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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传人的传记
作者：金冲及
这部书共43章，130万字。它的内容，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前后27年。
这部书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以大量可靠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着重反映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在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历程。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包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回避，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反映，并对所犯错误的历史背景、错误产生的原因，作了简要而具体的分析。
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材料丰富扎实，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布的。书中使用了大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央会议记录等。还使用了报刊资料、有关书籍以及同毛泽东有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和对他们的访问记录。毛泽东起草的大量文稿当然十分重要，但是讲话和谈话、特别是小范围内的谈话记录，往往能更真切地反映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对问题的思考过程，以至当时的思想感情。同毛泽东有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有时也能补充一些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重要情节。如邓力群有一篇回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写得很详细，书中全部引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生活、工作和个人情趣，有直观的了解。他们的回忆提供了许多细致的情节，使人感到亲切而别有兴味，如汪东兴、徐涛、吴旭君、张玉凤等人的回忆。
在使用的其他材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日记，一部是已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一部是未出版的王任重日记。这些都是当时记录下来而又并不准备发表的。它们都记载一些人们很少了解的重要情况。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前，毛泽东对党内高层领导主张“包产到户”非常不满。当时杨尚昆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了一段毛泽东同他的谈话，那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到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意见分歧。会后，刘少奇召开党内生活会作自我批评，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王任重在日记中对这个生活会作了详细的记述，并表示了他的感慨。这一天日记的标题是：“难忘的一天”。日记中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诸如此类的重要材料是不少的。
使用材料的时候，注意材料的完整性，避免支离破碎地引用，切忌断章取义，力求全面地反映传主的思想。说完整性，不是说把讲话、谈话记录不加选择地统统抄上，那篇幅就不得了，恐怕读者也没法看下去；而是选择其中最有价值、最能反映传主思想实质的内容。在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时，注意背景的衬托，说明它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问题讲的，便于读者理解讲话的内容，又不显得那么枯燥。背景并不一定写得很多，以说清楚传主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想和这样做为原则，有时点到为止，视情况而定。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例。传记中不仅记述了毛泽东提出和修改该文的过程，而且记述了提出这一理论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在修改过程中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他思想的影响。
书中引用了不少对话和会议上与会者之间的互相插话。这些材料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和其他当事人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以及现场的气氛，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力求使一个个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例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做工商业者的工作，同工商界代表人物多次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知心朋友一样亲切而坦诚地交换意见。参加座谈的人也无拘无束，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书中引用一些这样的材料，其中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做的一份记录，具有代表性。又例如，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要不要保留商品和货币问题的思想交锋。再如，毛泽东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几次谈话的详细记录等等。
主要用事实说话，是《毛泽东传（1949－1976）》又一个重要特点。书中着重通过大量第一手材料来反映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决策的过程。书中只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评论。夹叙夹议，以叙为主，主要还是力求把事实说清楚，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从事实中自己来作出判断。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27年间，有伟大的功绩，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他进行正确领导的时候，也包含有错误的东西。在他犯错误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交织在一起，情况非常复杂。当然这里有主次之分。这就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化。
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历史性胜利，使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书中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对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要求过快过急，错误地批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等，也都明白地指了出来。
