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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密中央交通到红色保险经理
作者：邓 粼
据说，上海的人口有四分之三来自于浙江。浙江人聪明灵活能吃苦，往往靠赤手空拳的打拼，变成上海滩的富商大贾。
朱祖贤的家族就是如此。他祖父朱梓眉，身无分文从海宁县盐官镇到上海闯天下，最后做到一家大钱庄的经理。伯父朱佩绅、叔叔朱书绅和父亲朱晋绅，都在丝绸界崭露头角，分别担任瑞士商达昌洋行、日本三井洋行丝绸出口部的高级主管，及恒泰兴丝绸商号的经理。
1914年9月27日，朱祖贤作为这个家族二房的小儿子呱呱坠地，祖父钟爱地为他取名朱筱和，祖谱上的名字是朱馥堂，曾用名朱湮，后来才改名朱祖贤。
小祖贤聪明伶俐，常常依偎在母亲怀里，听她讲外曾祖父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那些农民英雄反抗压迫和侵略的英勇事迹，给朱祖贤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加革命后他还常常忆及此事，认为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使他后来萌发了造反的思想。
朱祖贤的外祖父靠贩卖土丝发了大财，在家乡盖起了讲究的院落。祖父也不甘示弱，在海宁城中修建了堂皇的屋宇，路过的人无不啧啧称羡。朱祖贤和姐姐朱菊英、哥哥朱成和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即使像朱祖贤这样的家庭，也难逃破产的恶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拼命掠夺中国的财富，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民族工商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中国丝绸的出口也遭到残酷的打击。1927年，他的祖父和父亲在焦虑与恐慌中病倒，很快相继逝世。家里的存款、股票基本赔光，家庭状况一落千丈。
当买办的伯父、叔叔对二房的孤儿寡母非常冷漠，还常常暗示要把朱祖贤母子赶出门去。母亲张俊华含泪对13岁的朱祖贤说：“孩子，这里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你们到上海去自谋生路吧！”
这时，姐姐已经出嫁，朱祖贤与哥哥刚刚升入初中一、二年级。家庭的骤变深深地刺激了朱祖贤，使这个一向单纯、宽厚的孩子似乎突然成熟了许多。他为母亲擦去了眼泪，坚定地说：“妈，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争气的！”在亲友的介绍下，朱祖贤和哥哥到上海瑞士培亚洋行和恒泰兴丝绸商号当学徒。
在上海最初的五年里，少年朱祖贤一门心思就想干出个名堂，复兴家业，让母亲扬眉吐气。他白天搬丝包、整绸缎，管理仓库，检验生丝，还兼管记账；晚上就去夜校，如饥似渴地补习英文、数学、会计等功课，自学了高中的全部课程。甚至连患肺病咳血的时候，都没有停止工作和学习。
由于聪明和勤奋，他18岁就担任了洋行丝绸出口的主管。不久，成为丝绸业小有名气的后起之秀。《申报》馆聘请他担任丝绸商情的特约撰稿人，及时报道、分析丝绸行情，引起业内人士的密切关注。
激进的左翼文化青年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朱祖贤跳出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开始关注国家大事。他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通过阅读进步书报，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觉得生活有了新的意义。
为了庆祝自己20岁的生日，朱祖贤遍访上海书肆，终于买到了一本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他欣喜若狂地阅读了高尔基的名作《海燕》，被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词句所深深吸引。从此，工余时间他都沉浸在巴金、茅盾、郭沫若、丁玲、鲁迅等左联文学家的作品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仇视洋人的侵略，痛恨黑暗的社会。他主动结交了一些左翼人士，经常一起讨论时事，还撰写了一些激进文章，到报刊上投稿，尖锐抨击时政。
“七·七”事变爆发，朱祖贤愤然辞职回乡，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他组织街头宣传，演文明戏，募捐支援抗日将士，成为海宁著名的抗战分子。两个月后，他被国民党县党部以“煽动青年，反抗政府”的“罪名”加以迫害，又回到上海，应邀到上海瑞士达昌洋行主管出口丝绸的业务。
这时，他在中共地下党员梁麦茜的引导下，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1938年初，海宁沦陷，朱祖贤与家里断了联系。在妻离子散的痛苦中，他更加积极地在党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学习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艾思奇等人主编的《新哲学大纲》、《大众哲学》，以新的视角来审视世界，汲取力量，反思自己。
