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徐明清与“包庇江青”问题
作者：许人俊
从1964年初起，我们就在同一机关大楼里办公，后来又在同一“五七”干校受审查，如今又在同一老干部活动站过组织生活。她同所有的老人一样，喜欢回首往事，笑谈自己的坎坷人生，尤其是谈到她往日与江青的恩恩怨怨，更是滔滔不绝，慷慨激昂。
江青视她为救命恩人
徐明清原名徐一冰，1911年5月出生于浙江临海农村一中医世家，自幼酷爱读书。1926年，国民革命风起云涌。正在县城台州女子师范读书的她，投身革命洪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受挫后，她辗转到上海、南京边读书，边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就学，受到进步教育家陶行知的器重和同学们的拥护，曾担任该校首届团支部书记，随后转为中共党员，并任党支部委员。不久在夫子庙的一次飞行集会中，遭到敌人追捕。她侥幸逃出包围圈，转移到无锡、上海一带乡村，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这一期间，陶行知正好从日本回到上海，大力倡导发展群众教育，创办工学团，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陶先生办学急需人才，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徐一冰。徐随即从外地赶赴上海。
“工学团”地处上海市郊北新泾镇陈更村，按谐音取名“晨更工学团”，因符合国民党政府“普及教育”的方针，属于合法社会团体，发展很快，社会影响很大，一度成为我党在合法团体掩护下开展地下工作的据点之一。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左翼团体“左联”、“社联”、“剧联”、“影联”、“音联”、“美联”、“教联”等经常到这里开会。徐一冰不仅是工学团的负责人，而且担任上海市“教联”常委，负责沪西区的工作。
1933年夏季的一天，田汉的弟弟田沅，陪同一位面目秀气，个头细高，身着蓝色旗袍的山东姑娘，前来工学团找徐一冰。姑娘名叫李鹤(后改名江青)，恳求徐帮助找份工作。当时，工学团正好缺教师，徐一冰见她能唱歌演戏，很讨人喜欢，就同意留用，除指派她教店员识字，还让她同田沅一起排小节目，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通过演戏宣传抗日救亡。
那年，李鹤刚19岁，白天同大家相处，总是又说又笑。然而，一到夜晚休息时，就常常闷闷不乐，时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悄悄阅读，然后又细心地收起来。有一次，李鹤偶尔将那封信遗落在地上，徐一冰捡起来读过，才知道李鹤正因恋爱问题而烦恼。信的落款是“小俞”。徐一冰把信交还李鹤，顺便打听小俞是什么人。李鹤如实告知：“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心里非常想念他！”徐理解李的心情，说了些安慰的话劝她宽心。
随后她们相处多了，交谈也多了。李鹤告诉徐一冰：她出生在木匠家，乳名李进孩，读小学时老师见她长的既高又瘦，两腿细长，特意为她取了“李云鹤”作为大名，有时又简称李鹤。她自幼喜爱唱歌、演戏，曾随姐夫到济南报考山东省实验剧院，学话剧和古典音乐。仅学一年，剧院就关闭了。她随剧院老师和同学转移北平。无奈因她戏龄短，乡音重，只好返回济南。为谋生路，她经人介绍到青岛大学图书馆管理图书，有时到中文系旁听。在那里结识了名门望族俞家的三公子俞启威，双方一见钟情，陷入热恋。俞启威是青岛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学生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影响下，李鹤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两位年轻人很快同居，俞启威还介绍她入了共产党。后因叛徒告密，俞启威被捕入狱，李鹤逃离青岛，流落上海。
1933年冬天，俞启威经家人以重金疏通方方面面的关系后被营救出狱。他赶到上海寻找李鹤，终于在晨更工学团与李鹤相会。俩人共诉离别衷情，泪流满面。不久，俞启威又转往北平寻找党的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次年1月28日，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李鹤引起特务的注意。徐一冰获悉这一情报后，火速通知她暂时不要到工学团活动。李鹤只得离开上海赴北平与俞启威会合。一向讲究门当户对的俞氏家族，嫌李鹤出身贫贱，拒绝接纳她，李鹤再次陷入困境，走投无路中，只得重返上海找徐一冰。此时，徐一冰已不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后经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介绍，安排李鹤在一女工夜校当老师，化名李云古，教女工们识字、唱歌、演戏。
这年9月的一天，李鹤闲来无事，独自上街逛悠。无意中碰上了过去在青岛认识的中共党员阿乐，两位老友久别重逢，亲切交谈。谁知阿乐早已受到特务监视，富有经验的阿乐发现敌情后，机灵地逃进英租界，而李鹤却被关进了看守所。这一关就是两个月。幸好看守所里有一女青年被释放，李鹤托女青年出去后到基督教女青年会走一趟，恳求营救。因无叛徒指证，又无其他证据，加之基督教女青年会派人来证明李鹤是夜校教员，看守所只好让她具保释放，勒令她定期到警察局汇报情况，接受询问。
两个月的审讯、折磨，李鹤受了很大刺激。徐一冰接到远在北平的俞启威的来信知道了此事，急忙赶到李鹤暂住处探望，只见她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目光呆滞，精神恍惚，加之居住环境不好，看上去极为可怜。不久，俞启威也从北平赶来，面对此景此情，一筹莫展。正好徐一冰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要回浙江老家临海。她征得李鹤和俞启威的同意，将李鹤带回老家，治病养身。
