案组找找。彭真同志认为李琪的这封信有力地揭露了江青的真实面目，也是对江青的一份很好的控诉书。可是这封信始终未能找到。
1966年2月，江青又将李琪叫到上海。这次与上次不同，江青马上见了他，还和他一起看了几场电影，并向他谈了她在军队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情况，而对他写的那封信只字未提。江青态度大变，使他感到意外，摸不透江青的用意何在。他还以为江青改变了态度，以后的工作会好做一些了，心情也轻松起来。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由毛建议中央军委报中央批准，于4月10日向全党转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这篇来者不善的“纪要”中，江青大放厥词，说什么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篇“纪要”措词的严厉令人震惊，充满了不祥之兆。李琪对我说：他不该与江青打交道。他做事过于认真，不灵活，得罪了江青，给自己、也给市委带来大祸。
江青对李琪的手段是软硬兼施，又拉又打。李琪告诉我说，江青找他多次，但他在同江青的交往中，对江青的作风越来越反感。李琪为人正派耿直，对任何人都不会阿谀奉承，因此他对江青是敬而远之。“文革”中我看到过印发的江青讲话的小报，江青说她本来希望挽救李琪，但他是彭真的死党，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都证明了李琪的人格和品德，他是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
“人都是有尊严的，被扣上大帽子挨批判好受吗”
1966年3月7日晚上，周总理找李琪和林默涵同志研究准备六七月份在京举行京剧改革会演事宜，之后又单独把他留下,询问北京市预防地震的情况。谈完后已快12点了，总理一直把他送上车，他们边走边谈，总理还记得李琪是晋南人。李琪回到家后很高兴地对我说：“总理过问戏剧改革工作就好办了。江青如果有总理千分之一的能力和人品，事情就好办了。”“四清”也快结束了，他要执行好总理的指示。他还说总理过去和他谈到反对干部特殊化的重要性，总理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当时我也很高兴。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农村去了。
4月2日夜里12时，李琪突然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晚还回来了？”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坐在桌前沉默不语，我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喝完水后才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紧张。”我以为又是江青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说：“今天晚上市委通知房山县委立刻派车送我回来，我进会议室一看，彭真同志也在，彭真是很少参加常委会的。我一坐下，刘仁就宣布开会。彭真同志说，毛主席派康生回京，要周总理找我谈话，毛主席批评我抓文化工作落后了。总理劝我尽快表态，好向毛主席交代。彭真又指着邓拓说，你们写文章也不注意，又是和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邓拓马上检讨说他对不起市委和彭真同志。”李琪还告诉我说在场的人听了彭真同志的话都面面相觑，非常紧张。刘仁同志宣布马上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郑天翔宣布由刘仁、万里和他本人组成三人领导小组，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第二天就开始组织写文章，同时把吴晗从“四清”点调回来，要他做检讨，以便及早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个表示。这次不仅要批判副市长吴晗，还要批判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听到这些，我真是目瞪口呆，完全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
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发表后，我问李琪是否去看过邓拓，李琪说郑天翔和项子明同志去看过他了，邓拓始终沉默不语，一句话也没有说。因此他们告诉李琪不用去了。李琪同邓拓夫人丁一岚谈了话，丁一岚说，邓拓本来说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错误，但当他看了《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后，就再也不说什么了。李琪劝慰了丁一岚，要他们保重身体，让她理解市委的难处。李琪还给邓拓子女所在学校打了电话，要求他们不能歧视子女，同时还嘱咐邓拓秘书刘玉梅同志照顾好邓拓同志。我对李琪说他做得对，李琪说他能想到的都做了，应该帮助在困境中的同志。
李琪等人忙了半个月，反复修改，终于在4月16日的《北京日报》上以“编者按”的形式发表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他们当时都松了口气，以为这样可以过关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编者按后来被批判为“丢卒保将”的反党文章。
吴晗同志从“四清”点回来后，对让他再检讨的事想不通。他说，《海瑞罢官》是胡乔木同志要他写的，乔木说毛主席称他是明史专家，希望他写这个题材，政治术语都是胡乔木加上的。现在却叫他检查。吴晗对此不服气。大家只好劝他以大局为重，再做个检查，好对中央有个交代。
4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让他转告李琪停发对邓拓的批判文章，对吴晗则继续批判，何时批判邓拓要等中央通知。李琪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了李富春同志的指示。记得李琪对我说，不知是因为批判得不够还是批判得过头了？不久，中央停止了彭真的工作，“五一”时彭真也没有见报，这一切都预示着北京市委的厄运。