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这个社会里，‘行行出状元’的可能已绝了路，不管怎样勤俭刻苦，你再也爬不上去了，再也保不住原来那样的生活了。如果不换个方向努力，归根结底只有灭亡。十年来的家庭变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小资产阶级的必然结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将注定要分化到无产者的队伍里去。即使万一侥幸上升到资产阶级，但帝国主义不答应，它会打进来，还是叫你家破人亡。中国人的出路在于抗日，但国民党不能领导抗日，有卖国的可能，要抗日，要胜利，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这时的朱祖贤，产生了奔向延安的强烈愿望。但是，读书会派他参加党领导的华联同乐会的工作。还告诉他，在上海也能抗日，也有共产党。1938年秋天，在一个隐密的小屋里，朱祖贤对着香烟盒纸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庄严宣誓，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按照党的指示，朱祖贤遍访丝绸业的头面人物，组织了上海丝友社，广泛动员、团结丝绸界人士坚持抗日，把企业内迁到大后方，为争取最后胜利多做工作。他还在《申报》、《新闻报》、《丝绸之友》、《译报》等报刊上撰写了《论小丝厂的命运》、《国际形势与丝市》、《东亚门罗主义》等多篇文章，社会影响很大。同时，也引起了敌特的注意。
有一次，他刚从《申报》馆出来，就发现后面跟上了尾巴。他不动声色地跳上洋车，直奔法租界，在丝绸商会会长家喝茶、打牌，直到监视的特务悻悻离去。还有一次，丝绸界举行联谊会，冒充记者的特务拦住主持人朱祖贤，刁钻地问：“朱先生，你这么热衷抗日，和共产党一定很投缘吧？”朱祖贤淡淡一笑回答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抗日，难道他们全是共产党吗？你也不想当汉奸吧？是不是同共产党有什么瓜葛呢！”周围的人听了哄堂大笑，特务十分尬尴。这样的事情遇到好几起，他都小心谨慎地应付过去。
朱祖贤严守地下工作的纪律，从外表看，他是一位精干、勤谨的丝绸商人，在业内享有良好的信誉，又是大家赞扬的孝子贤夫，为人厚道，和同业的关系十分融洽。所以，敌人最后并没有把他与共产党联系起来，而只看作是有抗日倾向的老实商人。这样，他就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上级对他的工作也非常满意。
1940年，上海环境全面恶化，许多同志被捕。党组织决定朱祖贤撤离上海，去天津执行秘密任务。当时家里八口人全靠他的工资养活，女儿才两岁，妻子又怀了孕，母亲年老多病，哥哥还处在半失业状态。但是朱祖贤没有犹豫，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做好了马上离沪的准备。
佛堂里的秘密中央交通
1941年1月上旬的一天夜里，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敲开了朱祖贤家的门。他清瘦、精干，两眼有神。对上暗号以后，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的新任务是中央交通，主要是到天津去建立一个据点。加强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与中央的联系。”
这位化名龚再僧的老同志真名叫龚饮冰，党内用名王桐，解放后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向朱祖贤交待：中央交通有如人身体内的血管，布满全身，隐而不露，党用它来传达方针政策、重要指示，接送转达有关文件财物，为党内外重要干部在白区出入过境作出安排。一定要细心、谨慎，考虑周全。
几天后，朱祖贤坐船先到秦皇岛，再乘火车去天津。为了掩护工作，他扮作虔诚的佛教徒，投奔到妻子王维的叔叔王相久门下。此人是佛教的在家法师，在天津主持一个宗教团体“印心精舍”。每日佛堂里香烟缭绕，梵音呗阵，十分热闹。
朱祖贤借着同习佛法的机会不断扩大社交圈子，又借助曾是华联同乐会会员的王群艺，打入了天津保险界。4月，龚再僧以游方僧人的身份来访王相久，两人在佛堂吟唱演礼多时，朱祖贤看了十分惊讶，没想到党内的老同志竟如此精通佛教，心里非常佩服。
龚再僧听完工作汇报后，批准了朱祖贤准备成立保险公司做掩护的计划，还提出三个要求：一、先在天津保险界站住脚，然后再向金融业发展，不断扩大业务范畴。二、要寻找一所拥有宽敞草坪，周围近处没有高层建筑物的三层楼花园洋房，并在其中建立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三、要为党开辟一条通往东北地区（当时在伪满州国统治下，环境也很严酷）的秘密汇兑渠道，因为党的活动经费必须由此注入，这是东北抗日部队和党组织的生命线。
朱祖贤深感任务重大，面对领导鼓励的微笑，他毅然保证完成。他向龚再僧反映，王相久曾在北洋政府里做过高官，还代表官方访问过印度，下野后潜心研究佛教哲理及起源。他主持的“印心精舍”，聚集了一批失意政客、下台官僚、退休的银行经理、停业的洋行买办，甚至还有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几位厅局长，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很多，可以利用。
