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维
作者：李际均
不可否认，克劳塞维茨是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军事改革家。19世纪初，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战役中被拿破仑打败后，举国上下有一种强烈的军事改革要求，威廉皇帝任命普鲁士名将沙恩霍斯特出任军队改革委员会主席，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军队改革办公室主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后来遭到宫廷保守势力的抵制，称改革派为“雅各宾式的阴谋家”。滑铁卢之战后，反拿破仑战争胜利，普鲁士宫廷保守势力进一步抬头，改革派受到排挤。克劳塞维茨被调任步兵学校校长，坐了12年的冷板凳。作为人生的最后一搏，他写出了不朽的著作《战争论》，死后由他夫人整理发表，在世界特别是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对任何一种理论创新，人们都会褒贬不一。西方学者自不必说。苏联的列宁就很欣赏，在书中批注：“妙极了！”。斯大林则不以为然，他在给拉俊的信中武断地说：“在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这件事上，列宁的任何指示也没有束缚我们”，“德国向世界发动了两次流血的战争，而且两次都是德国打败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不是说明了整个德国，就连同他的军事思想也经受不起考验呢？毫无条件是这样。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军人，我们俄罗斯的军人也在内，曾如何尊重德国的军事权威家，是否必须结束这种不相称的尊重呢？”。这种见仁见智的事，我们不去评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解释的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人们解释的任何理论都是各取所需。我认为克劳塞维茨不仅在理论上有值得斟酌之处，他的缺憾还在于长期做军中高级幕僚，没有当过主官和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作战，因而他的军事理论不能不侧重于“哲理推究”的方法。这种局限性使他的战争理论无法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相比。
谭：今年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很快就取得了胜利。有人说，萨达姆发动的人民战争遭到惨败，说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高技术战争，这种看法对吗？您怎样评论近几场战争？
李：伊拉克根本谈不上进行人民战争。萨达姆独裁政权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进行人民战争。不是任何受到侵略的国家其政府都能领导进行人民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就发动不了人民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政府越民主，抗战越彻底。进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人民真心拥戴的领袖和政府，并且实行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具有坚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才行。伊拉克是涌入了西方文化的脆弱的伊斯兰社会，萨达姆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培养训练并为之服务过，他周围的一些亲信已被美军收买。相当多的人民群众对萨达姆的统治政权离心离德。可以说，伊拉克不具备人民战争的基本条件。美军以火力打击和信息心理作战，双管齐下，迅速瓦解了伊拉克军民的斗志。巴格达开门揖敌、不战而降才是符合逻辑的。
但伊拉克的事情还没有完。伊拉克战争也许会变为取胜最快、打扫战场最慢的战争。社会发展最终要靠各国人民自己解决，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注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不能超越的。况且那些自称为解放者的价值观也未必是最合理的，更不要说动机的纯洁与高尚了。
美国想把全球化变为美国化。美国垄断世界上最新的战争手段，也垄断了发动战争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不需要理由，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想世界上不喜欢这样的人不比讨厌萨达姆的人少，总不能看谁不顺眼就打谁。你用高技术手段打他，他就会用恐怖手段打你。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何时了？暴力取得的，仍会被暴力所取代。须知，剥夺别的民族自由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侵害别国安全的国家是不安全的。维护自身安全的保证是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利。现在是呼唤大战略思维的时代，改变哲学落后于实践、人文科学落后于技术科学的现状，用毛泽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正可谓：“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近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打击，使用的武器是最现代化的，而战争的性质却像似原始的“血亲复仇”式的。正因为如此，很难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政府要人对法国和德国的不合作态度表示不满，称它们是“旧欧洲”，其实正相反，这是“新欧洲、旧美国”。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早已把它们分清楚了。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仍然适用，但其内容、形式和手段要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人民战争是个大概念。广义的人民战争是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正义战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主要是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包括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与敌占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斗争相结合；本国的抗敌斗争与敌国内部的人民反战运动相结合等等。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的特点，而战争涉及的领域却很广泛，需要动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信息、传媒、交通、运输、资源等全社会的力量支援战争。例如，在进入交战状态的情况下，信息网络作战可能会成为人民战争的新形式之一。
谭：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是否包含系统的核战略？
