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文革”中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厂

作者:程振声

,同意取消,但不能降低工人的生活。于是,李先念征求财政部有关人员的意见后,同意将“附加工资”变为工人的固定工资,并建议写进文件里,从而保证了职工收入不减少。
  工厂要不要检验制度,这也是当时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认为检查制度是关、卡、压,是“专家治厂”的具体表现。李先念通过和工人座谈后认为:“不能不要技术员,工人阶级要通过党来领导,工人要和技术人员相结合”。“检验人员还是得要,特别是精密仪器,高级的东西,但根据情况可设专职或不脱产的”。
  由于批判所谓的“利润挂帅”,致使有的工厂取消产品成本核算,并当作经验介绍。李先念听后说:“那怎么行?还是得要。”“财会改革决不能不要经济核算”,“不能把正常合理的核算都说成是利润挂帅。财会改革有一条原则就是要把成本反映出来”。
  劳保福利是直接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李先念对此非常慎重,要求厂领导和工人一起很好学习讨论。按规定工厂每三年给工人发一套工作服。有的工人舍不得穿,把旧工作服补了又补,一穿就是四五年。当提出改革劳保福利时,工作服也不发了,有的工人还把没有穿过的工作服交回来。李先念认为工人的热情可嘉,但不能作为制度定下来。
  多年来,有些老厂的工人都是自己带工具到工厂上班,厂里每月支付工人的工具费,北郊木材厂也是这样。周恩来很关心这件事,特意打电话问李先念,工具费还拿不拿?第二天李先念就来厂里调查,召开工人座谈会。一位老工人说:“因为手里的工具是祖辈传下来的,父亲背了一辈子,我又背了几十年,有些舍不得。”还有的工人说:“这是公与私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自己头脑里的反映,我们现在想通了。多交一件工具,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就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迈进一步。”李先念在座谈会上称赞工人一心为公的精神,也讲了一些道理,但认为无报酬地让工人把工具交给厂里,也是不合理的。对资本家的资产都不没收,合营后还拿利息,为什么一定要工人自己交回工具呢?后来经和厂领导研究,凡是愿意交给厂里的工具,都作价付钱。即使如此,工人也是将那些过时的工具交给厂里,好的适用的自己留着。显然不给工具费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李先念的看法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做法,今天看来都是很平凡的事,然而在当时都认为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这也是他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
  李先念在木材厂,很关心该厂的技术革命、生产发展,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当他还用手抡着锤子钉箱子时,就想到这种办法太落后了,应该用“钉子枪”,但这种技术,该厂解决不了。他就让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建设法帮助解决。该厂因为是做钢木家具的,有些钢材制件用冲床更节约人力物力。他向厂里领导建议,要搞一台60吨的冲床。厂领导说,无法解决钢材。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用一吨钢材也要层层批,于是他就帮助解决钢材。他要求该厂,通过技术革新,设备改造更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家具来,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扩大向港澳地区出口、不能满足于只通过广交会按订单加工出口家具,还应该派人到港澳,了解市场情况,以便有更多家具向港澳出口。
  当时工厂的工人上下班要“早请示晚汇报”,还要像解放军那样,到厂后排队跑步。他们上班很早,走得很晚,加班加点“献忠心”。召开连队大会、全厂大会,都要按班、排、连排队入场。一些老工人离厂较远,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很疲劳。李先念了解这些情况后,心里很不安,就让军宣队做工作,说服各级领导,注意关心群众生活,搞好劳逸结合。于是全厂各班组织很快建立了“工间休”制度,工人干累了,休息一会,抽袋烟,喝点水,然后再干。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李先念在近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北郊木材厂去了22次,是他在建国后下基层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该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年后,他给北郊木材厂题写了厂名。他逝世时,木材厂的工人们都很怀念他,派代表参加了吊唁和遗体告别活动。(责任编辑:禾 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