龚再僧听了十分高兴，称赞朱祖贤有眼光，并指示他：“这些关系大有可为，要谨慎开发，为我所用。”又拍拍朱祖贤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党的交通工作上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由很多平凡无奇的具体工作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朱祖贤经过紧张的筹备，于1941年5月1日正式挂出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天津经理处的招牌。不久，他又积极发展与天津几家享有声誉的银号的关系，同那里的职员建立了很好的友谊。通过他们联络了盛远、聚德、信德、洪记、锦记兴五家银号，以及在北平、上海、青岛、济南一些联号的主要投资人，一共16家银号、钱庄、货栈，联合成立了金华水火保险公司，被聘为天津经理，并在北平、上海、青岛等地设置分支机构，成为党的秘密地下通道。
因为敌伪封锁严密，朱祖贤一时想不出通向东北的汇兑办法。这时，一家经营东北土特产货栈掌柜的儿子，肺病吐血快不行了。朱祖贤热心地从公司医生（一位留德博士）那里，找到了治肺病的特效针剂“葡萄糖碱”，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从此，与这位掌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这家货栈有两笔保险业务发生火灾损失。朱祖贤在处理如何把理赔款项付给在东北的受益人时，发现了一条关内外商品收付款的秘密通汇渠道。而经办这项危险业务的地下钱庄经理，就是货栈掌柜的妹夫。
朱祖贤有心结交这位经理，逐渐摸清了这个地下钱庄的财力、信誉和经营作风，掌握了这类秘密通汇中的密码、切口和详细的操作程序，终于为组织打通了东北与关内的地下汇兑渠道，有力地支援了东北的抗日活动。朱祖贤受到龚再僧的特别嘉奖，赞扬他完成了一项十分危险但对党意义重大的艰巨任务。
为了赶紧找到合适的地点，安放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朱祖贤又找了王群艺。此人当时在天津西门子洋行当会计，社会联系广泛，又是个戏迷兼票友，每天晚上同一群洋行职员、富家子弟演唱京剧。朱祖贤通过他认识了一位绸缎商的小开，这家伙除了票戏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把祖上留下的家业败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租界里一所花园洋房。
朱祖贤有一次把喝得烂醉的小开送回家，意外地发现他家的房子完全符合放置电台的条件，不觉大喜。等小开酒醒后，就提出要租用这所宅子。小开起初还假模假样地推托，朱祖贤明白那不过是在抬价，就给了他一个没法拒绝的租金数目。小开欢天喜地地签了约，朱祖贤马上筹备秘密电台的安置。组织上把重庆新华社的张远辰调来负责电台的工作。由于地点选得合适，他们又严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所以一直没有出事，保证了党中央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
廖耀湘的座上客
抗战胜利后，党的秘密机构广大华行，要在华北地区扩展业务。组织上调朱祖贤到广大华行，任天津分行的经理。1945年10月，他将已停业的金华公司保单转到广大系统的民安保险公司。由于这是战后天津第一家保险机构，占尽先机，所以营业状况非常之好，为总公司创下了高额利润。很快广大华行旗下的民孚企业公司、民益运输公司都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由朱祖贤统领。他还在沈阳、吉林、长春等地建立了分公司，生意做得十分红火，不久升任广大华行华北区公司经理。
抗战时期，天津西药市场被德、日独霸。战后德商、日商失去了药品来源，日渐衰微。朱祖贤乘此良机拼命推销广大华行代理的美国施贵宝药厂的产品，盘尼西林、多种维他命、沙发地亚净等西药广告铺天盖地，很快占领了市场。1946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发出消息说：“据本市包销美国施贵宝药品之广大华行统计，施贵宝药品中以维他命丸销路最佳。……敌伪时期冬季来临，各药房准备补药多为日本制之哈利巴、米太宝林及国产之各种赐保命、海利生等，今年大多注意最易销售之美国维他命丸。”可见他们在商场的风头极盛。
天津分行还代理上海正德药厂生产的保健品：康福麦乳精、正牌炼乳、康福多等，年销售额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又买卖羊毛、肠衣、猪鬃、粮食等农副产品，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加紧开发东北、华北各地的市场，贸易额蒸蒸日上。
1947年夏天，美国分行要求出口东北大豆。朱祖贤陪总经理卢绪章到长春、沈阳等地亲自调查市场行情。结果发现有大利可图，于是大量收购，经天津转运美国，十分畅销。可是秋天因国共双方战事激烈，铁路运输受阻，大豆滞留途中无法运进关内。
朱祖贤非常焦急，电告总公司求援。卢绪章带着廖耀湘的知己好友——国民党新六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兼广大华行的董事张军光，由朱祖贤陪同直奔新六军军部去找廖耀湘。这位蒋介石的爱将还真给面子，盛宴款待卢绪章、朱祖贤一行，满口答应将积压的大豆运出战区。
总经理让朱祖贤留下督办此事，朱祖贤每天都去廖耀湘的总司令部催促。廖耀湘对他十分客气，却老是无可奈何地回答：“朱先生，实在是共匪太猖獗了！大豆的事恐怕得再等几天。”
这时，美国分行一天一个电报要求大豆启运，如果延误了合同规定的日期，将使广大华行在经济和信誉上遭受惨重损失。朱祖贤心急如焚，抛开被我军打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的廖耀湘，去找那位地下钱庄的经理。最后，在黑道人士的帮助下，终于把大豆运到天津，送往美国，避免了损失。
