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一渡赤水和“鸡鸣三省”会议
作者：石仲泉
土城之战和一渡赤水
土城在赤水河中游东岸，是黔北入川的要冲，今属贵州习水县。在党史上，以土城战斗和一渡赤水而著名。土城镇党委书记介绍说：这里古称滋州，管辖现在的仁怀、赤水两县，是古盐道上驰名的水陆码头。盐商用木船将川盐通过长江运至这里，然后雇用农民工背着装满川盐的背篓，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村镇。因此，清代诗人郑珍赋诗咏道：“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后一句就是指这里水运输盐的情况。土城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些年，不断发掘明代军事屯堡等历史遗迹。古代繁荣已成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又开始焕发青春。我们将绿色资源与红色资源相结合，已建设成为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部分。
镇党委书记也了解土城战斗情况。他介绍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935年1月下旬，红军分三路先后抵达土城地区。由于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主席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敌军。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这是毛主席“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也可以说是个败仗。为什么会如此呢？镇党委书记领着我们到了青杠坡战场遗址，观看当年的作战地形和双方的兵力部署态势。不看，说不清楚怎么没打好的原因。看了战场，像我这个不懂军事的外行也大体明白了。原来青杠坡是个狭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又加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因此，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决策的不周在于，一是对敌军兵力数目和战斗力状况，特别是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二是红军的部署没有占领大山头，控制制高点，作战地形极为不利。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为了扭转战斗局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共同拼死奋战。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当追敌赶至河边时，见到已炸的浮桥及其他渡河器材顺水流淌，只能隔岸兴叹。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
“鸡鸣三省”会议，是一渡赤水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但这个会议地址在哪里，一直是长征史研究的一个疑团，因而也使不少党史工作者对此有着研究兴趣。我既然在作“四渡赤水”考察，也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收获。
“鸡鸣三省”会议之说，源于周恩来的两篇报告。一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讲的。他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二是1972年6月，周恩来作党的历史长篇报告，讲到遵义会议后，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党的领导发生变化的情况说：土城战斗后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目前讲这段党史，都广泛引用周恩来的这两个材料。
前些时，为查别的材料，翻阅《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时，发现毛主席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他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这是毛主席讲填词《忆秦娥·娄山关》历史背景的一份文献。过去在文献研究室翻阅过这个材料，但这段话早忘光了。这对于研究长征，包括“鸡鸣三省”会议很有价值。
由于“鸡鸣三省”会议地处三省，目前这三省的党史部门和地方领导，都在论证这个会议是在本省的那个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开的。水潦就属于鸡鸣三省地段。去慰问特困群众，正好考察这个问题。贵州毕节与四川叙永一河之隔。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正在做此考察。他们主要是了解在赤水河那边鸡鸣三省的庄子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于是请他们过河来，同四川党史部门的同志一道考察四川这边鸡鸣三省地区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
2003年1月8日，我们一行去水潦。去水潦，要经过石厢子村，这是四川同志认为“鸡鸣三省”会议的那个庄子。