又如，发动“大跃进”，谁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大错误。他的本意是想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中国早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由于要求过急，头脑过热，脱离实际，加上没有经验，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造成令人痛心的严重损失。在发现错误后，他比较快地着手纠正，而纠正错误的过程又非常曲折，甚至出现反复。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同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本书反映了这种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对历史进行冷静的分析。这种写法，也许有助于读者比较客观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也可以看到即便是出于好心，如果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也会受到惩罚，导致严重的后果，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又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核心，是不符合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导致严重的后果。当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形成后，毛泽东把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方面，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问题，对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问题就不重视了。事实不是这样的，他仍然很关注生产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主持召开的会议，经常讨论经济问题，工业、农业、商业等等。他在指导“四清”运动期间，提出“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发展生产”。“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不打好这一仗，生产力就无法提高。”“衡量政策的标准是：人民高兴、增加生产。”他并且把是否增加生产作为衡量四清运动好坏的标准之一。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想用“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办法，来防止出现他心目中的所谓修正主义。而他仍把阶级斗争看作发展生产的动力，以为阶级斗争抓好了，就能充分调动起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能推动生产大大发展，也就是他所说的“抓革命，促生产”。结果，事与愿违，“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而是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确是深刻的教训。但总的说来，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他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
《毛泽东传（1949－1976）》不只是写历史，而且以相当大的力量用来写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可以给人以很多的启示。书中对建国后的许多重大决策，根据比较完备的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作了详细的描述，努力把它们的来龙去脉有头有尾地写清楚。
例如，关于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充分反映了当时毛泽东作出这个正确选择是何等的不容易，又始终坚持了民主的决策机制。
又如，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及形成的过程。读者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改变了原来设想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步骤；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又是何等谨慎并听取和集中了党内的一些意见。关于《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书中第一次比较详尽地作了记述。过去人们都知道《论十大关系》是听了34个中央部门的汇报后形成的。但很少具体了解毛泽东是根据哪些汇报情况和怎样经过一步一步地思考，而形成了十大关系的。也很少了解毛泽东听34个中央部门汇报之后，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汇报，对他形成《论十大关系》的直接作用。这些，书中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如实地反映了出来。
又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的过程，书中也作了详细的介绍。这篇文章，原来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来，他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二十多次修改。本书在反映这个修改过程时，不是单纯地写毛泽东如何修改的，而是紧密结合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来写，写出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怎样影响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所以说后来正式发表的稿子加进了一些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的这些与原讲话稿不协调的地方。当然，正式发表的稿子，不论从它的主旨还是基本框架、基本内容，都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又如，关于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书中使用翔实而丰富的材料，写出了炮击金门策略上的变化，以及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这种策略上的变化，即从原先解放金门马祖的策略，转变为台、澎、金、马一起解决的策略，以打掉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维护祖国统一的神圣原则。对这些，书中都根据档案作了详细的披露。
有的朋友问：《毛泽东传（1949－1976）》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史料？书中引用的大多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新资料。下面，只是举几个具体材料作为例子。
其一，关于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专门讨论国歌问题的记录。从这个记录中可以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是谁提出来的，大家又是怎样讨论和通过的。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传闻的东西。如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当时周恩来等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可以使我们“有忧患意识”。其实，记录中并没有这些话。
其二，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说法，说毛泽东由于没有采纳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的意见，而被称颂是伟大的谦虚。但这种说法始终没有找到根据。本书写作时想查出一个究竟，从大量有关档案中，忽然发现傅作义在专门讨论宪法问题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一个发言记录。他在发言中说：大家都要求宪法中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这一条，但被毛主席删掉了，这只能说明毛主席愈伟大愈谦虚。于是，就引出毛泽东后来在会议讲话中的一大段话。他说，删去这样的条文不是谦虚的问题，而是科学的问题。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傅作义的发言时，把上面所说那段话删掉了。《毛泽东传（1949－1976）》把傅作义发言中这段话公布出来，对人们了解这个问题会有帮助。这应该说是一个新材料。
其三，还有一个新材料也是关于宪法问题的。宪法前面有一个序言，实际上是总纲。据当年为宪法起草小组做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1918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泽东受到这个启发，决定在宪法的前面加了序言。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特点。
其四，书中公布了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点人造卫星”的号召，是1958年5月15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其五，著名画家徐悲鸿1950年11月给他住在国外的好友陈西滢的一封信，劝他早日回国。信中说：“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这封信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一位在旧社会生活过的著名画家、高级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切身感受、深刻认识和殷切期望。这封信是从陈西滢的后代那里得到的，为徐悲鸿的亲笔信，首次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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