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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世界眼光
作者：宫 力
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包括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崭新的国际行为准则，同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后来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并且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的战略观点。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大的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就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同不同类型国家和平共处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有利于解除一些国家政府同中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中国同各主权国家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关于“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所谓“遏制”政策，企图划一条线把社会主义国家“箍起来”，其余的国家都划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但西方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西欧、日本等国逐渐恢复了元气，西方阵营内部之间关系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因此，毛泽东在1956年曾经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三种力量”。进入60年代，随着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观察与分析也日渐深入。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与日本客人安井郁的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在这里，毛泽东把“中间地带”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的国家：1．有殖民地的国家；2．虽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3．真正取得独立的国家；4．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
从1963年起，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四类国家概括成“两个中间地带”。其中一个是指亚、非、拉，另一个是指欧洲，后来，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指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日本。
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有助于人们认清不断分化和改组的国际战略格局。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佐佐木更三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指出：“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走。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尤其是改善和发展处在“第二中间地带”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一条线”的构想与三个世界的战略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斗转星移，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中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世界开始呈现出多极化的苗头。
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于是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并且利用美国的急切需要，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于1971年，导演了乒乓外交，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正式发表第一个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上海公报》。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果。公报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中美双方都不只是为了解决双边问题才签署这个公报的。公报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中美之间由此产生的一种默契，那就是联手对付苏联。从此，在国际战略的新格局中，中国和美国都获得了新的活动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他在提到中美相互接近时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一IN—HAND（手携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用如此坦率的语言来阐明两国关系的实质，既反映了毛泽东特有的风格，也表明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接着，毛泽东对基辛格讲了他深思熟虑的一个想法。他指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联美抗苏的宏大构想。
毛泽东主要从遏制苏联全球扩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条线”的国际统一战线新战略，中美还商定了互设联络处的有关事宜，从而使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在中美《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和加强，一个新的世界地理政治图的轮廓开始形成了。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把苏联和美国并列称之为第一世界不仅仅是由于这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他们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不过，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反对美苏争霸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国由于过去伸手过长，实力相对削弱，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处于进取的地位，对中国和世界人民来说，苏联的扩张更为危险。所以，中国在反对美苏争霸的过程中，当时的重点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一贯重视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因此，他在划分三个世界时，把处于美苏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称之为第二世界，并把他们看作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7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毛泽东首创，但在以往的第三世界的定义中，第三世界往往仅被看作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力量，而毛泽东则赋予第三世界以全新的积极的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虽然较穷，经济不够发达，但并不是一种可以任人宰割的力量，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的主力军。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国实行什么样政策而确立的。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苏联霸权主义已经取代美国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因此，应当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在当时不仅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保卫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发展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首先，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就成为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最后，毛泽东发展和充实了第三世界的内涵，由此确定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当时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干扰和影响，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论点和论据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毛泽东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作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不管怎样，在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值得指出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极格局已经打破，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曲折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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