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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耆宿张难先
作者：黄侯兴
又有一次，同年夏，蒋介石电嘱委某二人为县长，经张难先调查，其中一人尚厚重练达，被择地委派；另一人仗着蒋的推荐，竟倨傲自大，则不给予安排。张难先不卑不亢，敢开顶风船的气节，深受同僚称赞，不过却也因此惹恼了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辽东，进逼吉林、黑龙江省，形势严峻。张难先致电蒋介石并请通令全国总动员，抗日救国；他同时令省城各机关职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均受军事训练，以求达到全省全国皆兵之目的。
不料，这年冬天，浙江省政府改组，鲁涤平继任主席。张难先卸任时，府厅职员拟设宴祖饯，他却佯称：“吾来浙一年，莫干、天目俱未到，俟我交卸纵游归，再与诸君叙别耳。”12月19日晨，张难先只身附轮离杭抵苏州，颇感轻松。“政海茫茫之身，一旦摆脱，不啻出笼小鸟，随处翻飞，人间无此乐也。”他独游留园、西园、虎丘山，“私喜自由之极，毫无挂碍。”次年1月18日，携眷由沪返鄂，寓武昌灵山寺巷灵山窝。
手书三则
1932年1月28日，日本兵进犯上海，京师震动。张难先从武昌匆匆赶到郑州，力劝蒋介石抗日，后又赴西安会见杨虎城共商抗日。3月上旬返回武昌。5月间，张难先得知沔阳县县长范一侠在赈灾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原来沔阳去秋遭受水灾，乡民流离四散，田园荒芜，房舍坍塌。范一侠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张难先决定助他一臂之力，自愿任县政府秘书，遂与范溯襄河西上。此时县署已迁到仙桃镇。县长出治沔政策布告，灾民纷纷归来，重建家园。一个月后，县境粗安，市廛渐兴。张难先任县府秘书，虽仅一个半月，却成了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为一省主席，竟能纡尊降贵，屈就县府秘书，可谓“怪人怪事”。殊不知，能伸能屈、能上能下，乃张难先做人的本色。
同年7月杪，蒋介石任命张难先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在任期间，张难光先后处决了借特税处稽查之名在长江敲诈舶商之首犯葛顺祥，鲸吞湖北堤款约80万元的刘文荩，私办吗啡厂的孙忠。此数案办后，贪暴为之战栗。不过他以为蒋介石抗日无诚意，加之总部秘书长专擅跋扈与忌妒构陷，半年后愤而辞职，回到了他几年前撙节所积营建的“灵山窝”。
1934年3月，张难先在自家厅壁，悬挂了手书三则。
第一则是“自己的话”。回首往事：“二十岁至五十，三十年间，常致断炊，故学问一无所成。近十年因各种关系与闻政治，于国无益，尤悔实多，然精力则已罄矣。性刚才拙，不合时宜，应即自行检举，再不入政治漩涡。”关于自己的后事，有“余易箦时，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人挽幛”的话。他主张火葬，丧事从简，“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况且实在无钱使用”。他不以名人、显贵自居，自律之严，足以昭示后人。
第二则是“告谕子女”。全文如下：“现在家庭之间，因经济与思想之变动，父母既无术以支配子女，子女亦无术定省父母。故现在家庭之界说，以一夫一妻及未成年之子女为限。以后吾子女，除有特别变故在此小住外，均宜各求自立，各立门户，我之不能供给儿女，犹儿女之无法奉养我也。其各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这是张难先留给子女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开明的家庭观、伦理观，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罕见的。
第三则是“奉告亲友”。曰：“街市住家，不比乡间，房屋行李锅灶都窄，留客膳宿，除有特别情形外，实在不便。加之现在家庭，子女成年，即要离居，虽有儿媳，俨同旅人。今年已老，无力雇人伺候，所以招待宾客，实属抱愧，望族党亲友原谅。再亲友多以余服官十年，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易，不知余性冷淡，交游极寡，凡欲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兹苦衷，不必启口。”有的亲友因此批评他“不通人情”。然而不搞裙带关系，不拉帮结派，既是他的“痴”，也是他的可贵的反世俗的价值观和精神品质之所在。
张难先因“灵山窝”不敷用，便在珞珈山筑土屋数间，作为他与夫人栖身之所。1935年7月土屋盖好，他灌园读书，自得其乐。因站门前遥望卓刀泉伏虎山麓他的老友、辛亥革命先烈刘静庵之墓，遂命名珞居为“思旧庵”——“看山感旧欣先死，筑土为屋当活埋”。谁说张难先“不通人情”呢？
