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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历史转折系列会议的序幕
作者：石仲泉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这是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指战员所思索的问题。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鉴于强大敌军继续“追剿”，红军不得不进入深山区，翻越老山界，进入湘西南。
这个老山界，是不是陆定一同志写的《老山界》？在桂林去界首的路上，我问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覃文成主任。他指着公路左边说，就是，也就是远处的那座大山。
啊！它太有名了。我上中学时，读《老山界》就知道它，没想到几乎是隔了半个世纪，居然来到山麓。覃主任对我说：它也叫越城岭，山体很大，上山30里，下山15里，是五岭的主峰所在，海拔2100多米，为华南第一高峰。这里山势很陡，群峰林立，人烟稀少，是瑶族聚居区。长征时，国民党军很难上来，红军为了求生存，不能不爬这座大山。
过去看到的材料上说周恩来同志讲过，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下山后就到了湖南，往西走不远是通道。党史上讲的通道会议就发生在那里，讨论红军“奔何处”的问题。
不过，2001年4月，我没有时间去通道。2002年7月，应邀到湖南讲学，才实现了考察通道的愿望。
县党史办主任关于通道会议的考证
2002年7月20日，从靖州到达通道。没想到，一路的植被好极了。青青的山，绿绿的水，碧翠欲滴。松杉茂密，林荫蔽日，空气清新。这不就是森林公园吗!？我们将车窗打开得大大的，深深地吸着纯净的天然氧。进入县境，通道的县党史办主任姚奉彪同志迎接我们。
在车上，姚主任向我们介绍通道历史沿革概况。他说：通道，意即通往黔、桂两地的大道。它位于湖南西南边陲，为湘桂黔三省（区）六县交界之处，古代属靖州，北宋以通道为县名。民国废州，靖州改靖县，通道县与之平行建置。解放后，两县一度合并，通道反而“吃掉”了靖州。到60年代初，两县分治。在通道，由于侗族人口占70％，被命名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在靖州，苗族、侗族共占61％，被称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这两个县都属深山区，人口不多，20万多一点。
根据安排，我们先参观老县城的“恭城书院”。这里是通道会议纪念馆，陈列着有关通道会议的文献资料、历史文物和研究著述。在这里，姚奉彪同志，还有文管所长，陪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探讨通道会议的一些历史情况。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不很多，有些情况不很清楚，因而有些不同看法。
姚奉彪讲他的看法，说：通道会议是在军事形势十分危急情况下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蒋介石在通道东面的绥宁、城步，北面的靖州、会同、洪江、芷江一带构筑工事，修建碉堡，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遭致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有关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有的说是军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李德，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故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会议”。这可能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中央领导人到70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1971年7月7日，邓颖超同志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来党史书就广泛使用开来。
关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时间，目前的研究著述说法不尽一致，有的说12月11日，有的说12月12日，但都没有讲根据。姚作了考证，赞同12日说。他分析了中央领导人的行军路线和行程情况，认为随中央第一纵队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11日在通道的下乡流源村宿营；随中央第二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11日在通道的马龙乡辰口村宿营。这两地相距三四十里路，中央领导人不可能聚集开会。12日，两个纵队都到芙蓉一带会合宿营，此后连续两天共同行进，一起宿营。为什么确定为12日开的会呢？姚说：因为在这天晚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此前确定的是北上靖州路线。在13日，部队并未北上，而是西进播阳，直指贵州方向。这就是“转兵”。如果不是会议结果，不可能有此变化。那么，会不会是13日呢？不合逻辑。因为“转兵”的电令在头天晚已发出。哪有先“转兵”后开会之理!?