4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后来被称作《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草稿，决定撤消由彭真同志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5月初，万里召集北京市局级及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会上，万里向大家逐字宣读中央常委会通过的那个文件。后来，王纯副市长又在体育馆召开的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常委会的精神。市委还召开市委委员扩大会议，对北京市委的工作做了检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市委在认真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对北京市委的批判由“独立王国”升格为“修正主义集团”，而“修正主义”就是“反党”的同义语，属于敌我矛盾。北京市的干部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发懵了，大家在几天之内由革命干部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5月20日，李琪告诉我他看到邓拓的遗书时掉泪了，他说邓拓才华出众，革命一生，却落此结局，同时又说，邓拓这样结束自己，也许是个好办法。我当时就说你可不能这样想，他说他是不会这样做的，让我放心。我说邓拓这样做，那不就成了真正的叛徒了吗？我不能想象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能下这样的决心。李琪说，人都是有尊严的，被扣上大帽子挨批判好受吗？不能简单地评价这一行为。一切让历史来做评价吧。那一天，我们心情都非常沉重，很长时间都相对无言。
“我的文章对人家上纲上线已经够亏心的了，还批判我是包庇”
5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锋的一篇署名何明的文章。就在同一天，华北局工作组进驻，接管原北京市委的工作。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化名为高炬的文章。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大字报，毛泽东将之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3日，原北京市委被改组，新市委成立，李雪峰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在此之前的5月23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北京市工作会议，市委机关和市政府各单位的一二把手参加。我和李琪都参加了会议。为了节约开支，规定家在城里的同志晚上都回家住。由于李琪在《人民日报》上被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点名，我们家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于是临时安排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李琪住在三层，我住在一层。
在北京市工作会议上李琪是受批判的重点，我在我们小组也成为被批判的重点之一，另外两位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团市委书记张进霖。尽管我在小组受到批判，但我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因此我最担心的还是李琪，每次会议休息时我都去他的住处看他。那时北京市委处境非常困难，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人人自危，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难以理解，而对未来的形势更是一无所知，因此心情是非常忧虑的。在会议期间，我和李琪谈了许多事情，从过去谈到现在，又谈到将来。
李琪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市委来的，去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已经转发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市委还让范瑾给上海打电话，质问他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上海批判北京的副市长不向北京市打招呼？结果对方置之不理。市委要我和邓拓写文章批判吴晗，周扬同志也写了文章。这三篇文章发表后，反映很好，大家都以为批判就结束了，没有想到竟被说成是假批判。”
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诬陷邓拓是叛徒，置邓拓于死地，并点名批判李琪为吴晗抛出第二个救生圈。他看了报纸说：“如果能救了吴晗，倒是做了一件好事，我的文章对人家上纲上线已经够亏心的了，还批判我是包庇，难道要把吴晗吃了不成？！吴晗是历史学家，历史会证明这位历史家对还是错。对邓拓、‘三家村’的批判，北京发表了‘4.16’编者按，调子定得够高了，还是过不了关，难道把他们都一棍子打死才算是真批判吗？！”
我问他怎么理解市委的“修正主义”问题，他说：“你不要问我，我也说不清，看报好了。不过要用自己的脑子想。把市委的领导干部都批成‘黑帮’是不妥当的。”我最怕听“黑帮”二字，我说帽子戴得多了，由他们去吧。李琪说批干部是“黑帮”是错误的。我问他：“为什么总是批判你和范瑾、张文松，不批判彭真呢？”他说：“批判我们就是对着彭真的，彭真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不能公开点他的名。把我们批倒了也就是把彭真批倒了。”他又接着说：“这也需要历史评定。”