坚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说法，就我所接触的材料，当数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老主任何世鸿。他在1986年曾写过《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一文，参加在西安延安召开的全国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在古蔺，他也讲了他的考证。他是古蔺人，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太熟悉了。
何世鸿不同意“鸡鸣三省”会议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高坎等地的说法。他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叫“鸡鸣三省”，它们在河边高山的背后，连岔河也见不到。如果硬要将这几个村庄拉进“鸡鸣三省”范围，就太牵强附会了。他论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理由有四：一是石厢子左濒赤水河，对岸是贵州，当年聚居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条山间小街，可以称得上“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二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大致从2月3日下午直到5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领导开会时间比较充裕，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且敌军均在百里开外，开这样内容重大又需要时间解决的会，也要有安全保障。石厢子具备这个条件。三是中央纵队五日行军，绕行崎岖小道，兼之道路泥泞，直到夜里二十三时半机要部门才赶到花房子一带宿营。即使中央领导人比这个时间早点到，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间短了也不行。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时间仓促开会，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四是花房子、高坎一带，当年没有村庄，只有零散农户。花房子只有一栋三间木房，百米左右尚有一屋。这里既不属“鸡鸣三省”地域，又没有庄子，因此，说“鸡鸣三省”会议在花房子、高坎一带召开难以成立。
我们的车子走在盘山公路上，看到通往石厢子的公路边，当地乡政府在一块像厢子的巨石上立一石制纪念碑，题写着两行字：边上一行小字为“中央红军长征纪念碑”；正中一行大字为“石厢子会议所在地”。站在纪念碑南望，在山口间的远处就是赤水河。我们进村看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住过的房屋遗址，并找到了当年为红军挑担由石厢子到花房子的郑绍林老人。老人年逾90，头脑清楚，身体硬朗，还能下地干活。他说：“红军是腊月三十下午进村的，街上旮旯角角全住满了红军。前后10余里的村子都住有红军。其中好几个是坐滑竿的。那种滑竿很特别，白天抬着是滑竿，晚上放下摊开可作铺。在几家设了电台，发报的声音还听得见。第二天过春节，看到了女红军张贴署名李富春的布告。初二上午在审讯后枪毙了两个收税卡员才往云南方向进军。我为红军挑行李，水田寨驻有镇雄地方武装，红军为减少伤亡，没有进驻水田寨，绕道至花房子一带住宿。由水田到花房子只三里路，但很难行。到花房子已快到初三子时了。初四到云南大河滩，打了一仗，红军伤亡三四十人。在这里住了三天，部队又折回来，走原路，经石厢子到古蔺那边。我一共跟随红军九天就回家了。”
我们在水潦办完事后去“鸡鸣三省”的核心区岔河。没有车道，走着坡埂小路爬山近一个小时，才看到切开崇山峻岭来此汇流的岔河口。我们站在四川这边山腰的崖边，低头看河如临万丈深渊，抬头看山全是陡峭绝壁。有恐高症，绝对不能来此险处。倒流水和渭河在这里成为川滇黔的自然分界线。三面张开的扇形山地对峙相望，形成的特殊自然景观一目了然。看对岸两省，近在咫尺；但要到对岸去非常困难。因此，临河一带，住户不多。目前正计划修建一座大桥，联结“鸡鸣三省”。到那时，这一带才能彻底脱贫，逐渐发展起来。看了这种地理环境，不难明白，只要敌军设有重防，红军确实来不了这里。因此，“鸡鸣三省”的那个庄子，不是岔河，绝对可以排除。
1月11日，我们绕道去林口,考察“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贵州那边的可能性。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吴廷述主任一同前往。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谢正发主任讲了他们考察的情况。他们认为，“鸡鸣三省”那个庄子是林口迎丰村，其根据有三：一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最优。岔河在迎丰境内这边形成抱胯岩，站在岩顶，川滇两省亦尽收眼底。迎丰村就在岩上，原来就叫“鸡鸣三省”，解放后才改称迎丰。目前已恢复原名叫“鸡鸣三省”村。这完全符合周恩来讲的历史情况。二是邓颖超说到过林口。1979年召开全国妇代会，邓大姐接见与会代表，问到是林口人的毕节县妇联主席说：林口我知道，当年红军长征时到过你们林口。三是国防大学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说，“二月五日，在贵州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我们到抱胯岩顶，看到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时修建的纪念碑。“鸡鸣三省”四个字是萧克将军题写的。