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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建交始末
作者：许 虹
法国的需求
法国提出与中国建交是从法国在对外事务中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重要成员，追随美国，坚决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虽然50年代法国曾提出过同中国建交，但由于中法之间在建交问题上存在着两大障碍，使中法未能正式建交。这两大障碍：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二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反对法国的殖民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斗争。
法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按照美国的想法和要求，它应该和美国保持亲密的“盟友”关系，但是美国一向自认为是北约主脑，借口北约的共同利益，要求各成员国的行动惟美国之马首是瞻。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法国为代表的北约一些西欧成员国由于同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利害矛盾不断加剧，随之同美国发生了“谁是欧洲的主人”的争论。
1958年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情况发生进一步变化。有着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戴高乐决心不再扮演美国仆从的角色，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把矛头直指美国，法、美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这些矛盾不仅是单纯的两国关系的龃龉，而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而在北约中形成了明争暗斗的两种对立的力量。美国千方百计地要推行其“在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的计划，并与英国结成特殊盟友。而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欧洲派，则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作为反对美国控制西欧斗争的纲领性口号。法国政府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和核讹诈政策，除了积极建立自己的独立核力量外，又将欧洲五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反苏反美的第三种势力。同时，戴高乐还积极推进“欧洲第一，非洲第二”的新的外交政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随着1963年法国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横亘在中法之间的一个障碍已经排除，中法建交的时机变得成熟起来。
1963年8月20日，戴高乐总理委托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通过法国驻瑞士使馆主动约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富尔向李清泉提出再次访华的要求，目的是会见我国领导人，交换对目前局势的意见。经周恩来批准后，中国外交协会会长张奚若答复富尔，邀请他于10月中下旬访华。
埃德加·富尔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和戴高乐将军关系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戴高乐政府的副秘书长，1952年和1955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对中国一向友好，主张承认中国，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曾经访华，明确反对“两个中国”的作法。
中国的对策
关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建交原则，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已经确定了新中国与外国谈判建交的原则，这是中国政府一条重要的外交原则。
根据国际惯例，两国政府只要相互正式承认并交换建交文件，建立外交关系的程序即告完成。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着一个特殊的情况，采取自己独特的建交程序，即接受对方的承认，不等于建交，尚需经过谈判始可确定。这是迄今外交史上所罕见的。为什么必须谈判才能建交呢？因为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盘踞在台湾，并继续占据在联合国的席位，世界各国仍未改变对它的承认。也就是说，如果不在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会在国际上形成“两个中国”。所以建国伊始，中央便确定了“另起炉灶”的方针，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说：“我们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指出：对于帝国主义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因此必须通过谈判才能建交。在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规定，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不存在问题。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我国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他们的对华态度，区别对待，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中法建交就是经过几个回合艰苦的谈判，在充分理解法国的处境，使用内部默契的办法完成的。
中国政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法国的政治立场。布鲁塞尔谈判破裂后，帝国主义矛盾，特别是法美矛盾尖锐，为了利用法美矛盾，孤立美国，我们开展对法工作，同法国建交，可以在西欧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当时法国同国民党虽然尚未断交，但是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国在台湾仅维持代办级外交关系。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干涉。周恩来总理分析中法建交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认为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也可以引导中、法两国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并为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据此，周恩来确定，要把法国同美英区别对待，要多做富尔的工作，并亲自同他进行多次实质会谈。童小鹏后来回忆道：“那时周总理对戴高乐的估计是正确的。首先，周总理认为戴高乐反法西斯是坚定的；其次，认为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撤兵的问题上是开明的。”在富尔访华期间，我国政府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六次。
艰难的谈判历程
1963年10月，富尔以法国前总理的身分访华，22日到达北京。他带来了戴高乐将军授权他前来中国商谈两国关系问题的一封信，其目的是同我国政府就全面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10月23日至25日，周恩来和陈毅多次会见富尔，就中法建交问题进行会谈。
在谈论国际局势时，周恩来赞扬戴高乐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当谈到戴高乐对莫斯科三国核协定采取的态度时，周恩来说，我们两国对这个问题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在谈及对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关系时，周恩来对法国政府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采取的态度予以肯定。会谈表明中法两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
关于双方采取什么方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周恩来向富尔介绍了我国同西欧各国关系的现状，并表示，法国可以同中国从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选择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全建交，如瑞士和北欧诸国；半建交，如英国、荷兰那样；暂缓建交，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还表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建交方式。他对富尔说：“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如果阁下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周恩来的这番谈话，不仅表明了我方积极建交的诚意和所坚持的原则，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平等协商、尊重法方选择的态度。