徐一冰的老家是典型的江南小村，有大片郁郁葱葱的竹林，溪涧澄清，山水相抱，鸟语花香。自幼生长在北方的李鹤，仿佛走进了一个碧绿的仙境，顿时感到心清神爽。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李鹤化名李惠芳住在徐一冰家中治病。徐一冰父亲是名医，他诊断李鹤患了肺痨和忧郁症，开出药方让家人煎熬，给她服用。同时还炖鸡汤、鱼汤，帮她补身体。徐一冰每天都要陪她在户外晒太阳、聊天，或到山村小路散步。恰好此时徐一冰的一位在北平军医学院读书的堂侄子回乡探亲，就又托他为李鹤看病。堂侄子开出西药处方，徐家立即到城里买来让李服用。一家人为李鹤竭尽全力，盼望她能尽早康复。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理，李鹤的身体恢复很快，她不断给俞启威写信通报喜讯，叙述徐氏家人的搭救恩情。俞启威要她病愈后即刻北上团聚，加之临近岁末，村里人都忙着过年。李鹤触景生情，更加思念俞启威，遂与徐一冰商量北上之事。徐一冰理解她的心情，马上从家里拿了一些路费和干粮给她，帮她买票和准备行装。临行那天，李鹤满怀感激之情，含泪称徐氏家人是救命恩人。徐一冰拍拍她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盼她一路顺风。
延安审干时，她证明江青在上海是共青团员
1935年4月，因叛徒告密，徐明清在上海被捕。但因叛徒并不了解徐的具体情况，徐便大骂叛徒血口喷人，坚决否认是中共党员。三个月后，徐被移押到杭州反省院，经一年多的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幸有陶行知等人四处活动，才于1936年被保释出狱。党组织让她回家治病养伤。经过两个月精心调理，徐恢复了健康，重返上海。
当时的上海滩，奇闻不断。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新闻之一，就是电影明星蓝苹与著名电影编剧唐纳的婚姻纠纷。同志们告诉又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一冰，当年她搭救的李鹤，在北平与俞启威分手后，重返上海，改名蓝苹进入电影界，很快与唐纳相识，两人形影不离，而且兴师动众，邀请各方人士在杭州六和塔大办婚礼，成为沪杭一带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然而时隔不久，他们又感情破裂，大闹离婚。蓝苹一气之下离沪北上，唐纳火速赶往济南找她。唐在旅馆自杀未遂，两人遂返回上海。此事被新闻界添油加醋炒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对蓝苹打击很大。
徐一冰耳闻这些传言，不禁心寒意冷。此时，党组织决定将徐一冰调往西安。临行前，徐一冰特意寻找到蓝苹的住处去看看。不巧蓝苹不在家，只见唐纳梳着油光乌亮的小分头，悠闲地坐在椅子上翻报纸。徐只好留下口信，说明天要离开上海，如果蓝苹有空，可以到火车站见一面。
第二天，火车快要开动时，蓝苹来了。她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头，跟一年半前离开徐家时的模样大不相同。她隔着车窗伤感地问：“一冰，你上哪儿去呀？”徐答道：“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她嘱咐蓝苹注意身体，好自为之。蓝苹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啊！”
徐一冰抵达西安后，党组织起先安排她去东北军工委任妇女支部书记，后又参与筹建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徐一冰受西安市委派遣，常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工作。日子一久，她与叶剑英夫妇、邓颖超、柴树藩等人就熟悉了，关系处得很密切。
这年7月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在幼稚园门口停下。正在屋内办公的徐一冰从洞开的窗户内探头向外一瞧，只见一位身着旗袍、身材修长的女子从车内走下来。仔细打量后，想不到竟是蓝苹。她赶忙走到门外迎接，同时好奇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西安的地址？”蓝苹回答是通过曲曲弯弯的渠道、几经辗转才找到这里的。徐一冰又询问她近年的生活状况。
蓝苹叹了一声说：“情况很糟糕，我与唐纳闹翻了。上海局势动荡不安，电影业萧条，我呆在上海没有什么事可做！”
徐一冰随即问她今后打算怎么办？她说：“一冰，说真的，我这次来西安就是想请你帮个忙。”徐告诉蓝苹，自己到西安后已改名叫徐明，但在私下场合蓝苹却一直亲切地喊她“一冰”，不愿改口。蓝苹接着说：“我想到延安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 徐一冰问：“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
蓝苹边笑边摇头说：“有你在，我想会有办法的。”随即将话题转向俞启威：“听说小俞到过延安……”
俞启威已改名黄敬，一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成为北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富有才华，组织能力强，深受华北局器重。柯敬史（柯庆施）曾指定黄敬、林铁、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央在北平的日常工作。1937年4月，黄敬作为苏区代表曾赴延安出席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会后，仍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任过北平市委书记。
