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陈独秀组织对泰戈尔的“围攻”
作者：杨天石
泰戈尔的中国之行既受到热烈的欢迎，也遭到猛烈的“围攻”。资料显示，“围攻”的组织者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现存陈独秀致吴稚晖函云：稚晖先生：
《中国青年》周刊拟出一册《反对太戈尔号》，想先生为他们做一篇短文，务请先生允此要求，因为太戈尔此来，在青年思想界必增加一些恶影响，我们必须反对他一下。此请
道安！
陈仲甫白。十三
此周刊准于本月十六号齐稿，先生文章请在期前做好。又白。
封面题：“请面交吴稚晖先生。”封底有柯庆施所书留言：“施特来奉候，适值先生公出，怅甚。兹特留上仲甫先生信一封、《中国青年》二册，请查收。《中青》稿子，后日下午施当来取。柯庆施留上。”
《中国青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3年10月20日创刊于上海。主编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等均先后参加编辑。据封底柯庆施留言，知柯于1924年间也是该刊编者之一。
本函仅署“十三”。此前，陈独秀还给胡适写过类似的一封信，邀请胡适写稿，署4月9日，据此，知此函为1924年4月13日所作，时当泰戈尔到达中国上海后的第二日。
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二号发表自己翻译的泰戈尔的诗作《赞歌》，这可能是泰戈尔的作品首次被翻译为中文。进入20年代，出现译介泰戈尔作品的高潮。1922年，郑振铎翻译出版泰戈尔的《飞鸟集》，1923年，翻译出版《新月集》。沈雁冰、郑振铎并在《小说月报》推出《泰戈尔专号》，介绍泰戈尔的作品与成就。但是，这种情况，却遭到陈独秀的强烈质疑。同年10月，陈独秀在《中国青年》第二期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一文，文称：
此时出版界很时髦的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欢迎他的艺术吗？无论如何好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去了价值，即使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欢迎他著作的内容即思想吗？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混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儿？
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文中，陈独秀不仅完全否定文学翻译的必要，也完全否定泰戈尔作品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都持批判态度，显示出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仍然保留着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色彩，并且更加激进了。
泰戈尔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到上海后，即于4月14日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实是大误”。泰戈尔称：“泰西之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面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因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近代以来，西洋文化曾被一部分东方人视为救世良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间的激烈争夺与战争的血污使一部分东方人对西洋文化失望，转而提倡回归东方文化，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梁启超等人都有这种倾向。
陈独秀不赞成这种回归东方文化的倾向，他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提出，东方文化有三大局限：一是尊君抑民，尊男抑女。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复活这一传统，“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勒令再裹起来”；一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陈独秀认为，复活这一传统，就会使“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乐”，使“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三是“轻物质而重心灵”。陈独秀认为，复活这一传统，“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的机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简”。陈独秀要求泰戈尔“不必乱放莠言乱我思想界”。他说：“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
陈独秀此文成为《中国青年》“泰戈尔号”的头条文章，同号刊发的“批泰”文章还有瞿秋白的《过去的人——太戈尔》、泽民的《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亦湘的《太戈儿来华后的中国青年》等三篇文章，是名副其实的“批泰专号”。瞿文声称印度已经进入现代，而泰戈尔却“向后退走了几百年”。泽民的文章批评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亦湘的文章指责泰戈尔所说“完全是欺人的鬼话”，“无耻之尤”，声称“他来讲学，我们不用去听他，听了亦切不可相信”。其着眼点都在于防止泰戈尔思想影响中国的年轻人，陈独秀致吴稚晖函称：“太戈尔此来，在青年思想界必增加一些恶影响，我们必须反对他一下。”显然，这几篇文章都经过陈独秀的授意。除此之外，陈独秀还写了好几篇“批泰”文章，如《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巴尔达里尼与泰戈尔》、《泰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泰戈尔与北京》等。影响所至，中国报刊上甚至出现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一类文章。
陈独秀等人对泰戈尔的批判显然促进了泰戈尔的深入思考。4月23日，泰戈尔经天津到北京，继续发表演讲。他说：“今日我东西方文化发达及互相借重之时，对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内涵，何者可去，何者可存，实有加以评断之必要。”提出“互相借重”与“去”、“存”问题，这就比较全面、客观了。
《泰戈尔号》没有发表吴稚晖的文章，不等于吴稚晖不支持陈独秀。他先后写了《皇会声中的太戈尔》和《婉告太戈尔》两文，激烈地批评泰戈尔“口中掉不出象牙”，已经成为“印度国故的僵石”，“把已经药死了印度的方子”当成“验方新编”送给中国人。吴稚晖特别批评泰戈尔，“不抵抗主义”。他说：“太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自己恶贯满盈！”吴的这两篇文章之所以没有在《中国青年》发表，想是因为已经过了陈独秀提出的截稿时间。
胡适虽也接到了陈独秀的组稿信，但是，胡适却没有支持陈独秀。5月10日，他在北京欢迎泰戈尔的演讲会中说：“我过去也是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12日，泰戈尔在北京举行另一场演讲会，有人散发“反泰”传单，表示要“激颜厉色”送泰戈尔离开中国，胡适因此再次表示：“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待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
陈独秀组织对泰戈尔的“围攻”是近代中国东西文化论争的一个部分，也是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关于这一论争的是非得失，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想说的是，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正像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一样，有其偏激的“左”的一面，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出，陈独秀对民主和科学的一贯追求。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