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猴场会议和强渡乌江

作者:石仲泉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系列会议,在黎平会议之后是猴场会议。但由于从黎平至乌江附近猴场的路不好走,按照安排,2003年4月4日,从贵阳来到瓮安,考察红军长征路经该县召开猴场会议和强渡乌江的情况。
  
  扫除我的知识盲点
  
  瓮安县,过去不太熟悉。只知猴场会议,但不知猴场在瓮安。这次来瓮安,又是一次地理扫盲。到贵州少,地理盲点特别多。其实,瓮安离贵阳,坐车只三小时路程。从地理位置说,瓮安地处乌江中游,为黔中腹地;但其行政管辖关系多变,历史上曾属遵义地区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划归过贵阳专区、贵定专区,后又并入安顺地区,1959年,始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黔南最北端的一个县。
  县委副书记胡先明说:瓮安虽无名,但是古县城。汉为郡置,晋为县置,元代、明代时先后隶属湖广行省和四川行省,直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601年)才划入贵州,始称瓮安县。这是因境内有瓮水和重安江两条河,各取一字而命名的。我们这个县属中山区域,海拔一般在800~1200米之间。乌江斜贯北部,河流下切较深,两岸为峡谷地形,高山海拔与沿江渡口海拔的垂直差距在千米以上。乌江为境内大河,将县境切成两块,南块大,约占五分之四,多水田;北块较小,多旱地。全县有“七山一水二分地”之说。县境水域面积不大,但水能资源比较丰富,已建成的数十座水电站居全州第一。这里的气候不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即春迟多阴雨,夏短无酷暑,秋早绵雨多,冬长严寒无。山地立体气候明显,垂直差异大于水平差异,适宜于农作物生长。
  胡先明说:瓮安属少数民族自治州,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古代,这里是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元、明两代实行过土司制度。后来少数民族人口锐减,在万历年间,改土归流置县后,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汉人不断迁入。清代以后,有邻县的苗族、布依族迁入。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入,主要在建国之后。目前全县有20来个少数民族,但仍以汉族为主体,占总人口45万的95%。人口较多的苗、布依等族多为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县内民族风情不如州府都匀那边浓。
  胡先明还说: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太坏。县域面积达1900多平方公里,物种繁多,植被葱茏,是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但是,县内缺乏大企业、大市场,因而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不过,这里的商品意识不差,传统的小集镇不少。猴场会议的猴场,就是省内著名的10大乡场之一,赶场日的人流量在2万以上。所称“猴场”,不是源于交流“猴子”的集市,而是因为镇子南面有一小山像“猴子”,故称“猴场”。现在也叫草塘镇。史书记载:镇北有大塘,周围达数里,“弥望平芜,故名草塘”。象猴场这样以动物命名的集市在这一带不少,比如猪场,过去常在“亥”日这天赶场,故土称猪场,人们感到不雅,现改名为珠藏镇。这里还有牛场、马场、狗场、羊场、鸡场等等。这说明,有商品经济意识的底蕴,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能还是不小的。
  陪同的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耿晓红告诉我,瓮安还是一个革命老区县,在党史上有不小的影响。一是红军三次经过这里(第一次是1934年10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瓮安,到达猴场后,向东北进发,往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合。第二次就是1934年底的中央红军到达这里。第三次是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长征到达这里,攻占县城,过了春节)。二是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猴场会议。三是由这里突破乌江,进军遵义,形成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四是突破乌江后,在江北岸10多公里处的桐梓坡,建立起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及武装,游击队多达数千人。在长征期间,红军三过瓮安,发生三件大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许多事就是这样,不说不知道,一说真不少。别看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党史专家”,但党史盲点也不少。学无涯,走无涯,到处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才不愧此生。
  