徐仍不放心地问道：“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蓝苹马上打开小皮箱，取出一本影集：“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接过影集一看，里面都是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进步青年。
徐一冰很快向叶剑英夫人作了汇报，对方指示可以把蓝苹带到办事处面谈。蓝苹随徐一冰一道去办事处。正好邓颖超在那里，徐一冰向邓大姐说明了情况，蓝苹笑嘻嘻地把随身带的影集双手送给邓颖超，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邓颖超，显得无比尊重。
邓颖超打开影集翻看了一下，抬头打量着蓝苹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大明星蓝苹啊！”接着，邓告诉她：“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主管，他今天不在，你把影集留下，回头我跟他说一下，你过两天再来。”
两天后，蓝苹独自跑到办事处，傍晚才回来。一进门就眉开眼笑地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我的情况仔细地向他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随后，她开始收拾行装，从徐一冰的住处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不几天，她又坐着黄包车兴冲冲赶到幼稚园，向徐告别：“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蓝苹从西安出发，途经陕北洛川，正巧赶上洛川会议结束。她在洛川留宿过夜时结识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夫妇，又通过他们认识了毛主席的警卫员叶子龙。洛川会议散会后，中央领导人分别乘坐汽车返回延安，蓝苹被安排坐上了毛主席乘的那辆卡车。毛主席坐在驾驶室里，她同其他干部坐在卡车篷里。到达延安的第二天，肖劲光夫妇陪同她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在院子里接见了他们，时间是1937年8月。那是蓝苹第一次同毛主席见面，后来她见毛主席的机会更多了。
一个月后，徐一冰也奉命从西安调到延安，不久被安排进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妇女委员，并改名为徐明清。蓝苹到延安后也改了名字，叫江青，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上为了考验她，曾把她派到农村搞调查。有一天，她听说徐明清已调到延安，赶紧跑来探望，诉说农村调查的感受，大谈延安生活条件太差。不久，江青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她多次说自己1933年在青岛就加入了共产党，但又没有可靠的证明。中央组织部为了慎重起见，要求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要写份说明材料。
徐明清如实叙述了江青在上海工作，在浙江临海养病，以及到西安找自己的情况，证明江青在上海表现进步，晨更工学团共青团支部曾吸收她入团。她还参加过外围组织“剧联”、“教联”的活动，没有提供她入党的情况。
江青到延安后借助各种机会接近毛主席，1938年夏秋，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了。当时，正处在战争时期，没有举行仪式。经中央批准，让江青照顾毛主席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爱开玩笑的贺龙与毛主席谈完工作临出门时，突然乐呵呵地对毛主席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毛主席马上对叶子龙说：“他们想喝酒了，你办两桌，让他们吃一吃。”1938年11月19日，办了一桌，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第二天又办了一桌，请了张闻天、李富春、蔡畅、滕代远、罗瑞卿等人。因徐明清的丈夫王观澜是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老战友，徐又是江青的朋友，所以被邀请出席第二天的婚宴。
“文革”中她被开除党籍，给江青写信，江青置之不理。粉碎“四人帮”后她被以包庇江青罪名错捕入狱
徐明清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革命元老，一直被毛泽东视为知心好友。1941年底，王观澜身患多种疾病，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治疗。一天，毛泽东在傅连賞陪同下，从杨家岭徒步走了五六里路，赶到医院探望。事隔不久，毛主席又派警卫员送来一亲笔题词：“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
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消化不良。毛主席得知后，就把自己烤馒头片的铁鏊子送去，又送去一只热水袋和葡萄糖粉，嘱咐暖胃，增加营养。
1949年初，毛主席批准送王观澜到苏联治病，并让徐明清同行。那年5月，他们夫妇到达莫斯科，巧遇先期到苏联治病的江青及其女儿李讷。江青在异国他乡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非常兴奋。
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回国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部从事领导工作，徐明清则在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部做人事工作。1958年春节，王观澜到中南海出席文艺晚会，在怀仁堂遇见了毛主席，毛主席热情地把他拉到身边坐下，说：“进城以后，你们也不来看我了，我们疏远了。”毛主席还关切地问起了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