关于开会的地点，目前有三说。一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的：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二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三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是“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的。我们党史系统基层的这位主任，也作了考证。他说：确定会议地点，首先要弄清楚行军活动路线。中央领导人所在两个纵队，在通道境内停留了三天，但都没有进驻老县城即如今的县溪镇。只有一军团一部和九军团经过县溪镇，但当时的中央重要领导人未随他们行军，因此不可能在恭城书院开会。
我问：为什么目前将《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牌子挂在恭城书院呢？姚说：1996年，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公元1792年，至今整整300年。书院由门楼、两栋斋舍和讲堂组成，均为上下两层，全为纯木结构，穿斗式构架，房间较多，有60多米的进深，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那时就将它定为会址了。我表示理解，因为这与确定党的生日基本是一个思路，也是人们在处理某些难题时的思维逻辑所使然。
姚继续讲他的考证：索尔兹伯里的书没有讲具体地名，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否定了在县城。既然中央两个纵队在12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那么，领导人开会就也应当在这里。芙蓉一带是当时通道中部有名的侗寨群落，共有8个大寨，400多户人家。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两个纵队会合后，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姚还说：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叫木林庵，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木林庵四周有围墙，庵里有正殿、东西厢房，还有天井，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与李德讲的“独立房子”能够吻合。
姚的考证算是一家之言。他做向导，领我们去芙蓉寨看看“独立房子”所在地。作为“独立房子”的木林庵，早已毁了，但那个山还在。姚给我们指了方向位置。
通道的同志很关心对通道会议会址的说法。从通道考察刚回到北京，就收到对会址的另一说法的考证材料。作者是吴河鲆同志，材料上盖有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委员会的公章。吴河鲆同志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据属地的行政管辖变迁情况指出：在1934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吴河鲆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11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吴文用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吴河鲆的这个材料，实际上也是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具体化了。这一说值得认真研究。
应当怎样评价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目前研究长征史起步较晚的一个课题。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极少，时间又短，连当时有的重要负责人都不甚清楚，因此，有的党史书根本没有提及，不少书寥寥几行带过，语焉不详。但是，凡写到通道会议的著述和表现它的文艺作品，都是一致予以肯定的。目前的不同看法主要在于，评价到怎样的高度才合适。
我请姚奉彪谈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同志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在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个看法是否说得满了一些，可以研究。但是，可贵的是他的这种精神，他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我很欣赏并赞同他的这个看法：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一种形容词，可能把握得不那么恰当。他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
当然，基层的党史工作者也有一个如何提高研究能力和总体把握的水平问题。他的考察和研究，使我对通道会议的认识很受启发，我想以我们这位基层党史办主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方法论角度来谈谈科学地评价通道会议的历史地位。
（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逻辑上讲，能得出这个结论。的确，“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因而，可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这个立论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障碍。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完全解决要不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争论。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精神不振，情绪低落，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已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过程中就已被毛泽东说服，完全赞同毛的意见。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的反思也明确表示支持毛。博古虽不再坚持，但也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特别是要让博古点头，这很重要，因为他毕竟还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同意，很难“转兵”贵州。因此，只明确了立即西进而不是立即北上。这就是为什么12日19时30分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随后的两个电令还重申北上方针的原因。（12月13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也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而不是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还不能简单地将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完全用在评价通道会议上。
（二）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姚奉彪将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认识。讲过程论，是辩证法。研究党史，就是要提倡讲过程论，高扬唯物辩证法，反对这样那样的形而上学，反对将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或权力意志简单化、直线化。小姚对通道会议的考察和研究，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因而能有上述认识。我希望姚奉彪能把“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不停留于作出一些论断。就通道会议言，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那段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而只走了推动那段历史前进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这“第一步”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毕竟是“第一步”。从那段历史的第一步前进到那段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而逐步实现的。当初，走这段历史过程，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路线进军贵州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遵义会议那样的结果。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由于通道会议只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并没有解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因而就有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和随后的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规格很高，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局面。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就会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三）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这也是历史过程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又换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可以看作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通道会议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从历史链条这个视角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历史环节。这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当然，作为历史环节的每个会议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比如，遵义会议就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是这段历史链条中发生了更大历史作用的历史环节，可以作为光辉代表。这是其他历史环节不能替代的。因此，对它的历史评价就不能简单地移位到其他历史环节上去。上面引述的对通道会议评价会有异议的那几句话，在用词上可能是讲得满了些。这说明，对历史环节和历史链条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把握。但是，那个基本认识是正确的。
受到基层单位同志研究党史问题的一些认识的启发，对通道会议能否作这样评价：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我们的一个基层党史办主任，对通道会议所作的考察和研究，值得称赞。因此，我当即动员他写成文章交《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也正是有感于在地方——从省级、地级到县级，有相当一批这样的同志在那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仅仅单凭文献资料（我决无否定文献资料是研究的“原料”的重要作用之意），所作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研究空间，丰富“实地”营养。因此，我才冒叫：有志于献身党史事业的党史工作者，要有徐霞客精神，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要不怕吃苦受累，先作“党史徐霞客”，然后才能作“党史司马迁”，写出传世之作。这里要补充申明一下：这丝毫不是讲我个人自诩为“党史徐霞客”，要作“党史司马迁”。鄙人此生无才，没此奢望；但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我们这一代人或后人中，会涌现“党史徐霞客”和“党史司马迁”的。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