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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梦
作者：段 炼
不过，如果知道，就是这个丁文江，曾与胡适等人提倡建立“好人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国难深重之时，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绥靖政策；以及曾接受孙传芳委派，任淞沪商埠总办等一系列事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何以丁文江其人其事，被思想史有意无意地误读甚至遗漏了。
其实，倘若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盘郁错杂而又难以言喻的命运与心态，丁文江倒确实是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人物。
因为丁文江的梦，就是他和同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数十年，追求终生而不得的“好人政府”之梦。
“好人政府宣言”
1922年5月14日，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周报第二期公布了一则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它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首次提出了“建立好人政府”的观点。因此，这则宣言，也被称为“好人政府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背后的知识分子阵营也十分强大。它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牵头，紧随其后签名的，分别是汤尔和、陶行之、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
参与此事的胡适后来在《丁文江传》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一个“好政府”的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二、“好政府”的至少含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方面，第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对今后政府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即要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
饶有意味的是，从签名看，这16人恰恰包括了当时社会左、中、右三方面的人士。这也许暗示，当时代表不同思潮的知识分子，在对于清明政治的渴求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
确实，从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理念看，《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的三点内容，不失为现代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但更重要也更现实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把这一政治蓝图变成现实，进而真正解决当时腐败政治对社会的摧残呢？
在这个“迷津渡口”，丁文江等人立下的路标就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和恶势力作战，来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改革政治。
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的想法很简单。在他们看来，民国以来，中国的政治之所以混浊不清，国家之所以由分裂走向无政府主义和军阀统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好人”都自命清高，只愿意固守“象牙宝塔”，而不敢冲上“十字街头”。现在，只要“好人”们真正行动起来，政治的清明就指日可待了。
少数人的责任
今天看来，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确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燃起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现实是那样的残酷：割地赔款，亡国灭种，军阀纷争，吏治黑暗……逼迫着知识分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连丁文江这样所学专业离政治似乎很远的地质学者，也难免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血脉贲张。
不过，有意思的正在于此，这些人当中，恰恰要数丁文江的“入世”之心最切。他曾经在商场、学界与政坛之间几次反复：先是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后又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都敌不过他心底那份参政议政的激情。虽然时运多蹇，但最后他终于“不安分”地走到了心仪已久的政治圈子里——办《努力》周报，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为政治改革做准备。
与胡适早期那种对政治持“旁观冷眼”的态度不同，丁文江反对胡适那种改良政治要先从文艺下手的观点。他明确表态：“不要上胡适之的当！”的确，丁文江一开始就不满足于胡适式的局外人“谈”政治，而是主张要大胆地“干”政治，即进行实际的政治操作。1922年的“好人政府”之梦，让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丁文江也在这里寻找到了理想中政治实践的“巅峰体验”。
但是，丁文江他们毕竟属于跨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一只脚已经踩到了彼岸的现代社会，身子却还停留在此岸传统社会的泥淖中。他们心中燃烧的，依然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之火，照亮的依然是“立德、立功、立言”之路。因此，不管政治形式怎样变幻，丁文江他们所属意的，仍然是某种孔儒的政治模式；他们所要做的，还是要建立那种由道德楷模组成的政府。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将政治交到那些道德完人的手里，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一点，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能例外。
而丁文江本人，更是把道德推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伦理主义成了他衡量“好人”的第一把标尺。因为，只有道德楷模，才能真正做到“行为士则，言为士范”。为了建立政治清明的现代政府，塑造“好人”的标杆，丁文江曾立意标举两个典范，西方是为爱尔兰独立而奋斗的新芬党人；而在中国，竟然是“一代名臣”曾国藩。原来，丁文江服膺曾国藩的“原才”思想——“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后来，他在《少数人的责任》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丁文江坚信，政治准备首先是一种道德训练。他甚至设想，《努力》的发起人当中，定期聚会的少数几个人成为“好政府党”的核心。而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自己的个人道德。只是不知道丁文江想过没有，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这样的“好人”恐怕数来数去只能是像他们这样喝过洋墨水、见过世面、“关心国脉民瘼”的知识精英，而与广大群众不会有多大关系。
“好人政府”美梦的破产