徐明清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还惦记着自己和孩子，兴奋至极，第二天提笔写了一封信：“主席：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了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接着她针对当时风行的弊病大胆直言，写道：“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人（指饿死人）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字更大，面积更广，又怎么样？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事英明，处处争取主动。”信中还简要谈了女儿海燕的情况，并问“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信的内容是她和王观澜商量写的，但最终落款为“明清”。徐惟恐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作为一般信件处理，故而没有直接寄给毛主席，而是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给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给江青收，最里面的信封写给毛主席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主席手中。三天后，毛主席给徐明清打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明清和王观澜也身陷困境。夫妇双双挂牌游街批斗，住宅被抄，王观澜的脊椎骨被打坏，卧床不起。1969年初，徐明清被赶到湖北沙洋——国务院农口干校监督劳动，接受批斗审查。在阴暗潮湿的草棚里，她忍辱负重度过了四个春秋。她坚信专案组最终会辨明是非，对她作出正确结论。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她愤然提笔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写信申述冤情，希望她能站出来主持公道，还自己政治上一个清白。时光在一天天消逝，她等来的却是杳无音讯。徐明清以为身居高位的江青太忙，于是又写了第二封信。她怕普通邮递渠道出现障碍，特地设法通过中央办公厅将信送给江青，依然无声无息。她仍不甘心，再次提笔，写了第三封信送给江青要求复查。然而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她心灰意冷。
徐明清转而给老领导陈云写信。当年陈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任部长时，徐明清是该部妇女科科长。陈云接信后对徐明清的遭遇极为同情，马上打电话让王观澜到家中去一趟。两人见面后，陈云对王观澜说：“当年明清在上海被捕的历史问题，在延安是有文件的，叫明清不要着急，耐心等待。” 徐明清在蒙难中得到陈云同志的关怀，内心极为感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上下，万众欢腾。然而，就在庆祝粉碎“四人帮”大游行的第二天，专案组人员突然将徐明清带走了。
她被关进至今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小屋里，长达三个月。茫然不解的徐明清，在审讯中才慢慢弄清对方是江青专案组成员。他们从江青档案中发现有徐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加之康生临死前又说过“江青的问题，王观澜的老婆知道”，就断定徐有“包庇”江青的问题。
当时，“左”的思维方式依然盛行，专案组的成员还习惯用老作风搞专案。他们不让徐明清休息，连夜突击审讯，逼徐交代“包庇”江青的问题。徐明清实事求是地说：“我在白区与江青有较多接触，过去我写的材料很客观地说她当时在上海表现进步，团支部吸收她为团员，她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教联的活动”，“那时，江青是刚到延安的无名青年，还没有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她在党校学习，中央组织部为了解决她的党籍问题让我和接触过她的人都写材料”，“江青被捕时，并不和我同时同地，我不知道她被捕后是否叛变”。
专案人员七斗八斗，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份徐明清交代“包庇”江青的“口供”，还加了按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9年混入延安前就订下了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1977年春节刚过，徐明清就被告知第一阶段审讯结束，宣布正式逮捕，移押秦城监狱。从此，67岁的徐明清穿上编号24号的囚衣，在铁窗中度过了800多个日日夜夜。
有人利用写《江青秘史》编造谎言，向她泼污水，她忿然撰写《明清岁月》反击流言蜚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有一天秦城监狱长突然走进牢房轻声对徐说：“你身体不好，决定让你进城看病。”并让她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徐整理好行装跟着公安人员坐车离开秦城监狱。汽车进城后直奔公安医院，徐被安排住进一单人病房。虽然门口有卫兵守卫，行动仍然不自由，但伙食大有改善，由犯人待遇改为病号待遇。那里环境安静，空气好，有阳光，医生每天都来替徐检查身体。住了一个多月，徐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一天中午，她正在睡午觉，秦城监狱长在医生、院长陪同下，走进病房对她说：“徐明清，你今天可以回家了。”