朱祖贤每天上午必做的事情，就是接受总部指令调头寸，帮助周转资金。他心里明白，解放战争需要大批军费，解放区党和政府也有许多开支，地下党更得要活动款项。所以，他感到肩头的担子很沉重。商场犹如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往往是生死相搏，每时每刻都在紧张的搏斗中。只有当做好一笔生意，为党取得大量利润后，他的脸上才会出现舒心的笑容。
由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统区的政治迫害日益严重。广大华行树大招风，引起敌特的眼红与注意。他们借口朱祖贤等的东北之行有“资敌”的嫌疑，向各地广大华行系统的企业找茬、挑衅。
1948年春，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保密局特务严家诰给朱祖贤办公室打电话，说是接到南京保密局电报，要严查广大华行的通共事宜，要求他们据实回复。严家诰是朱祖贤的重点拉拢对象，平时接受了分行不少好处，这次既是办公事，也是通消息。朱祖贤沉着应付，一边照常做生意，一边找严家诰大呼冤枉，送去几十根大黄鱼（金条），争取严家诰为广大华行说话。同时，迅速上报总部。
根据上级指示，朱祖贤又去找严家诰询问复电内容。严家诰似笑非笑地回答：“唉，我还没写呢！要不老兄你帮我拟稿吧。”于是，朱祖贤代严家诰起草了向南京保密局回电的内容，把追查广大通共之事，归结为查无实据，纯属谣传。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根据形势变化，广大华行重心南移香港。1948年9月，总部通知朱祖贤准备结束天津分行。在基本就绪后，朱祖贤按上级指示，从天津秘密携带一大箱法币去广州，想办法套汇到香港，尽量减少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1949年1月，朱祖贤从香港被派回上海，收集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报，研究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特别是中国蚕丝公司的事宜。他对外身份仍是资本家，住在组织上用50两黄金租用的花园洋房里，屋里摆设豪华，雇佣厨师、女工，排场很大。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他的家人都不清楚他真正的工作。亲戚们还以为朱祖贤在天津发了大财，又羡慕又眼红，来认亲的、打秋风的、托人情的，每日络绎不绝，令朱祖贤应付得十分头疼。
新中国的贸易专家
1949年5月，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身着军装的朱祖贤，神采奕奕地带人来到中国蚕丝公司，代表新政府接管了这个官僚垄断企业。众人一片惊诧，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是共产党。
1949年8月，朱祖贤担任中国蚕丝公司经理，一直为我国丝绸业的发展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1952年，他作为贸易专家访问了苏联；1954年，他出访印度，还倡导组织了全国第一家丝绸科技研究所；1958年，设立了第一个收听日本横滨大阪丝绸交易所行情的专业电台。反右和“文革”期间，朱祖贤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些都没有压垮这位久经考验的党的战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朱祖贤焕发了新的生气。1980年1月，组织任命他担任上海市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建立了上海开埠以来首家对外贸易研究机构。1983年，他任外贸部考察团副团长去美国、加拿大访问，促进了中国丝绸的出口。
1984年，他根据世界丝绸业商情向上级提出，现在世界丝绸市场竞争激烈，最好组织模特队出国表演，充分展示中国丝绸服装的魅力，以扩大出口，多收外汇，提议得到批准。
朱祖贤精通业务，知识渊博，书画功底深厚。他马上选拔模特，组队训练。同时，审查服装设计，检验丝绸质量，忙得不亦乐乎。他对部下说：“这是我们中国丝绸模特第一次走向世界，意义重大，必须一炮打响！”
当时，许多人对朱祖贤的作为很不理解，一些人还指责他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是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言人。朱祖贤耐心地向暂时想不通的同志解释此举对推出我国丝绸，占领世界市场的重要性。在上级的支持和他的努力下，时装业代表团很快筹备就绪。朱祖贤亲自担任团长，率领专业模特队去香港进行时装表演，开了中国模特出境演出的先河。婀娜多姿的模特们，把斑斓瑰丽的中国丝绸推向海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6年离休后，朱祖贤仍然担任上海对外贸易总公司顾问，继续为我国的外贸事业尽心尽力。他主编的《上海丝绸志》，曾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他的书画作品在艺术节胜出，被上海市青松城珍藏。他还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丝绸协会、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并在一些有影响的社团、单位任常务理事、副董事长。1996年，被选为对外经贸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