说起来，“好人政府”之梦，其实在东西方都大有市场。虽然留洋多年，可是，堪称地质学一代宗师的丁文江，对西方政治制度内涵的把握，却始终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丁文江没有看到，西方的知识精英如罗素，如费边主义者，虽然同样好讥评政府，鼓吹“好人”参政，但是，他们面对的，毕竟已经是一个公民权利能得到充分保证的民主政府。因此，在野的知识分子的呐喊，只会有利于政府补苴罅漏，使得政治体制更加完善。而丁文江们遭遇的，却是连个人权利都随时可能被剥夺的强权政治。在这样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里，不首先解决体制问题，而期待“一打好人”出山，以蔼然仁者之风来收拾旧山河，无异于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学立足于“人性本恶”，认为任何人的内心，都潜伏着自私、贪婪、欲望恶性膨胀的基因，就是“圣人”也概莫能外。因此，西方的政治学者看重权力的相互制衡，认为制度比人性更可靠。换言之，如果没有严密的政治制度来支撑与约束，那些“知识精英”和道德楷模，一旦进入体制、进入权利操作层面，同样是“靠不住”的，更不要期望他们依靠自身的道德品行来安邦定国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的“好人”背后，实际上潜伏了丁文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对于知识分子自身实际能力与现实政治环境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好人政府”之梦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浪漫激情中的保守与脆弱。
事实也正是如此——1922年9月19日，在复位总统黎元洪组成的第一届内阁中，虽然王宠惠成了总理，罗文干出任财政部长，汤尔和出任教育部长，但就在他们兴致勃勃地走进政府大楼意欲大干一场的时候，“好人政府”的挽歌已经隐约可闻。
果然，一进入政治实践，“好人”们在军人政府中就马上被架空。一向以道德人格为自豪的嘴皮子与笔杆子，在枪杆子和刀把子前面苍白无力，成了“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一语的生动注脚。不到三个月，罗文干被黎元洪以受贿为名软禁后，“好人政府”的迷梦终于宣告破产。
当时在内阁中任教育部长的汤尔和，后来通过胡适对《努力》的同人辛酸地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吧。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吧。”
是一个官僚，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好人政府”的美梦破灭之后，当年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16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先是内阁以辞职表示抗议。随后，蔡元培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因为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保护工作人员和同事的自由”了。胡适也意识到，不启迪民智，单靠几个“好人”是没法实现真正的政治清明的。他重新走上思想启蒙之路，毕其一生传播自由主义的种子。
倒是丁文江的态度耐人寻味。他依然拽住“好人政府”的希望不放，笃信“少数人的责任”。在他眼里，似乎“好人政府”这场实验的崩溃，从未使构建“好人政府”的种种假设归于无效。丁文江认为，北京“好人政府”的失败，只是因为中国的权力掌握在相互厮杀的军阀手中，如果将目标从中央移到地方，加强地方军阀周围文官的力量，“开化”其智力，何愁不能在地方上建立“好人政府”？
丁文江雄心勃勃干政治的步子一直没有停，因为他确实是将自己当成了出将入相的政治家。1925年，他辞去北票煤矿的职务，1926年5月至12月，丁文江在统治长江下游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的领导下，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
仔细想来，这其实是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在国民党眼中，他站在了北伐的敌人一方；在《努力》的朋友看来，他是在支持混战的军阀；而对于革命的左派，他又是一个被西化了的中国人，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效劳的奴才。这一经历，使得丁文江左右不讨好，也在他的身后投下了一层阴影。
丁文江的这一次参政，重蹈了“好人政府”的覆辙。他认为，军队中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只因为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随后他信心百倍地提出的裁军、通过教育来驯化军人以及宣扬道德的主张，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但不可能实现，反而遭到军人领导的嘲笑。
但平心而论，丁文江并非那种一事无成的颟顸官吏。他在淞沪任上取得的行政上的成绩，要比政治上的成绩大得多。比方说他为上海市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权利。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时代的人的充分肯定，他们一致认为丁文江是在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
丁文江这种擅长行政却拙于政治的特点，旁观者似乎也看得更透彻。丁文江去世后，他的密友傅斯年在《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中说，在君（丁文江字）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勾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但他并不是“拨乱反正”之才。“用两个英国名词形容，在君是一个Bureaucrat（官僚），并且是一个顶好的，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治家）。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头烂额而后已。”
差一点火候的“刺猬”
傅斯年的确是一语中的。仔细分析丁文江的言与行，不难看到，无论是办《努力》周报拉胡适“下水”，还是创办地质研究所开学术研究之风；无论是办北票煤矿，还是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具体办事的能力确实可圈可点。但在政治理念层面，丁文江则“昏招”频出，屡战屡败。如果借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那个著名比喻，似乎丁文江更像一只“狐狸”，着重于一些具体的事情，而离一只想大事的“刺猬”，似乎还有一段差距。就我个人的感觉，在中国近代史上，与丁文江具有同样性格特点与政治命运的人物，也许只有一个杨度了。
丁文江这种个性，与他观念中坚不可摧的实用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作为留洋归来的理工科学者，丁文江认为，实用主义本质上包含适用于实际问题的科学推理。他坚信，对一个已知问题——政治的或其他的——的证据作具体的、经验主义的检查，肯定能得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恰当的、科学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甚至支配了丁文江从“科玄之争”到今后政治操作中的思维与言行。因此，丁文江不但看不起张君劢等“玄学鬼”，而且他始终相信，只有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说，运用理性的技术来解决人类福利问题，使得提供比迄今任何通过常规智慧所提供的更人道、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成为可能。科学就足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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