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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干城扶赤帜
作者：冯锡刚
1926年春，李一氓和郭沫若先后自上海来到广州。北伐前夕，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任宣传部长，李一氓则任秘书。当年10月攻克武昌之后，郭沫若升任副主任，李一氓则为秘书长。
郭沫若在《北伐途次》这部回忆录中描述北伐初期攻克武昌时的情景，涉笔最多的恐怕就是身边的两“德”——俄国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和政治部秘书李德谟（一氓）。纪德甫在攻武昌时不幸为流弹所中而牺牲。郭沫若将他的身后遗物两枚铜板交由李一氓保管，后来还作过几首挽诗，其中有“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的慨叹。不无巧合的是，这部回忆录的首尾两节都有传主和李一氓的活动记载。开首是写郭沫若和李一氓在长沙因沐浴而招致邓演达的不快，结尾则叙两人与汉口市党部和湖北省党部的纠葛，前者批评李一氓“官僚气太重，不甘淡泊”，后者批评郭沫若“书生气太重，不甘寂寞”。行文之幽默足能见出郭沫若对李一氓引为同调的知己之感。当郭沫若奉命由武昌赴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时，“挑选了六个我认为最能干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首当其冲的便是李一氓。
个中原委，郭沫若在当时也许不便细说，李一氓在晚年所著回忆录中透露出来了——1927年春，郭沫若以副主任身份在南昌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李一氓作为秘书长，早在1925年即由李硕勋介绍入党。显然，李一氓已成为郭沫若与共产党保持联系的重要人物。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南昌部队党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南昌军委，李富春为书记，成员有林伯渠、朱克靖和李一氓。后来朱德也参加南昌军委。李一氓回忆：“成立南昌军委这件事对郭沫若也不保密。我去开会前，总是征求他有什么意见；回来以后，除必须保密的以外，我也向他简单的报告讨论内容。”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蒋介石为笼络郭沫若，特批每月发两百元津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郭沫若通过李一氓征求党的意见以决定是否接受。军委讨论之后认为郭可以接受，便由李一氓传达讨论的意见。论声望，郭沫若早已是名满文坛的大诗人；论辈分，郭沫若年长李一氓十一岁。李一氓自“五卅运动”结识郭沫若，素向怀有仰慕之心。郭沫若在北伐之前就要求加入中共，他之投笔从戎（从军前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多半是出自共产党组织的安排。在整个北伐期间，郭沫若和李一氓的关系，不但是政治部的同事，而且是为中共的事业而奋斗的同志。
郭沫若和李一氓都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那个风雨如晦的时日。在经过短暂的分离之后，1927年7月下旬，李一氓去九江向担任第二方面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报到。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的一刻，郭沫若和李一氓都还在庐山。郭沫若拒绝了张发奎的安排，决意赶赴南昌，与之同行的有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及一个警卫员。郭沫若和李一氓都几乎丧生于被南昌起义军礼送出城的国民党乱军的抢劫之中。待到郭沫若一行死里逃生赶到南昌时，已经是8月4日了。次日起义部队便向南开拔，计划重返广东再度北伐。郭沫若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兼总政治部主任，李一氓任参谋团秘书长，虽不在一个部队，但在南下过程中还是经常见面。军次瑞金，郭沫若加入中共，周恩来和李一氓做入党介绍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据李一氓回忆，在瑞金时，周同他商量，要介绍郭入党，“究竟是郭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郭沫若投笔从戎多半是出于周的安排，此前他已提出入党的要求。整个北伐期间，李一氓与他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同时入党的还有贺龙，周恩来也是介绍人之一，时在8月下旬。李一氓在事隔五十余年后亲笔证实，郭沫若是“在瑞金住几天入党的”。
郭沫若和李一氓都经历了汤坑的血战和流沙的溃败。郭沫若一行数人经由神泉而抵达香港。李一氓之能脱险竟是靠了郭沫若在文坛的大名。甫抵汕头时，李一氓和郭沫若去过创造社在汕头的出版部。时隔半月，李一氓冒险潜入汕头找到出版部经理，直说借路费去香港。看在郭沫若的面子上，这位经理慷慨地借了三十块钱，得使李一氓等人顺利抵港。
1927年11月初，郭沫若回到上海，与先期到达的李一氓等人会晤。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大都市，李一氓从事老本行——党的地下工作，并从事翻译，《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马克思论文选译》均是此后一二年间的译作。他还译过一本《新俄诗选》，由郭沫若校阅，署名为L译，乜乜校。L是李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乜乜是广东话什么什么的意思，是郭沫若开玩笑的署名。这段文字姻缘，在三十余年后由郭沫若致翻译家戈宝权的信函得到确证。1963年6月，郭沫若答复戈的询问，指出“《新俄诗选》当以一九二九年光华版为初版本”。郭回顾当时行踪：“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我和李一氓同志都从江西随军南下。汕头失败后，一氓由汕头回沪，我则经由香港，与十一月中旬始回沪。十二月，我在沪得斑疹伤寒，几乎死去，足足卧病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一氓不会有时间译书，我也没有功夫来校阅。……一氓原名民治，知者恐不多，……我是一九二八年春到日本的，确实到日本后才接到一氓的译稿。那是从英文选本翻译的，算来应该是一九二九年二月份的事。”