李：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核战略家。第一，50年代到70年代，美苏的核讹诈曾喧嚣一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金门炮战、珍宝岛作战期间，两霸分别多次威胁要用核弹攻击中国，妄图用核讹诈压服中国。但毛泽东宣布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两霸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了。第二，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他十分清楚“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因此他下令抓紧研制“两弹一星”。中国的核战略是有限而有效，有了“等效威慑”的手段，就制约两霸不敢轻易对中国下手，并使中国在核问题上有发言权。第三，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主张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体现了核战略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第四，立足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核打击，而提出“深挖洞”、建设大小三线工业基地。着手军事经济的战略纵深部署。毛泽东就是这样进退有据地展现他高明的核战略思维。
谭：历史在发展，战争也在发展，与此相应的军事理论也必须发展。从与时俱进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理论体系需要发展和充实哪些内容？
李：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除了已经和正在深入探讨的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外，还要重视战略管理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产生于战争和备战环境，特别是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战略理论体系，侧重于战略思想与原则、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战争准备与实施、作战力量的建设与发展是必然的。而现在则需要增加战略管理的内容。这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例如，国家应变体制与运行机制；战略层次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标准化管理；国防与军事的法规和制度；国家边防体制的统一管理及其法规；军事职务资格标准；指挥机构的标准工作程序；军队作战能力评估标准；工作效绩评估标准等，都应列入战略理论体系研究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说，这是补从游击性向正规性转变这一课。从历史上说，军队的正规化，是在统一国家的形成，大兵团作战的出现，和产业革命以后，对军事改革提出的历史要求。许多国家从革命战争到取得政权以后，其军队都曾有过从非正规化向正规化转变的过程。对于旧时代已经停滞的军事制度来说，否定其正规性是一种进步的变革。例如北美独立战争，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苏联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及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都带有这个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游击战甚至具有战略地位。但是游击性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要取得最后胜利和巩固政权，必须建立正规军和进行正规战，进行国防正规化建设。华盛顿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后即提出“必须建立正规军”。列宁同“军事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要不要军队正规化的问题。建国初期，我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着手正规化建设，但后来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严重干扰军队正规化的进程。历史证明，从思想作风上改变不正规的惯性，要比从组织制度上改变还要难。从战略管理上适应信息时代战争的到来，是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要求。
谭：您曾发表过研究战略文化的专题论著。由此推论，有没有战略文学呢，也许您认为文学不成其为战略，但毛泽东的诗词里面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战略思维？
李：与其说毛泽东的诗词不如说他诗词中所反映的作者性格与战略思维有关联。中国古往今来有不少大军事家、政治家又是造诣极高的文学家，他们的军事文学作品，是经过金戈铁马的历炼之后，对生活的珍爱和人生的彻悟。中国军事文学参与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培育，和民族精神的锤炼与塑造，表现出历史非常时期民族精神的底力，情系天下兴亡，熔铸民族之魂。毛泽东的诗词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大部分是战争年代的即兴之作。其中或写战争的场景，或抒发诗人军事家的胸臆，虽不是军事思维的逻辑表述，但它的确有大战略的雄浑气魄，携带作者的政治理念、革命情操和英雄气概。如他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写的：“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其中抒发诗人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与人类大同的豪情壮志。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激情与现时的国家领土主权的划分当然是不能混淆的，在实践上也不是没有个别的教训可记取。但其天马行空的奔放气势，古今中外无人可比。毛泽东的诗词，绝然没有颓唐消极或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它总是以磅礴的激情，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而且信笔拈来，引经据典，天衣无缝。有人说，不读名著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是说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现在充斥文化市场的皇帝戏、武侠戏，久而久之会误导青年一代追求无限权力，勾心斗角；或寄托虚幻的行侠仗义，而不依靠民主与法制。要警惕腐败带来的文化粗鄙化、学术浅薄化、行为浮躁化。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就严重了。我认为如今的皇帝戏、武侠戏甚至不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的汉赋，其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极其有限的。想到这些，不能不倍加珍视毛泽东所唤起的中华民族的自强、自尊的精神和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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