当时，《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都发表文章批判他写的《〈矛盾论〉浅说》是反党反毛主席，他生气地说：“胡说！真是颠倒黑白，运动结束后我要写文章和他们辩论。吴传启带头写文章批判我，给我扣大帽子，他们倒成了革命派了！”
他看到《北京日报》批判他的文章，说他在“四清”中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说：“这个村的群众都对大队干部郭月等人没有太大的意见。难道把所有的干部都撤职才是抓阶级斗争吗？前几个月还写报道说是好典型，现在又全部推翻。这是向我泼脏水，落井下石。”
我问他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能够搞清楚，他说：“历史上有过不少冤案，岳飞的冤案是到他孙子岳珂时才翻了过来。”
当时，我在小组会上也成为被围攻对象。我告诉他我准备检讨一下我抓生产多，抓政治学习不够的问题。他劝我说，一定要表态同他划清界限，要批判他，还让我不要太紧张，要想得开。我告诉他我们组里有的人态度转变得很大，以前总是说市领导重用他，现在又说是排挤他，王纯、贾庭三等都当了副市长，他还只是个副局长，他要揭发市委。李琪说每个人的表现不同。
我在组里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是同李琪的关系，认为我不揭发市委和李琪的反党行为。我分辩说，他们没有反党，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有人就大声训斥我态度不好。我感到很委屈，哭了，同李琪说起这些情况时，我又哭了。他说：“不要哭，哭是软弱的表现。这才是刚开始，要学会忍受。”李琪还说，“我们对党和毛主席一片忠心，心中无愧，受点委屈不要太难过。那些开国元勋，如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提意见，开始大家都很佩服彭老总，认为只有他敢说真话，但后来反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他们不委屈吗？说彭真市委修正主义集团，让人很难理解，前些时候还说北京的工作怎样好，现在一下子又成修正主义？林副主席讲不理解的也要理解，可是我们理解不了。”
有一次我们谈话时，我说是彭真把北京市委害了，李琪立即说：“不能这样说，彭真是谁害的呢？各人有各人的责任。倒是我不会办事，得罪了夫人，害了市委。”我说：“你就不应该接受彭真让你同江青搞戏剧改革的事。”他说：“那不是个人的事，是任务，党员哪能不听上级指示呢!”他还说：“彭真有两个对头，一是江青，一是林副主席。”
他还说：“我曾对你说过，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要你思想上有个准备。其实当时也就是说说，杀头是不会的，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可是林副主席讲罢免一大批，关一大批。如果我坐牢了，咱们就离婚。”我说：“你不要胡说，你真的坐牢了，我到监狱去看你。”“如果我被送到边疆呢？”“我跟你一块去！”他说：“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只有让两个大孩子照顾三个小的了。”说到这里我们都很伤心,他看到我掉泪马上安慰我：“不说这些了，至多不让我们再工作，当教员我们还是够格的。”我又跟他说到儿子海渊和吉玛的婚事，他说：“为吉玛的前途着想，他们应该断绝关系。不过这要看吉玛的态度了，你不要想得太多。”我说希望吉玛能和海渊好下去”，他说：“你只为儿子着想，没有原则，不能只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他希望子女都能长大成人，并希望他们都做老实人。
他一再对我说，如果以后生活困难，就是把书和字画卖了也要供三个小女儿读书，他说：“不要看现在批判知识界，没有知识是不行的。眼光要远一点，有知识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不过不要学政治，要搞技术。”他很后悔让大女儿海文学了政治，希望她毕业以后当个中文老师。“教语文就没有政治吗？”我问他。“那就让她去搞生产工作去吧。”他又说：“不说了，我的看法不一定对，这一切我们都管不了了，由他们去吧！”
他还对我说：“现在批判我与杨献珍划不清界限，每年都去看望他，还让他给市委干部作报告。批判杨的‘合二为一’不见得对，就是他犯了错误，我又怎么不能去看呢，何况他还是我的老师。”
那时他经常劝我不要太紧张。他说；“万里、赵凡、王纯、王宪同志他们都了解你，他们都还在工作，会为你说话的。你又是搞林业的，没有什么问题。另外池必卿、李立功同志也会关照你的。批判结束后会给你工作做。如果不给你工作，你愿意的话，咱们就到边疆劳动去，你是好妻子，我害了你，连累了你，我很痛心，很难过。”我说：“不要说这些了，你想得太悲观了。”他说：“不，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吸取教训，过去我们看问题太简单、太单纯、太幼稚了！”
那时我最盼望的就是运动能早日结束，我问李琪的看法，他估计最早也要到年底，但春节时应该结束了，还说原则上运动的重点是文化艺术界，但现在教育界也开始搞运动了，南京大学也开始了（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斗争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消息）。我们那时哪里能想到这场运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呢？
李琪那时还为他牵扯到其他人感到自责，他说：“宣传部开始批斗处长，京剧团也在批斗胡斌、胡沙，是我连累了他们，内心感到过意不去。”
我告诉他在农口的大会上，赵凡还没有检讨完，就有人大声指责他，葛纯掉泪了，我也很难过。他说：“幸好咱们不在一个系统，要不然你看到对我批判，就更伤心了。”
我们交谈了很多，还回忆起过去的经历，想到在战争年代他被敌人抓住，我在残酷的大“扫荡”中生孩子的危险境况。可是，那时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勇敢快乐地生活和战斗，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今天的运动使我们极为痛苦和忧虑。李琪还说你不要忘记当时帮助你脱离险境的刘光、华国锋、吴玉、尹尚芝等同志以及当地的群众。
