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下了庐山的陈伯达

作者:王保春 王文耀




  从60年代起,我们一直担任陈伯达的秘书。1970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俩未参加,在北京留守,是由缪俊胜同志(当时也任陈伯达秘书)陪陈伯达去的。1970年9月7、8日,缪俊胜同志从庐山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他和陈伯达几时几分乘飞机回京,让我们准备去接。
  9月初的北京天气不好。那天我们坐着老俞开的车,冒着瓢泼大雨去西郊机场接他们。
  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我们也一样,看到朱老总、董老他们先下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他穿着灰色的夹大衣,表情显得灰溜溜的。他给同时下机的人打招呼,人家都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们俩迎上前去引陈上了汽车,小缪坐在司机老俞旁边,我们俩和陈坐在车的后排座上。
  一上车,陈伯达就对我们说:这下完了!
  小缪怕老俞听到,便说:哎呀!别说了,回家再说嘛!
  陈还是毫无顾忌地说:政治上彻底完了!
  小缪又阻止说:不要说了嘛,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吧!
  回到家后,陈伯达简单说了山上发生的情况。然后,我们看了他带回的文件中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也感到问题确实严重。
  陈伯达对我们说,在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他找主席谈过一次话(这也是他和主席最后一次谈话),谈得很好。
  陈伯达说,主席对我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搅和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办?”陈说:“我下去,下基层去,当农民。”主席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谈到吴冷西、胡绳,当时主席还一下子想不起胡绳的名字来了。主席说:那个《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还有那个……那个……就是红旗杂志社那个副总编辑……。我说是胡绳吧!主席说,对知识分子应该宽容一些嘛!我告诉主席,他们现在都在干校劳动。主席说: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陈对我们说:“我不是当时就让小缪打电话告诉你们,通知我们回来吗!”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讲到他自己的烦恼事,说他的女儿(肖力)身体不好。我说:那我去找她谈一谈。主席说,你就不用管了。”
  陈伯达说:“所以,我觉得这次和主席谈话还好,我犯了错误下去就行了,可他们(指江青等)把你们给寄去的语录给了主席,其实吴法宪他们早有了语录,这个语录他们实际上没有用上,可主席看了以后对我非常生气,写了《一点意见》批评了我。”
  陈伯达这时坐在沙发上,他微微摇着头叹息着,然后,他又极为懊悔地说:“我使主席太生气了,太生气了……”
  稍微平静了一会儿,他又似有信心地说:“嗯,主席还是很喜欢知识分子的,过一段时间,他会对我说些公道话的,会宽容些的。”
  我们说主席年纪大了,来不及了。他听了后点点头说:“可也是呀!”
  陈伯达说:原来主席让我找他们谈,我去找了江青,她一见到我便说:啊!稀客!稀客!我说和她谈谈,她不谈,说要谈就一块谈。于是江青把我带到康生那儿,我以为是和康生谈,结果进门一看,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早就坐在那里了。江青说:你不是找我们谈吗?你说吧!我还没有说上几句,他们就骂上了,康生说:你自称是什么小小老百姓,其实你是大大的野心家!江青说: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你是推脱责任!他们都骂我,无中生有地骂,哎呀,什么都骂了呀!叫人难以启齿!……我真是无地自容呀!
