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李德在华身份新考
作者：马贵凡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华工作期间还使用化名瓦格纳，德国人，据他自己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说，他1932年春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2年秋到达上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
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是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决定，于1926年4月组建的，6月正式在上海开始地下工作。最初由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书记、红色工会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共代表组成。到1928年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共产国际向中共派驻军事顾问，这时远东局由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共产国际军事代表、远东局书记、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1932至1934年间，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是德国人阿图尔·埃韦特，兼任远东局书记，负责全局工作。军事代表是乌克兰人曼弗雷德·施特恩，化名弗雷德，兼任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负责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为中共制定军事战略计划。
据当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的郭绍棠回忆：施特恩于1932年底取道欧洲、美国和日本来中国，1933年初抵达上海，开始在远东局做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李德是给到任的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施特恩当助手（见郭绍棠：《一位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1990年），协助施特恩收集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并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保持联系。
1933年秋，李德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于9月下旬到达瑞金。那么他是由谁派去的？在苏区是什么身份？这是我们要考证的问题。郭绍棠在其回忆中也提到此事，他说：“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瑞金中央苏区，上海留有中央局，在中央局和瑞金中央之间有常设无线电联系，施特恩就利用这种联系，不断向中央通报国民党备战情况和作战行动，为红军作战计划提出建议。为了帮助红军司令部，施特恩向苏区派去了自己的助手德国共产党员瓦格纳（奥托·布劳恩），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李德。他直接参加中国红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而位于上海地下的施特恩远离前线，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战略计划。”这里讲的很清楚，李德是由施特恩派去的。
关于李德的中央苏区之行，施特恩本人在1933年10月1日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1933年8、9月间军事形势的报告中，顺便也以注释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通报，他说：“在局势快发生变化的时候，瓦格纳于9月26日到达了首府（即瑞金）。”这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知道施特恩派李德去苏区一事，此事是得到认可的。那么李德在中央苏区的职责是什么呢?施特恩在1934年2月15日发给中央苏区的电报中说：“我希望，瓦格纳同志的参加(指参加红军司令部的工作)有助于很好地解释来自上海的建议，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和在1939年9月22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他在华工作中的错误的书面报告中也承认“弗雷德（即施特恩）作为总军事顾问是他的顶头上司”，他“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弗雷德的一切指示，因为弗雷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这就说明了李德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任务。实际上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施特恩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问题的指示和提出作战计划建议，中共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只能通过无线电联系来做这项工作，他派李德去中央苏区是让李德以他个人代表身份帮助红军司令部切实执行他的建议和作战计划。
但施特恩对李德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并不满意，认为李德对他提出的建议贯彻不力。有时施特恩甚至要取消李德的代表资格。如1934年2月13日，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埃韦特在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说：“最近频繁出现这样的情况：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实行弗雷德提出的建议时，往往做一些改动（有时是大的改动，有时是小的改动，但同样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情况以前也经常发生，但现在新的情况是，弗雷德对此作出的反应越来越多。弗雷德越来越主张批评瓦格纳，进而宣布取消他的代表资格，原因是瓦格纳不执行他的指示。我最终违心地表示同意要求瓦格纳‘作为弗雷德的代表要尽力执行他的军事建议’。我经常给弗雷德指出，所有决定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被（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受了。但是不管瓦格纳有什么作用，认为这些问题靠给瓦格纳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那是对中共中央和其他组织的作用的严重估计不足。”这段话很明确地说明了李德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的身份和任务，他是施特恩的代表，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李德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只对施特恩负责，共产国际档案中保存有他给远东局，也就是给施特恩的关于苏区军事形势的报告，但没有发现他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信和报告，也没有发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他的指示文电。李德在1939年9月22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那份检讨错误的书面报告中也谈到：“我从1932年底到达上海时到1939年8月离开延安时，从未收到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什么指示、通报，或者哪怕是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取得过什么联系。”王明在1937年答复王稼祥质问时也说：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这些说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否则他怎么能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呢！
最说明问题的是，毛泽民在1939年8月26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除控告博古、李德等人在领导党和红军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外，还强调指出“李德同志来到苏区后，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只是今天我们才知道，李德是自称的共产国际代表”。这就说明，毛泽民等中国同志已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得到正式确认：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
至此，李德到中央苏区后的真实身份已经清楚，他是施特恩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派去的个人代表，因为施特恩是总军事顾问，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军事顾问，但不是共产国际授权的军事顾问。所以我们不能给李德冠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头衔，而只能说他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这才符合历史实际。
关于李德在1932年秋是由谁派到中国去的，李德本人说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去的。王明在1937年说：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师哲在1991年说：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那么李德是不是由苏军参谋部（1935年以后才改为总参谋部）派到中国去的呢？在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根据当年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即情报局）外派侦察员的通常做法，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即外交渠道和共产国际渠道。施特恩在来华之前（1932年）也曾是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驻中国东北的侦察员。所以说李德是由苏军参谋部情报机关派到中国来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这还需要作考证。但这个问题与本文想考证的问题是两回事。
至于做过李德军事翻译的王智涛所说：“李德原来不是共产国际正式的军事顾问，他只是被那位正式顾问派来打前站的，为其进苏区探路做准备。”从档案资料上看，说李德是为施特恩打前站去中央苏区的，似不能成立。因为李德在动身时，施特恩还没有去中央苏区的打算。到1933年底，施特恩与埃韦特在一些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工作关系日趋恶化，以至最后发展到难以继续合作的地步，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于1934年1月2日给施特恩发电报，建议他去中央苏区。电报中是这样说的：“最好您去中央苏区，在那里您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只有您确信去那里没有大的风险，才能这样做。如果不能去那里，那就请您继续像以前一样给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建议，但不要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这些建议。”后来施特恩同意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准备去中央苏区。这在埃韦特1934年1月27日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中有反映，报告中说：“弗雷德去中央苏区已开始做准备。如果不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可能过两个月起程。”但到3月下旬，施特恩突然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回，召回的原因，据郭绍棠回忆，是中共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地下组织一个接一个暴露，施特恩与中共有密切联系，不宜在中国久留。埃韦特在4月10日写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也提到施特恩突然离开之事，并要求给他派来另一位军事代表。施特恩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去中央苏区的时间，是在李德到苏区三个月之后，所以不能说李德去苏区是为总军事顾问打前站的，实际上李德到中央苏区的任务就是协助施特恩在那里做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工作。(责任编辑：吉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