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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梦

作者:段 炼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丁文江这个名字也许有些陌生了。普通读书人可能知道的,大概就是,他是一名地质学家,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与张君劢有过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至于其他情况,则大多不甚了然了。
  不过,如果知道,就是这个丁文江,曾与胡适等人提倡建立“好人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国难深重之时,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绥靖政策;以及曾接受孙传芳委派,任淞沪商埠总办等一系列事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何以丁文江其人其事,被思想史有意无意地误读甚至遗漏了。
  其实,倘若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盘郁错杂而又难以言喻的命运与心态,丁文江倒确实是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人物。
  因为丁文江的梦,就是他和同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数十年,追求终生而不得的“好人政府”之梦。
  
  “好人政府宣言”
  
  1922年5月14日,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周报第二期公布了一则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它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首次提出了“建立好人政府”的观点。因此,这则宣言,也被称为“好人政府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背后的知识分子阵营也十分强大。它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牵头,紧随其后签名的,分别是汤尔和、陶行之、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
  参与此事的胡适后来在《丁文江传》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一个“好政府”的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二、“好政府”的至少含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方面,第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对今后政府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即要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
  饶有意味的是,从签名看,这16人恰恰包括了当时社会左、中、右三方面的人士。这也许暗示,当时代表不同思潮的知识分子,在对于清明政治的渴求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
  确实,从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理念看,《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的三点内容,不失为现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但更重要也更现实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把这一政治蓝图变成现实,进而真正解决当时腐败政治对社会的摧残呢?
  在这个“迷津渡口”,丁文江等人立下的路标就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和恶势力作战,来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改革政治。
  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的想法很简单。在他们看来,民国以来,中国的政治之所以混浊不清,国家之所以由分裂走向无政府主义和军阀统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好人”都自命清高,只愿意固守“象牙宝塔”,而不敢冲上“十字街头”。现在,只要“好人”们真正行动起来,政治的清明就指日可待了。
  
  少数人的责任
  
  今天看来,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确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燃起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现实是那样的残酷:割地赔款,亡国灭种,军阀纷争,吏治黑暗……逼迫着知识分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连丁文江这样所学专业离政治似乎很远的地质学者,也难免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血脉贲张。
  不过,有意思的正在于此,这些人当中,恰恰要数丁文江的“入世”之心最切。他曾经在商场、学界与政坛之间几次反复:先是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后又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都敌不过他心底那份参政议政的激情。虽然时运多蹇,但最后他终于“不安分”地走到了心仪已久的政治圈子里——办《努力》周报,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为政治改革做准备。
  与胡适早期那种对政治持“旁观冷眼”的态度不同,丁文江反对胡适那种改良政治要先从文艺下手的观点。他明确表态:“不要上胡适之的当!”的确,丁文江一开始就不满足于胡适式的局外人“谈”政治,而是主张要大胆地“干”政治,即进行实际的政治操作。1922年的“好人政府”之梦,让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丁文江也在这里寻找到了理想中政治实践的“巅峰体验”。
  但是,丁文江他们毕竟属于跨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一只脚已经踩到了彼岸的现代社会,身子却还停留在此岸传统社会的泥淖中。他们心中燃烧的,依然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之火,照亮的依然是“立德、立功、立言”之路。因此,不管政治形式怎样变幻,丁文江他们所属意的,仍然是某种孔儒的政治模式;他们所要做的,还是要建立那种由道德楷模组成的政府。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将政治交到那些道德完人的手里,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一点,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能例外。
  而丁文江本人,更是把道德推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伦理主义成了他衡量“好人”的第一把标尺。因为,只有道德楷模,才能真正做到“行为士则,言为士范”。为了建立政治清明的现代政府,塑造“好人”的标杆,丁文江曾立意标举两个典范,西方是为爱尔兰独立而奋斗的新芬党人;而在中国,竟然是“一代名臣”曾国藩。原来,丁文江服膺曾国藩的“原才”思想——“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后来,他在《少数人的责任》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丁文江坚信,政治准备首先是一种道德训练。他甚至设想,《努力》的发起人当中,定期聚会的少数几个人成为“好政府党”的核心。而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自己的个人道德。只是不知道丁文江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这样的“好人”恐怕数来数去只能是像他们这样喝过洋墨水、见过世面、“关心国脉民瘼”的知识精英,而与广大群众不会有多大关系。
  
