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我们所知道的刘志彤的父亲和家庭
作者：刘景星等
作者李原在《百年潮》2003年第3期刊登的《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一文中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赞成革命的正面人物”，我们看后感到十分费解。他把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丕基)老先生歪曲为“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之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对于刘志丹的家庭问题，早在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第4版登载的《刘志丹同志的家庭出身》，已对刘志丹同志的家庭情况作了明确的结论，否认了其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说法。谁知20多年后仍有这种歪曲历史的流言。今年恰逢刘志丹同志百年诞辰，作为他的弟弟和妹妹，我们有必要将家庭的真实情况作一说明，以澄清历史，告慰逝去的亲人和关心我们的读者。我们真心希望这样的事情再不要重演。
我们的家在陕甘交界的洛河上游一个叫楼子沟的偏僻山沟里。晚清时期，朝廷腐败，民不聊生。民族矛盾激化，当地回民起义，社会动荡，百姓难维生计。祖父刘士杰、父亲刘培基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祖父凭着自己的勤劳与努力，做过侍童，刻苦读书考中秀才，选为拔贡。同治年间战乱中，祖父逃到山西揽过工，放过羊。战后，回家乡做过私塾先生。晚年辞教回家，做些农活，于1926年去世。老人家善良、耿直、勤俭、清贫一生，桃李遍乡里，颇受人尊敬。
父亲刘培基两岁丧母，由祖父抚养长大。祖父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养子教子。父亲聪明好学，14岁考中秀才，后选为廪生。受祖父影响，父亲不求功名，放弃仕途，回家务农。他利用农闲做帮工，学做纸扎活。后与他人合开杂货店，逐渐有所积蓄，又开了草料店，并边料理农活，以此养活一家老小。父亲读过书，年轻气盛，有正义感，总想为百姓说话，遇到官府衙役欺压百姓之事好打抱不平。他曾与安边民众攻打小桥畔洋人教堂，带头告本县贪官王从授，落得倾家荡产。还组织乡里群众抗捐税发起“交农运动”，迫使县府答应减捐税，并免一年羊头税。父亲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26年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东征。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回陕西搞兵运工作，虽屡遭挫折，仍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28年5月在省委领导下，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在家乡组织游击队。当时物资、枪支等都非常困难，父亲将两支手枪送给了大哥，并先后支援了马匹、粮食、草料等。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创建了南梁革命根据地。革命势力的发展使敌人十分害怕，对根据地进行了“围剿”。在白色恐怖下，父亲经常帮助革命同志隐蔽，千方百计地照顾掩护他们，谢子长、习仲勋、马锡五、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都在我们家住过。1931年阎红彦同志到我家找刘志丹联络，父亲热情接待，并给路费，派张明科同志送他找到大哥。1934年春，敌人的“围剿”更加疯狂，他们到处抓人，杀害了跟随刘志丹闹革命的许多同志，仅我们家就牺牲了八位亲人。敌人还张贴告示，悬赏捉拿父亲及家人。父亲带领一家老小，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钻梢林，宿山洞，吃野菜野果，还要防备野兽的袭击……。4月初，敌人抄了我们的家，烧毁了房屋、窑洞和粮食，还将祖坟挖开，鞭尸扬骨于荒野，残忍至极。同年秋，在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几经辗转找到红军，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得知后派人将全家接到了南梁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见到父亲说：“老干大(干爸)你们辛苦了，我们很担心你的身体，现在好了，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大哥刘志丹是军委主席，他对大嫂说：“你可以参加后勤服务工作。”几天后，母亲和大嫂、二嫂都积极参加做军装、被褥、鞋袜等工作。小孩子参加儿童团，上列宁小学。年底，敌人再次进犯南梁革命根据地，大哥对父亲说：“红军无力顾及家属，你们还是自己去躲藏吧。”父亲又带领家人奔命于深山老林，敌人放火烧山，妄图将红军家属斩草除根，全家忍饥挨冻与敌人周旋。1935年，红军粉碎了敌人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我们全家又回到苏区，先后住在桥镇、下寺湾、柳洛峪、方家河等地。1936年4月，大哥刘志丹东征牺牲后，党中央派人来慰问父亲。6月，父亲带着全家回到楼子沟。
经过两年多的颠沛流离和丧子之痛，年近六旬的父亲身体全垮了。面对一片废墟，为了生计，他坚强地挺住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重建家园，种地、补窑、栽树、修路、编筐、修农具等，尽力改善生活状况。按照根据地政府的规定，红军家属无劳力，可由政府组织代耕。但父亲不同意，怕增加政府的负担。在春耕和秋收大忙时，他总是自己请亲友帮忙。乡人民政府考虑到我们家确无劳力，家中兄妹多人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到农忙季节还是派人来代耕，解决了我们家的实际困难。
1941年底，父亲刘培基被陕甘宁边区政府邀请到延安工作。他曾担任过两届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享受公职待遇，配有勤务员。1946年，胡宗南进攻陕北，父亲和全家随边区政府转移到山西临县。1947年冬，中央决定陕北土改，父亲带着母亲及小孩从晋西北解放区回到家乡参加土改。经群众评议，政府批准，定为富裕中农，这是我们家唯一的法定成份，是根据我们家一贯的经济状况所定。1948年延安收复后，父亲及全家又回到延安，父亲继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任常驻议员。
1949年5月，西安解放。8月，父母亲带三个孩子随陕甘宁边区政府来到西安。解放初期，父亲经常参加各种政务活动。1951年12月和1952年11月，父亲两次被聘为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协前身)的特邀代表。1954年当选为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逢人就说：“如今就是好，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无论啥事商量后，通过了才能办。尽是些工人、农民发言，说得好!”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这就是我们的家。从这些历史事实中，能看出父亲是什么“土豪劣绅”，是“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人吗?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饱经沧桑、不屈不挠、可敬可爱的老人。刘志丹是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我们的父亲也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他的儿子。他不只是从物质上，更重要地是从精神上支持大哥革命。在大哥优秀品格的形成上，父亲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可贵的是，在大哥牺牲后，父亲强忍内心的痛苦，仍支持我们兄妹参加革命，继续完成大哥未竟的革命事业。父亲一生精于农耕，不为官，坚持正义，为百姓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好事。他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和爱戴，平时遇到大事小情，大家都愿去找“刘老先生”。党和人民也给了父亲应有的荣誉，请他参与政府的有关工作。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曾接见过父亲，并邀请他共进晚餐，共同看戏。在西安解放初期和他的晚年，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阎红彦等同志也多次看望过父亲，关心他的生活及身体健康。父亲常常讲起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时，愉快幸福的情景。父亲虽痛失爱子及亲人，但人们所给予的爱和尊敬，使他备感欣慰。1953年父亲在参观刚竣工不久的西安人民大厦时，很有感慨地对我们说：“你哥在下寺湾对我说，我们再有十年就成功了。到现在也是十多年了，可惜他没有看到今天。”当时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看到了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成就。他为儿子高兴，也怀着无限的遗憾。1954年9月，父亲不幸因病去世，陕西省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父亲安葬于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干部区。
时代在前进，我们家的故事也在延续。在纪念刘志丹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愿将历史的真实告诉人们，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怀念之情。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责任编辑：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