抱胯岩下是交汇的赤水与渭河，四周峰峦环绕，岩顶向河间外倾，超过了90度，极险极峻。站在岩顶比在四川那边看的位置高，因而三省的切割状态更清楚。中央纵队到这边来，以及从这里去扎西比在石厢子更加难以思议。3月在遵义开会，见到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谈起“鸡鸣三省”会议。他向我们讲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他当时是毕节地委书记，林口的那个纪念碑就是他去立的。立碑揭幕仪式在下午两点多钟。当时这边的鸡叫了，接着，四川、云南两边的鸡也叫起来。我们在现场真正体验了一次“鸡鸣三省”。这太难得了。当然，这不是说，“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在我们立碑的迎丰村开的。我知道，“鸡鸣三省”会议是党史上正在研究而没作结论的一个难题，因此怎么写碑名是有考虑的。我们请萧克同志只写了“鸡鸣三省”四个字，并未写“‘鸡鸣三省’会议”六个字。尽管我们有倾向，但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这要由你们专家去考证。
以上对“鸡鸣三省”的川黔两说作了现场考察。云南的花房子虽然没去成，但“花房子”说的材料看了一些。赞同“花房子”说的同志比较多。论证比较充分的，当数1985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当年红军通讯党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还有当年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同志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水田寨。”这是由两位亲历者提供的材料，不能不有较大影响。再就是，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同志和云南昭通党史征研室翟昭明同志在他们的考辨文章中提出的项英来电问题，成为一个新的佐证。程文（《扎西会议考辨》）和翟文（《“鸡鸣三省”洛甫博古接交权时间地点考》）说：项英连来两电，2月4日是以项英名义，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中央要回电，成为提出“博洛交接”问题的一个直接动因。又说，吕黎平同志当时是随周恩来和朱德“走在一块，住在一起的”。这就增加了其回忆材料的份量。
以上尽量做到客观介绍“鸡鸣三省”会议的川黔滇三说。三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走访了不少老同志，研究了许多文献材料。有的根据也很有影响力。但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三方面的论证都有不足，并非使人能完全首肯，就是这里，不在别处。
其一，是史实不充分。“川黔滇三说”都拿不出原始的档案文献根据或与会者的明确说法。目前最权威的还是周恩来的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的不确定表述。凡所引述的领导人的直接回忆，陈云、杨尚昆等，没有一个指明就是某个村庄。这么多著述都是用的第二手间接资料，或根据相关档案、某些原始日记作的分析与推论。不是说不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与推论，否则就没法写文章了，而是说仅凭这些材料就像有的著述明确讲的只在这里，恐怕根据不充分。这样的结论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尽管川黔滇三说的有的同志都向我作了论证，但我至今认为还缺乏令人非常信服的论据。
其二，论理不全面。“川黔滇三说”的有的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扬长避短”，对论证有利的一面讲得相当充足，对其不那么有利的一面或回避不谈、或语焉不详。
先说四川的石厢子说。对此说有利的，一是有电报说明中央纵队在那里住过两三天，离开那里是在5日上午，开会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二是那里确实是个庄子，中央领导人及其服务机关能住得下。对此说不利的是，项英4日电是在这里收到的，项英5日电的具体时间不明。如果是在离开石厢子之后，中央回电是提出“博洛交接”的一个原因，那么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
对贵州林口迎丰说，能够成为一个根据的，主要是邓大姐1979年对毕节代表讲的那段话。但是不利方面较多。一是邓大姐的那个话是别人转述的，也无文字根据；二是没有任何一个电报说中央纵队到过林口一带，红军的其他部队到此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三是既没见中央纵队来此的电报记载，也没见其他有影响的回忆。
相对而言，云南的花房子说，目前占上风。对其最有利的，是当年中央纵队的曾三、吕黎平同志两人的回忆，讲得很明确，尽管他们两人没有与会，但其特殊身份在那里。再就是项英5日电的具体时间，如果是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那么中央的5日回电就很有可能是花房子。对其不利的，一是中央领导人到达花房子的时间不清楚，既有可能是在伍云甫日记中写的23：30前到达，也不能排除在此后到达的可能性。如果是此后到达，就不是5日而是6日开会了。即使在此前到达，在花房子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说，时间确实仓促一些。二是花房子一带当年无村庄，两三间房子再大，也难以容纳中央领导人及其服务机关，住的彼此相距太远，疲惫不堪再开会，按常理想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