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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进入“三大中央局与马林的关系
作者：朱 洪
马林：我不像毛泽东那样悲观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共“三大”，他同马林等先期由上海到达广州，为“三大”做准备工作。
马林（斯内夫利特）关于“三大”的笔记谈到毛泽东对工人运动的看法：“毛泽东、王荷波、邓培和王用章提供的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毛泽东对我解释：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毛泽东告诉我，湖南有三四万现代工人，他对工会组织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甚至认为拯救中国惟有靠俄国的干涉。我不像毛泽东那样的悲观，认为应该像现在这样实干。”
马克思主义者是人不是神，过去我们评价毛泽东，谈到他在反右派、“文革”中的等等失误，很少谈到他在大革命时期思考问题的不成熟的一面，因此，马林的笔记十分珍贵，为我们留下了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另一方面的真实情形。这些话，既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特定的思想环境，也是认识真理的一个环节。
毛泽东“悲观”的情绪，和“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有关。工人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目标，而不是政治利益，是京汉铁路工人遭到吴佩孚镇压后实际情况写照。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认为“对工会组织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甚至认为拯救中国惟有靠俄国的干涉”，反映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的波浪式前进的轨迹，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进程。
除了毛泽东，当时党的领导人关于今后的工作，都在摸索之中。如马林在“三大”笔记中批评“蔡和森和张国焘两人把我党的策略建立在幻梦的基础上”。“三大”重要问题之一，是讨论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提出反对国民党的纯军事活动，反对其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勾结。陈独秀发言后，马林发现张国焘和蔡和森在讨论发言时离开了共产国际的提纲。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但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发言回避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苦恼，是其追求真理的一个认知环节。他在会后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即包含了他前一段时间思考的成果。最终，他正确地将中国革命力量的基点放在农民身上，将中国革命的道路确定为在农村创立根据地和以农村包围城市，与他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分析、对中国大工业不发达的国情分析分不开。相反，马林说，“我不像毛泽东那样的悲观，认为应该像现在这样实干”，却暴露了马林照搬照套共产国际指示而盲目“干”的一面。事实上，马林除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没有拿出其他的“理论”来。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维经斯基。
毛泽东：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根据斯内夫利特（马林）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关于“三大”的笔记：毛泽东在“三大”的发言中支持了国共合作的政策，他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国实现国际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的这番话有几层含义，一是明确说，目前的国民革命最终不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二是实现国际合作，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目的是增加无产阶级人数；三是说“小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后面的提法与李大钊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提法不同，后来被毛泽东自己所纠正。
当时，党的领导人基本上采取了支持国共合作的观点。如瞿秋白说：“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又说：“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邓中夏也说：“批评国民党轻视群众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党内也有群众。”此外唐山的邓培发言同意陈独秀的观点。李大钊表示应该参加，但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当时，发言表示异议的有林育南、蔡和森、张国焘等。林育南说：“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我们应该揭露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有必要成立一个工农党，因为不能用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蔡和森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与国民党联合，组成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掌握全部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张国焘说：“我们至少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地开展工会的工作……”
蔡和森、张国焘的观点受到陈独秀、马林等人的反驳。马林1923年6月20日在广州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尽管有许多好的品质，但对工作的看法是破坏比建设好。张国焘只获得40票中的6票。他和这个小团体的另两名组织者也未进入中央委员会。只有一个人即周报的主编蔡和森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他比其他四个人好得多。”过去，我们知道瞿秋白在其日记里记载了“三大”选举情况，马林则在1923年6月25日写信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头一天的“三大”选举结果：“中央委员：陈独秀40、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龙（工人）27、罗章龙25票。”
国民党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
斯内夫利特（马林）1923年6月20日在广州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布哈林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自然引起了争论，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大力支持国民党，陈独秀就是这个看法。李大钊和他们最好的助手年轻的瞿秋白与他们的看法相同……同志们认为陈独秀和我想葬送党……陈独秀的意见有一项在起草委员会受到攻击，但举手时，以21票对16票获得通过。10票来自湖南。毛泽东：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