  陈伯达说:我觉得就总理还好,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他说主席说我30年来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是说在一些问题上,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没有配合。这是总理在人极为困难的时候说的公平话呀,我心里很感激他!反正这次我使主席太生气了。
  陈伯达说:在会上、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都躲着我、不理我,是怕沾边,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伯达从庐山回来没有两天,就要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剃成光头。我们劝说也不听,他坚持一定剃光,说要去当农民就要剃光。我们请他到理发室或请人来为他理发,他不同意,说让王保春为他剃剃就是了。可保春说我也没有剃过头,不会呀!陈说,不会就学嘛!保春只好去警卫连借来了理发工具,就这样在陈伯达的头上练起了剃头。
  这时候,陈伯达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已经预感到一切都完了。我们知道了情况,心情也很不好。起初中办还给陈伯达照送文件,后来文件也逐渐不送了,只给报纸、参考资料。我们整天等待着,可一点信息也没有。陈伯达起初一味要下乡当农民,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下乡当农民,我们心烦不愿表态。他说在山上问过小缪,小缪好,他愿意和他下农村。他经常说这样的话,我们都烦了,就对他说:你将来怎么样,中央还没有说,这得中央决定,不是你说下农村就下农村了,也许你想下去还不让你下去呢!我们这样说,他也不说话了。其实,他也是心情烦闷,不知所措,看书看不进去,坐立不安。
  陈伯达想给主席打电话约个时间去谈谈自己心里的想法,让保春打,保春说让文耀打,文耀也不愿意打,说咱们研究一下看谁打较好。后来还是让小缪打,缪俊胜同志给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打电话,说陈伯达想去看看主席,徐业夫在电话里说主席休息了。那当然不能见面了。到第二天,陈伯达又让我们问问主席那里能不能去,保春用电话问了徐业夫,徐说主席有客人。自然也不能去。但陈不死心,过了一段时间,陈又向我们说:你们问问主席那怎么样?我们都没有信心了,对陈说可能不行,不会见了。陈还坚持让问,保春、小缪都说自己问过了,陈看我们互相推委不想问,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求你们帮帮忙嘛!文耀说那只好轮到我问了,便给徐业夫打电话,徐业夫说:主席刚开完会,等什么时候主席有时间,我通知你就是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问了。
  这下死心了,陈伯达当时对我们说:这不就行了,问一下就好了嘛,谢谢你们。说罢便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陈伯达看到给主席打电话约谈无望,主席不会再见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康生打电话。秘书告诉康生,康生不接电话,陈又给康生爱人曹轶欧打电话,曹也不接他的电话。陈又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打电话,问给他送文件的事情。
  后来,陈伯达给总理打电话,是秘书接的又转总理。总理接了电话,对陈伯达说:你现在不要到处找人谈,你要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学习学习,现在大家都需要学习。周总理后来又让王良恩等人来陈伯达家里通知他说,快过国庆节了,不要到处去跑,北京外国人多,叫他们看见了也不好。陈伯达当时对国庆上天安门城楼还抱幻想。王良恩对陈说:你上不上天安门还没有定。陈伯达向王良恩提出说是不是还给他文件看。王良恩说:机密文件暂时就不送了,内部和公开文件还继续送。其实,内部、公开的文件就剩下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了。
  陈伯达听了王良恩的谈话之后,还对我们自慰地说:看我还是挺守纪律的吧,从山上回来以后,我哪儿也没有去。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外出遛弯了。
  过了国庆节,陈伯达的心情极不稳定,他可能考虑得很多了,看样子思想压力很大。回京后就饭量减少,这时更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明显消瘦。每餐端上的饭菜,他只吃一点米饭,菜几乎未动,急得宋师傅检查是否自己做的饭菜不好。陈伯达知道江青、康生心狠手辣,会将他抄家批斗的,包括他要剃成光头,都是有所准备的。几天来他有些鬼鬼祟祟,拿着东西东藏西塞。保春对文耀小声说:你看老夫子要给我们惹祸了……。我们看到陈把他写的一些旧书、字画揉成团,正在寻找隐藏的地方。保春走过去从陈的手中抢了过来,同时对他说:你别到处乱塞了,拿来扔到我们办公室的废纸篓里。过了没有多久,陈又偷偷摸摸地从废纸篓里捡了回去,文耀发现后随即去找,在卧室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找到了,由于纸团太大,水冲不下去,文耀把它捞了上来,打开一看没有什么,都是些古旧书什么的,其内容可能是他的家庭里的一些事,什么家谱之类,怕人给他乱传。还有一张彩色画像,好像是明朝的,像是一个身着戏装的全身像,还带着一把宝剑。过去在陈的书房里挂过。那时我们知道是他的祖宗画像,故装不知问陈:这个像个唱戏的一样,还带把宝剑。陈伯达笑着说:嗨,那时的文人都是那样,带剑是护身自卫用的。我们当时估计他的老祖宗可能是个朝廷命官,但不是几品官,身上的宝剑也可能分等级,是哪一级就带哪一种宝剑。这本来是他的家史,他很看重,可是现在他为了避免加重他的错误,将它摘下来在书库里东藏西塞。在那个时期,我们也怕引起麻烦,搞不好会说我们划不清界限,和陈一起销毁什么证据等等。因此,我们对陈伯达的这种行动总是劝止。
  国庆节刚过,就接到他的儿子陈小农由石家庄华北制药厂打来的电话,打听他父亲为什么没有上天安门。我们答复说,你爸爸最近身体不好,未上天安门,搪塞过去了。
  (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