他说：“战争年代我们经常两地分居，就是进城后，在1954年才安了家。我原来打算退休了看书写书，咱们过一个平静的晚年，没有想到今天会犯错误，是我害得你有家不能回。”我马上劝他说：“这是暂时的。”他还说：“会上批判我态度不好，说我满不在乎，我就是满不在乎。”我说：“为了我们这个家，你也不要满不在乎，要好好检讨。”他看我满面愁容，就安慰我说他会认真检查的。
每次我们见面都无话不谈，从国家谈到家庭，从过去谈到现在，从个人谈到同志们。他说：“现在有时间谈谈心好。”我说：“运动结束我们就回家。”他说：“但愿如此。”没有想到，他再也没能回家。我们的家也被抄多次，被赶到一个大杂院，全家6口人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小房子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时居委会的监视。就连我的孩子从外地回来，他们也要半夜到家里来盘查一通。但是院子里不少群众还是很正派的，他们虽然不敢公开与我们来往，但也在私下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同情，使我们感受到社会上还是有正义的。
“你要我坚强地活下去”，为何“你却一走了之”
1966年，我有三个万万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是北京市委被定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市委的主要干部都被打成“反党分子”。1966年5月23日起召开的北京饭店会议，名义上是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批判、打倒北京市委的大会。
第二个想不到是李琪在报纸上被批判，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点了李琪的名以后，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批判他，因此他在会议上成为批判重点，压力非常大。
第三个想不到是李琪想不通，满腔悲愤，于7月10日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6月28日吴德同志宣布暂时休会，但是李琪等人被留下继续接受批判。30日，我要回机关了。临行前，我们紧紧握手告别，他再一次嘱咐我说：“回到机关后，千万不要和群众辨解。你不要为我担心，一定要表态与我划清界限，安心接受批判。”我当时感到心如刀绞，含着泪与他告别，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成为我们的永别。
我回到机关后，面对的是满墙的大字报和群众的声讨，每天要接受群众的批判，但我最担心的还是李琪的情况，真是度日如年。7月2日我想给他打电话，但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不许我使用电话，我又转到值班室，刚好没有人，李琪接电话后，听出我的情绪很痛苦，立即说：“千万不要有委屈情绪，不要说我们有错误，就是我们没有错误也要接受群众的批判，接受组织的审查。你要的药给你准备好了，我们一定要挺住，其他的见面再谈。”
我没想到这是与李琪的最后一次通话。当天饭后，工作组突然召集群众大会，批判我不老老实实地写检查，却给李琪打电话，还要求请假回家。在大会上宣布了对我的四条规定：不许打电话，不许写信，不许看大字报，不许找工作组。
于是，我与外界隔绝了，李琪打来的电话我不能接，他让家里的阿姨惠林到机关来看我又不许见，他很担心，给华北局书记池必卿写了信，请求允许我们联系，但是我们机关的工作组不听池必卿和范克让的通知，仍不许我们通电话。李琪每天都给惠林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但惠林也不知道我的情况，这增加了他的不安。6日晚他回家看了当时在家里的两个小女儿。10日晚他给我留下一封简短的信，终于下决心离开了人世。他在信中写道：他对不起党，也对不起我，十分痛心。要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们，为了革命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并要我教育孩子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最后他写道不要再让孩子们看古书，这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教训。
我看到他留下的短信，心如刀绞，肝肠欲断，痛不欲生。李琪，在离开你后，我每天就盼望着与你再见面的一天，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啊，现在我还能对谁说呢？
你要我相信党，你为什么就不相信党会给你做出正确的结论，不等结论就走了呢！
你要我坚强地活下去，你却一走了之。你说我今后要受苦了，孩子们和家庭的责任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你为什么不能为孩子、为我们的家、为我着想呢？
你说你死了好，活着也只能给我们增加麻烦。可是我和孩子们都能理解你的难处！你说不要叫孩子们看古书，这是一条痛苦的教训，你为什么不亲自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教训呢？
你要我把家里的书和字画卖掉以补助生活的不足，但是你也知道开始抄家了，这些东西就是不被抄走，当时的情况下能卖吗？就是卖了，能用它们养活孩子们吗？
你多次对我说，你最不放心的是三个小女儿，可是你却离她们而去，她们再也享受不到你的关心和教育了。以往你听到她们夜里咳嗽，总是亲自去给她们关窗、盖被子；孩子们有问题，你去给解释；有错误，你去提醒和教诲！现在你把他们留给我一个人，我能承担起来吗？
你在信封上写到，这封信要在我的问题告一段后再交给我。你怕我痛苦，但是，你却把永久的痛苦留给了我。你知道我失去了自由，你却不能等我，再和我见一面！你竟然在我离开后10天就走了。
你留了封短信就和我永别了，你给我留下永远的悲痛！我和子女万分悲哀，这种刻骨铭心的悲痛永远不会淡忘。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