毛泽东说到的“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针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1921年12月10日，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桂林孙中山大本营。在上海，马林是悲观的印象。事后，马林认为，“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如果不同国民党结合，宣传前景将会暗淡”。根据马林的报告，共产国际1922年7月30日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说：“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而共产党小组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毛泽东没有反驳马林和共产国际文件中的这一观点，而是在逻辑上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毛泽东的观点和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的观点不同，因为张国焘说“我们应朝着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方向努力”。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主要区别是，张国焘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而毛泽东赞同。
第二层含义，既反驳共产国际的观点，也反驳邓中夏等人的观点。共产国际说，“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邓中夏说：“批评国民党轻视群众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党内也有群众。”毛泽东和邓中夏都是赞成加入国民党的，但在国民党的性质的分析上，邓中夏走得更远。
形式上，毛泽东和蔡和森关于“强调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想建立一个‘独立工人党’”的观点有区别，但实质上，毛泽东的观点十分接近蔡和森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是可以“建成群众性的政党”的。不过毛泽东采取了同意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形式上和蔡和森的观点有区别。毛泽东在支持国共合作这一正确的策略同时，坚决地反驳国民党“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的观点，说明毛泽东看到了国民党非人民性的本质（季诺维也夫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
值得一提的是，马林的这封信记载了“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的激烈争论，反映出当时党内思想活跃，作风民主。毛泽东在1958年3月9日成都会议上讲：“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
马林：毛同志“无疑是优秀的工作者”
众所周知，陈独秀在“三大”上对毛泽东评价很高，曾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布的资料表明，马林当时对毛泽东评价也非常高。
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上海给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维尔德是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经手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为数不多的经费。他在信中转述马林的话说：“这次大会与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是最成功的一次。挑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新的事情，有真正的工人，其中毛同志和王同志无疑是优秀的工作者。”“毛同志”是毛泽东，“王同志”是王荷波。马林在中共“三大”结束后，于7月21日抵达上海，准备在上海呆一周后，回莫斯科汇报中共“三大”情况。
维尔德信上还说：“陈独秀要迟十天，这月底才能到上海，其他大会代表已到上海。”从这段话看，毛泽东在“三大”后，和“其他大会代表”一起到了上海，而且毛泽东抵达上海的时间也比较准确——在陈独秀到上海（7月底）之前，和马林7月21日到上海时间差不多，或同时抵达，而不是以前有的书上所说的毛泽东在“三大”后直接回了长沙。
马林说毛泽东是“真正的工人”，也值得注意。说明在中共“三大”中央局成员的构成中，在湖南从事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的身份，主要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作为“真正的工人”的代表，被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的。这是一个过去被忽视的视角，因为还没有其他资料说，毛泽东是“真正的工人”。当时的中央局执委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五人中，陈独秀留日，又是北大教授，蔡和森是留法学生，谭平山和罗章龙是北大学生，都是知识分子，只有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所以马林强调毛泽东是“真正的工人”，其中有尽量符合共产国际对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构成要求的因素。
从马林对毛泽东是“优秀的工作者”的褒奖看，毛泽东进中共“三大”中央局，不仅是陈独秀对毛泽东有好印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毛泽东也有好印象。这一点，过去党史界未曾涉及，说明毛泽东进“三大”中央局有历史必然性，不是偶然，即不光是陈独秀对毛泽东前一阶段在湖南工作的肯定，还有出席“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毛泽东前段工作的肯定。
马林初见毛泽东是1921年7月出席上海召开的共产党成立大会；1921年12月中旬，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去桂林，途中在长沙停留，受到毛泽东的接待。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经毛泽东的安排，马林花了一个晚上给黄爱、庞人铨等青年讲了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回顾说：“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在一些省城，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当地青年学生的俱乐部，他们从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一般地说，这种青年组织实际上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只有在长沙，我们青年团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游行示威，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它于1921年12月底举行罢工。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在这次罢工中被捕，并遭到省长的杀害。”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但却不难看出马林第二次见毛泽东所产生的好感，因为他将所参加的各地青年集会进行比较，明确得出对长沙印象最好的结论。
此外，马林于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写《工作记录》，写到在“二大”上决定创办的《向导》周报发行情况：“周报顺利。7期，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也包含着对毛泽东工作的肯定。当然，陈独秀和马林对毛泽东不约而同的肯定，除了毛泽东在湖南的前一阶段的工作出色外，还因为他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这一点对马林来说，更为看重。张国焘因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和马林闹了矛盾，在“三大”落选。马林离开中国后，张国焘在“四大”、“五大”重新进入中央局也说明，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对毛泽东进入中央局和张国焘落选，是起了作用的。当然，这个作用不是绝对的，因为马林不喜欢蔡和森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但蔡和森仍然进入了“三大”中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