  “好人政府”美梦的破产
  
  说起来,“好人政府”之梦,其实在东西方都大有市场。虽然留洋多年,可是,堪称地质学一代宗师的丁文江,对西方政治制度内涵的把握,却始终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丁文江没有看到,西方的知识精英如罗素,如费边主义者,虽然同样好讥评政府,鼓吹“好人”参政,但是,他们面对的,毕竟已经是一个公民权利能得到充分保证的民主政府。因此,在野的知识分子的呐喊,只会有利于政府补苴罅漏,使得政治体制更加完善。而丁文江们遭遇的,却是连个人权利都随时可能被剥夺的强权政治。在这样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里,不首先解决体制问题,而期待“一打好人”出山,以蔼然仁者之风来收拾旧山河,无异于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学立足于“人性本恶”,认为任何人的内心,都潜伏着自私、贪婪、欲望恶性膨胀的基因,就是“圣人”也概莫能外。因此,西方的政治学者看重权力的相互制衡,认为制度比人性更可靠。换言之,如果没有严密的政治制度来支撑与约束,那些“知识精英”和道德楷模,一旦进入体制、进入权利操作层面,同样是“靠不住”的,更不要期望他们依靠自身的道德品行来安邦定国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的“好人”背后,实际上潜伏了丁文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对于知识分子自身实际能力与现实政治环境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好人政府”之梦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浪漫激情中的保守与脆弱。
  事实也正是如此——1922年9月19日,在复位总统黎元洪组成的第一届内阁中,虽然王宠惠成了总理,罗文干出任财政部长,汤尔和出任教育部长,但就在他们兴致勃勃地走进政府大楼意欲大干一场的时候,“好人政府”的挽歌已经隐约可闻。
  果然,一进入政治实践,“好人”们在军人政府中就马上被架空。一向以道德人格为自豪的嘴皮子与笔杆子,在枪杆子和刀把子前面苍白无力,成了“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一语的生动注脚。不到三个月,罗文干被黎元洪以受贿为名软禁后,“好人政府”的迷梦终于宣告破产。
  当时在内阁中任教育部长的汤尔和,后来通过胡适对《努力》的同人辛酸地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吧。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吧。”
  
  是一个官僚,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好人政府”的美梦破灭之后,当年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16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先是内阁以辞职表示抗议。随后,蔡元培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因为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保护工作人员和同事的自由”了。胡适也意识到,不启迪民智,单靠几个“好人”是没法实现真正的政治清明的。他重新走上思想启蒙之路,毕其一生传播自由主义的种子。
  倒是丁文江的态度耐人寻味。他依然拽住“好人政府”的希望不放,笃信“少数人的责任”。在他眼里,似乎“好人政府”这场实验的崩溃,从未使构建“好人政府”的种种假设归于无效。丁文江认为,北京“好人政府”的失败,只是因为中国的权力掌握在相互厮杀的军阀手中,如果将目标从中央移到地方,加强地方军阀周围文官的力量,“开化”其智力,何愁不能在地方上建立“好人政府”?
  丁文江雄心勃勃干政治的步子一直没有停,因为他确实是将自己当成了出将入相的政治家。1925年,他辞去北票煤矿的职务,1926年5月至12月,丁文江在统治长江下游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的领导下,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
  仔细想来,这其实是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在国民党眼中,他站在了北伐的敌人一方;在《努力》的朋友看来,他是在支持混战的军阀;而对于革命的左派,他又是一个被西化了的中国人,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效劳的奴才。这一经历,使得丁文江左右不讨好,也在他的身后投下了一层阴影。
  丁文江的这一次参政,重蹈了“好人政府”的覆辙。他认为,军队中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只因为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随后他信心百倍地提出的裁军、通过教育来驯化军人以及宣扬道德的主张,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但不可能实现,反而遭到军人领导的嘲笑。
  但平心而论,丁文江并非那种一事无成的颟顸官吏。他在淞沪任上取得的行政上的成绩,要比政治上的成绩大得多。比方说他为上海市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权利。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时代的人的充分肯定,他们一致认为丁文江是在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
  丁文江这种擅长行政却拙于政治的特点,旁观者似乎也看得更透彻。丁文江去世后,他的密友傅斯年在《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中说,在君(丁文江字)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勾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但他并不是“拨乱反正”之才。“用两个英国名词形容,在君是一个Bureaucrat(官僚),并且是一个顶好的,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治家)。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头烂额而后已。”
  
  差一点火候的“刺猬”
  
  傅斯年的确是一语中的。仔细分析丁文江的言与行,不难看到,无论是办《努力》周报拉胡适“下水”,还是创办地质研究所开学术研究之风;无论是办北票煤矿,还是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具体办事的能力确实可圈可点。但在政治理念层面,丁文江则“昏招”频出,屡战屡败。如果借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那个著名比喻,似乎丁文江更像一只“狐狸”,着重于一些具体的事情,而离一只想大事的“刺猬”,似乎还有一段差距。就我个人的感觉,在中国近代史上,与丁文江具有同样性格特点与政治命运的人物,也许只有一个杨度了。
  丁文江这种个性,与他观念中坚不可摧的实用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作为留洋归来的理工科学者,丁文江认为,实用主义本质上包含适用于实际问题的科学推理。他坚信,对一个已知问题——政治的或其他的——的证据作具体的、经验主义的检查,肯定能得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恰当的、科学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甚至支配了丁文江从“科玄之争”到今后政治操作中的思维与言行。因此,丁文江不但看不起张君劢等“玄学鬼”,而且他始终相信,只有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说,运用理性的技术来解决人类福利问题,使得提供比迄今任何通过常规智慧所提供的更人道、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成为可能。科学就足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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