可以看出，在对建交方案的探讨中，周恩来既不是僵硬地毫无弹性的坚持要法方选择首先同台湾断交的模式，也不是简单地把难题抛给对方寻找答案，而是真正本着协商的精神，同富尔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妥协的余地。正是这种态度进一步赢得了富尔的信任，调动他朝积极创造条件的方向前进，最后终于就“直接建交方案”达成一致。
对于台湾问题，开始富尔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14年来法国一直未承认中国是一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第一步，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活动。但是由于法台还存在着的外交关系，因此台湾问题也就成为谈判中的最大障碍。起初，富尔支持在涉及法台未来关系上不接受中方任何先决条件，要求中国不坚持让法国同台湾当局断交。在谈判中，富尔强调，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台湾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戴高乐也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与蒋介石的交往，不愿突然中断关系。
周恩来则指出，同中国建交而不与台湾断交是“两个中国”的主张，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法中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要解决总要有个合理的办法。”提出“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民间的都可以”。强调若中法建交，法国不应在台湾保留外交人员和机构，如采取英国那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富尔又试探性地提出一个能绕开台湾问题的折中方案，即把断交的责任推给台湾，由台湾依传统做法主动断绝与法国的关系，法国仍然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我方则断然表示，这不可能。由于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后，双方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连续进行了五次谈判，焦点仍然是台湾问题。由于双方都表现出相当的诚意，谈判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个成熟的外交家不仅表现在他勇于和善于坚持原则，而且表现在他勇于和善于进行妥协，尤其是必须能够准确的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光讲斗争而不讲妥协，其结果是使得谈判陷于僵局甚至破裂；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周恩来同富尔的谈判在原则与妥协正确结合方面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是合情合理的。对富尔一再提出允许法国先同我国建交而后再同台湾断交的要求，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使用了内部默契方式，照顾了戴高乐和法国政府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谈判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关于双方应采取何种具体步骤建交的问题，周恩来同富尔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共同研究了几种方案：第一，无条件建交。即富尔一再强调的在建交问题上，“双方均不提任何前提条件”。对此，周恩来表示，由于没有回答如何处理法国同台湾的问题，中国政府难以考虑。第二，有条件建交方案。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后再同我建交。周恩来根据会谈情况指出，虽然这是一个合理的方案，但是要求法国驱蒋尚有困难，因此，也不便采取。第三，延期建交方案。由于法国急于同我国建交，富尔表示不愿走这条路。
周恩来强调，中国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双方应肯定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第二个中国等前提。在谈判中事先要达成默契，确定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就能尽早找到解决办法。
鉴于前面提出的三个方案均行不通，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富尔提出“直接建交方案”，即在达成内部默契协议的基础上，允许法国宣布同我国建交，然后由法国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台湾的关系。
10月31日，周恩来与在上海的毛泽东通话，报告与富尔谈判情况。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飞沪面商。
11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陪同富尔飞抵上海。同日，周恩来和陈毅就两国建交直接方案与富尔举行会谈，我方提出的要点是：
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
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且立即建立使馆，互派大使。
当晚，周恩来将方案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于次日凌晨批示“很好，照此办”。
11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富尔。会谈中毛泽东表明，中法两国建交，对我们不存在问题，我们是赞成的。任何国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都是愿意建交的，但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就是反对“两个中国”。
11月3日，我方随即将“直接建交方案”内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形式送交富尔。说明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双方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法国总理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的默契：
1.法兰西共和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这就主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
对于中国政府的方案，富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表示他将把这个方案带回去向戴高乐复命。
11月10日，富尔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回到法国，将会谈的情况向戴高乐政府进行汇报。
中法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
1963年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奉命去瑞士同我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正式商谈建交问题，表示戴高乐政府已经确认了富尔在中国所谈的内容。法方表明中法建交时机已经成熟，中法双方代表开始进行具体建交谈判。
在双方关于建交方式和发表公报问题进行的谈判中，我国提出三种方式：第一，双方同一时间发表联合声明；第二，各发表各的，法国发表法国的，中国发表中国的，措词各不相同；第三，双方发表联合公报。
最后，法方建议以公布中法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
1964年1月9日，中法就建立外交关系的具体事宜达成协议。1月18日，中法两国正式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同时发表了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建交，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起草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立外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定。中国政府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1月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还表示，法国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
2月11日凌晨，台湾当局宣布与法国断交。法台断交扫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
5月27日，首任法国驻中国大使吕西安·佩耶抵达北京。6月2日，首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到任。至此，中法建交进程宣布圆满完成。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使中国实现了与西方大国关系的重大突破，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顽固坚持的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后不久，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中国讨论建交问题，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而众多亚非国家则先后同中国建交，中国迎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世界各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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