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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
作者：冯文耀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正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此话曾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用黑体字刊出。)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把本来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群众抵制过火行为
康生的极“左”最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迫害好人。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事实很多，举例如下：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要她冲上去打斗。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一伙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
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我说：要根据事实。宣传部长刘枫表示：同意冯的意见，其他人未表态。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1943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的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时，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了，土改斗争结束，“浮财”等土改斗争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将小册子宣读，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份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他们深知斗争果实中有不少东西是阶级兄弟的劳动果实，仓促分掉了，肯定会伤害一部分好人。
通过以上事例说明，在极“左”的时候，群众仍然捍卫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采用各种办法保护干部，维护农民的劳动果实。
叶剑英纠正“左”倾错误
约在1947年夏初，康生离开临县。秋初，土地改革在全县展开，基本上是按照康生的极“左”路线进行，把不少劳动者定为剥削者，没收工商业，不少干部受到迫害。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西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报告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第五部分讲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改不能彻底。”《叶剑英的光辉一生》一书中谈到：“临县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死了780多人，干部和群众死亡人数等于地富分子的三倍。”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结论。
这时，临县的土改和整党已基本结束，土改工作团县团部和县委在三交镇召开土改整党总结大会。会议进行了三四天，县工作团团长赵林去参加分局会议，指定我和工作团副团长康乃尔代其主持会议。一天上午，有八九个区委书记、区长来找我俩，说会议开不下去了，大家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的干部?”要求领导回答清楚，并说：“你们作出回答也不能算数。”我劝大家继续开会，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临县虽然暂时黑暗，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纠正的，应该对会议负起责来。”但大家坚决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能在会上发言。我和康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中央后委向叶剑英汇报，请他出面领导纠偏。他当时主管军队工作(时任总参谋长)，不便过问地方工作，一再婉言谢绝。我再三恳求：赵林不在，我俩无能为力，会议开不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叶剑英于是答应请示中央后再决定。他让我回三交镇把在会上的区委干部找来五六个人，当天下午召集座谈会。参加会的人有刘万山(时任区长)、刘运通(时任区委组织部长)、任泽(时任区委书记，后任内蒙自治区任县公安局长)、高务凯(时任区委委员)、赵应元(时任区委书记)等，大家边说边哭，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等中央后委成员都听，边记录，有两位速记员在速记。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这批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敢于坚持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他指出：“土改运动中，打倒了地主，我们党的干部，也受了严重的挫伤。”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有中央首长这句话，我们回去保证把会议开好。”散会后，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还请大家吃了一顿晚饭。
我们回到三交镇，已过半夜，赵林的警卫员在大门口说：“赵部长要你俩到他窑里去。”我们进了门，赵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干什么去了，什么是全国光明、临县黑暗？”我笑答：“赵部长，你太累了，先睡吧，明早我们详细汇报。”他说：“不行，现在就讲!”我就照实汇报了一遍。赵是位能听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理解我们的行为，只说了一句：“你们睡觉去吧！”
约在1948年2月下旬，以工作团为主的临县县委召开土改总结大会，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和参加完中央12月会议途经临县的陈毅都出席了会议。叶请陈在大会上讲了山东土改情况，李涛(时任作战部长)讲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的重大影响，其他首长也专门讲了全国大好的形势。叶剑英最后主讲，他分析了全国形势，指明解放战争会加速胜利，然后他着重讲了土改成绩，明确指出“左”的错误及纠偏精神和方法步骤。叶的讲话得到大家热烈拥护。从此，临县纠偏工作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