徐明清离家快三年了，与家人已毫无往来。现在“可以回家了”五个字突然在耳边响起，她坐在床上发愣，惊讶地大声发问：“我还有家吗？我还有家吗？”监狱长和蔼地安慰：“有家有家，你的孩子都来接你了，他们都在楼下等你呢！”
徐明清醒过劲来，腾地翻身下床，站在病房里连声嚷道：“我不回家！我不回家！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是叛徒，这些帽子不摘掉，我决不回家！”
监狱长走上去劝慰她：“您别生气，孩子们都在等你呢，中组部、公安部、农林部的同志也都来看你了，他们都在下边。你还是跟他们回去吧！”等徐明清情绪稍微平静后，监狱长马上扶她走到楼下一间接待室去，只见农林部、公安部、中组部的代表都静坐在那里。徐明清当众声明：“反革命”、“叛徒”的帽子不摘掉决不回家！三个单位的代表纷纷解释：“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正在进行复查，不久就会为你重新作结论。”大家反复劝慰：“你现在身体不好，先回家休息。”孩子们也围过来帮助劝解。
1979年11月17日，农林部党组宣布撤消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其党组织生活。
1981年9月1日，中央书记处第121次会议又讨论通过了中组部《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明确指出：“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这个结论，还登载在中组部1982年7月7日《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
一向关心老干部的胡耀邦，1982年1月17日，他得悉王观澜病情恶化时，立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赶往医院探望，他亲切地对守在病房里的徐明清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徐明清感动地说：“感谢党中央对我的关怀”。胡耀邦紧握她的手，大声说：“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多保重啊！”
鉴于徐明清是大革命时入党的高级干部，中组部正式发文确定她享受部长级的各类待遇。徐高兴地说：“党和国家对我这样好，我很知足，知足常乐啊！”
正当徐明清高高兴兴安度晚年时，有人告诉她：一位笔名珠珊的大陆作者在香港出版了《江青野史》，该书捏造事实，混淆黑白，指名道姓污蔑中伤徐明清。徐明清不敢相信，将《江青野史》拿来一看，只见书中写道：江青“来到延安，按地址找到了徐一泳（冰字写为泳字），两人见面之下，当然又亲如姐妹，一丘之貉，心心相印……”；“那我改名叫徐明清吧，徐一泳怕出事，心中有鬼，才取名明清”；“当年九月中旬，徐一泳以徐明清的假名，混进延安，隐瞒了她的叛变行为，以地下党员自居……”；“徐姐，……这位在上海和江青一样的人物，江青一直跟她来往，从未断过。论她的长相的确没有可爱的地方，不但很矮，风度不佳，满脸都是麻雀蛋，说起话来嗓音不清，上海方言，一直没有改掉……”。
徐明清陷入茫然不解和精神痛苦的深渊。她又一次执笔写信，向中央申诉，要求作者“发表声明，纠正错误，在社会上为我恢复名誉”。
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87年3月26日编印的中宣部《宣传动态》第19期明确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发〔1977〕10号文件中有关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的材料”。中组部《组工通讯》也同时发文指出：“无论是作家、学者著文写书，还是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报刊，都应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地按政策办事，引用发表老同志问题的材料，尤须十分慎重”；“有的同志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复杂性、曲折性缺乏全面了解，尤其对革命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了解不够，往往凭个人或几个人的回忆材料，便轻率地对一些史实和人物进行褒贬。还有个别作家为了追求时髦，牟取私利，不惜割断历史，断章取义，随意渲染”。
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还向中共港澳工委打招呼：“此书不应再版”。然而，作者又将《江青野史》改名为《江青秘史》，在香港继续出版。该书的内容、情节相同，只不过以带括号的“朋友”代替了徐明清。后来作者在《女皇梦——江青外传》、《无冕女皇》两书中，又改换成张姓“熟人”。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和许多革命老人，极为同情徐明清的遭遇，多次劝她把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写下来，昭示后人。在众人的热情鼓励、支持下，历尽苦难的徐明清重又提笔，她每天起早贪黑奋笔疾书，以顽强的毅力通过那清秀的字迹，一句句，一行行，如实地书写自己饱经历史风云的人生。2001年，在她90华诞时，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终于写成了，老将军肖克欣然提笔为书稿题名《明清岁月》，刘英大姐也为书稿题签：“为留清白在人间”。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