  阳历新年的猴场会议
  
  从瓮安县城到猴场,一个来小时。耿晓红说:他是“老三届”,“文革”期间插队就在现叫珠藏的猪场,从贵阳去猪场必经猴场,这段路太熟了。不凑巧的是,今天不是赶场日,未能见到万人赶场的盛况。
  猴场会议的会址不在猴场镇上,而在距离猴场西1公里处的下司宋家湾。因此,耿晓红说,他也未去过。可惜,这个会址现在不存在了。前些年,县里决定修复猴场会议的会址,他们这些老知青都专程赶回来捐款。这次只能去看遗址。
  我们来到宋家湾。当年开会的会址,是一家姓宋的宅院,目前是一块菜地。在宅基地上立有一块石碑,刻有1935年1月猴场会议遗址的说明。在遗址右侧100米处,有一片比较开阔的坡地。两年前,县委县政府征了2000平方米,按会址原样动工修复,已将四合院的房梁构架和屋瓦盖起来了。因资金短缺,只好停了。去年,县、州政府多方努力,向省计委争取到一笔专项资金,决定继续修复,计划年内竣工。今天碰巧赶上举行复工仪式,我们跟着参加了,勉励建设者们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将新会址建成优质工程。
  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介绍了猴场会议资料征集情况。他说,他们做了些史料征集工作,但很不完全。目前关于猴场会议的原始文献,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那几件。专题研究较少,回忆录中提到的还不少。写长征的书一般都要讲到。现在有的问题清楚了,还有的问题没搞清楚。我问了一些情况,经过交流后,回来又查了一些材料,我以为,猴场会议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也比较一致。
  (一)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黎平会议结束后,李德仍顽固地坚持过去的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了反复。1934年阳历除夕这天,军委纵队到达猴场。部队正忙着准备在这里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贯彻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主张提出后,立刻遭到许多同志反对。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
  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从除夕下午开到元旦凌晨的。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的全体同志外,上次没参加会议的陈云和李德,也到了会。会上,毛主席再次发言,继续驳斥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当“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个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又表明中央开始有了由被动转入主动的精神状态。“转入反攻”,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期望的,直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才能实现。“通道转兵”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猴场会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二)猴场会议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在湘江战役之后,愈益激烈。在三个星期之内,中央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就是这种激烈程度的充分证明。博古、李德的主张虽只代表少数,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那里,这不能不影响否定他们错误方针的正确决议的贯彻执行。因此,猴场会议首次作出了对他们限权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猴场会议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事先都未与闻,只是到要出发了时才被告之。政治局多数同志对此极端不满,甚至感到愤怒。为了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博古、李德开始失势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适时的。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三)猴场会议作出的强渡乌江及其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使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就是不过乌江。只要不过乌江,他们的错误主张就容易有机会死灰复燃。过了乌江,要实现其错误主张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乌江乃天险,过去了就不那么容易再过来。所以,这一决策可以说,完全绝了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后路。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乌江边上还要继续提出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一个缘由。这为以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标志,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准备。
  猴场会议史料还不清楚的,主要是这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凯丰同志参加没有?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参加了。但目前史书讲猴场会议和黎平会议的出席人员,都没提到他,不知何故。二是重要干部的调整是黎平会议之后,还是猴场会议之后。这里主要涉及两位重要领导,一是搞政治的,一是搞军事的。前者为邓小平,后者为刘伯承。有的书说,刘、邓是在黎平会议整编后分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和中央秘书长的;有的书则说是在猴场会议之后。目前都没有原始文献根据,有待以后解决。
  
  反攻第一仗:强渡乌江
  
  在黎平会议确定建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之后,渡过乌江就已成为红军的进军方向。在先头部队进抵乌江沿线后,总司令部已做了侦察渡江的部署。猴场会议后,决定立即强渡。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它发源于云南镇雄和贵州威宁的交界处,全长千余公里,由西向东北,斜贯省内10余县,流经重庆涪陵汇入长江。两岸陡峭高山,江水波涛汹涌,河面宽达200多米,窄处虽数十米,但水深流急,漩涡翻滚。沿线荒芜,人迹罕至。没有渡口、没有船只,很难过江,素有“乌江天险”之称。国民党军的乌江防线长达100公里,占领了全部大小渡口。因此,守军夸口称:共军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60年代初,我在北大念书时看过八一厂拍摄的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突破乌江》,有两点印象很深刻:一是乌江真险,难怪古人云:崇崖如劈,悬壁临水。红军强渡真不简单。二是贵州军阀的“双枪兵”真无能,这样的天险都守不住,还能干什么?!必败无疑。真没想到,看过电影40多年后,居然来到了乌江边,考察红军是怎样突破这道天险的。
  中央红军当年是抢占了三个渡口,分三路渡江的。一路是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从余庆县回龙场渡江。一路是红三军团,从开阳县茶山关等处渡江。再一路是红一军团红二师先行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保护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由此过江;保卫中央、殿后的红五军团也由此过江。
  这次,我们只能考察军委纵队过江的渡口,从猴场来到江界河。
  江界河离县城不到30公里,是瓮安河(即瓮水)与乌江汇合口,两水汇流,清浊分明,故取名江界河,渡口就在这个村的江边。远远望去,仿佛到了长江小三峡。瓮安县委党史办的老主任说:乌江穿越深山峡谷,流到这里,其险峻犹似三峡。从南岸到江边渡口,要往下走10多里陡峭的石山;过江后也要爬10来里的山路,才能上通遵义的大道。这里的江面不宽,但流速却很快。两岸的山体均为墨乌色,整个乌江象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向东奔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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