清白廉洁犹古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敌机狂炸南京、武汉。11月，湖北省政府改组，石瑛、严立三和张难先等人被委任为省政府委员。张难先上任不久，即主动出巡16个县和两个专员公署的政情。他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此时因敌机狂炸武汉，省府西迁宜昌，再迁恩施。在去宜昌的船上，竟闻丝竹声，有人大唱京戏。张难先把省府秘书陈某叫来诘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拉二胡，唱戏？”陈某辩解说：“这有什么关系？船上寂寞，有点娱乐，聊以解闷。”张大声呵责道：“你懂得古人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思吗？”陈某颊赤而去，弹唱声旋止。
迁恩施后，张难先租赁一所破屋，门首悬一匾额，取名“耻庐”；此间写的诗文集，也取名《耻庐存稿》，流露了他念念不忘国耻的心迹。
此后，张难先虽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党狱汇纪》、《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书。他编印这些书籍时，立下了四项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虑到张难先经济拮据，拟从昆明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刷费，被张婉 言谢绝了。
日本投降后，张难先夫妇及孙子铭玉、孙女铭淑迁回珞珈山思旧庵。1946年冬，张难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赴京出席国民大会。他说：“所谓通过宪法，妄想藉此一面骗取美国五亿借款，一面骇倒中共。真是发梦。太丑羞极！”
次年5月中旬，张难先在参政会上提议：“要以解决中共为中心，宜尽力讨论此问题而商得一个为政府、中共所能接受的方案，和平解决。倘不如此，则此次参政会便无甚意义。”与会者多赞成，但也有人在会上竟斥主和者为“秦桧”，帮助共产党说话。张难先自此绝口，一言不发。
直到1949年5月，张难先才又参加社会活动，与李书城等人组织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针对白崇禧军队的顽强抵抗，开展了反西进、反破坏的斗争，维护武汉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放军进市的第二天，该救济会旋即宣告解散。
年近八旬的张难先已无心政务，当得知中共政府拟请他出任中央监察部部长职务时，他急忙找老友李济深谈了自己的想法，说：“过去在国民党政府我任监察院委员，是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监察国民党，因此有些政绩，现在是共产党打天下，搞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知道太少，怎么能监察？”他请李济深代为转达，监察部长事遂作罢。
张难先自50年代以来寓居武昌珞珈山（后迁居汉口赫德里2号），热衷于策划东湖风景区，筹建“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等文化事业。为搜集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赴北京琉璃厂各古籍书店，并请郭沫若、游国恩、文怀沙、林庚、陈叔通、陆和九等学者协助收集，请齐白石、王文农等贡献字画。他为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之精神，可谓呕心沥血。
张难先尤擅画梅。29岁时，他师从刘彤轩先生习画梅。自此，他“振笔而一挥，狂虏故态发。龙蛇走笔端，风雨随墨突”。他不停地画梅，终成一古梅画家。他喜欢梅花“遇炎不趋，寒香沉沉”的高洁品格，并以梅花的傲然独秀、不畏风雪持身律己，于1968年9月11日，以清白廉洁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1977年4月下旬，我应邀赴华盛顿出席一学术会议，同机赴会的有著名国画家张铭淑女士。闲谈中得知他是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先生之孙女。她讲述的老人的生平业绩，引发了我著述的兴趣。承张铭淑女士提供珍贵史料与照片，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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