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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
作者：逄先知 金冲及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存在着对不同学派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