郭沫若因遭通缉，在周恩来代表党组织的安排下，东渡日本，“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周恩来语）。离沪之前，郭沫若书赠李一氓联语以为留念：
民生正涂炭治国羡劳农
这副嵌字联的上款为“民治吾弟”，下款钤“戎马书生”和“郭沫若”两印章，是记载革命情谊的极为生动的历史见证。
郭沫若挈妇将雏流亡日本，一度经济窘迫，不能不以卖稿为生。郭沫若勉力写作，但因种种原因开始时出版不易。郭沫若想到了上海的李一氓，遂将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著作手稿寄去。经由李一氓的联系和安排，《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联合书店于1930年3月影印出版。另一部著作《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则经多方联系，交由稿酬较为优厚的大东书商于1931年6月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不仅缓解了郭沫若经济上的困窘，从而获得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的物质保证，同时还扩大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影响。日本文求堂出版郭沫若《金文丛考》等著作均在这两部著作之后。
30年代初，李一氓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此与郭沫若中断了联系。李在邓发领导的国家保卫局工作，并兼任《红色中华》的编辑，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暌违整整10年，1938年1月，李一氓与郭沫若重逢于抗日重镇武汉。郭沫若适自广州初抵。周恩来在国共两度合作的形势下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并力荐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主管宣传的三厅厅长。李一氓则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陕北经武汉前往驻扎于苏皖的新四军军部，任秘书长。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李富春（他是北伐时期李一氓的同事）要求李一氓充当项英和叶挺的缓冲人，因他与这两位新四军的政委和军长都熟悉。其时郭沫若也到汉口新四军办事处去探望过叶挺，对叶挺担此重任感觉十分欣慰和羡慕，对参加过长征，始终站在革命第一线的李一氓自然更是佩慰。
真是聚散匆匆。李一氓很快随叶挺赴苏皖，郭沫若则于当年10月撤出武汉后辗转长沙、桂林等地，于年底到达重庆。国共合作在经历了抗战第一个年头的较为融洽的时期之后，自1939年进入了摩擦频生的多难时期。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处于破裂的边缘。李一氓在事变过程中犯了“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没有劝阻项英和袁国平（政治部主任）擅离部队，反而学他们样，一度（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脱离军部。脱险之后，李一氓于春节之后辗转来到桂林。回想一个月之前皖南山林的血雨腥风，在桂林又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恰似离群的孤雁，感慨无已，就写了一首《绛都春》，突发奇想，不加上下款，寄给在重庆的郭沫若，也算是千里觅知音吧。
郭沫若在重庆赋《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其中有“风雨今宵添热泪，山川何日得清时？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的痛彻心脾之吟。郭沫若在接读《绛都春》后，从书体和词意上立即断定出自李一氓之手。如果说叶挺在事变中身陷囹圄而使郭沫若有“莫须有狱出连绵”的“怒词”，那末李一氓的脱险则使他重生“驱车我欲出潼关”的豪情。郭沫若当即汇款数百元以表寸衷。后来李一氓在苏北解放区回忆前尘，以《念奴娇》再寄郭沫若，中有“桂林邮汇，感君慰我穷蹙”之句。
自这首遥寄郭沫若的《绛都春》起，李一氓后来以同一词牌陆续填词百阙，因皖变中渡江一案，题名《击楫集》。令人惋惜的是，这部词集在“文革”初期为作者亲手焚烧了，故不但无从窥见全貌，即寄郭沫若一词亦不能得读全篇。1943年夏秋间，陈毅得读这部词集，颇多感慨，遂赋《玉楼春》勖勉：
青莲词笔多风韵，万水千山皆是恨。
吴头楚尾血潮翻，沪渎香江珠泪迸。
我读君诗情相近，深触灵魂几欲混。
眼前兵马事方多，胜利待公出头阵。
这也许可以让人多少领略《击楫集》的内容和风采吧。
也是在苏北解放区，李一氓读到被毛泽东列为全党整风文献的郭沫若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为着丰富文化生活，李一氓在别无参考书的情况下，仅凭这篇史论，创作出京剧脚本，定名《九宫山》。据李一氓回忆，此剧人物众多，自李自成、李岩，到吴三桂、陈圆圆，剧情繁复，从李自成进北京，写到九宫山遇难。“演出以后，颇得好评”。这出戏从抗战胜利前夕，一直演到自卫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1947年夏，在苏北乃至山东解放区是产生过影响的。可惜的是，这个剧本未能留下来，否则与《甲申三百年祭》作些比较还是不无意义的。80年代中期，李一氓提到《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有争议的史论，但未展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如能读到这部剧本则自能见出他的取舍所在。
又是暌违整整十年，郭沫若与李一氓相逢于大连。1948年11月下旬，郭沫若以及诸多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北上赴解放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李一氓以旅大地区党委副书记的身份接待了这批民主人士。嗣后又随李富春陪同他们去沈阳。这期间郭沫若和李一氓得重温二十余年的战友情谊。这二十余年也正是中国现代革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1949年1月22日，郭沫若书赠李一氓联语一副：
国有干城扶赤帜民之喉舌发黄钟
在郭沫若看来，李一氓从事武装斗争多年，且又从事文字工作多年，这副联语庶几表达他的衷心赞美和祈冀。
开国以后，李一氓在中联部和外交部任职，郭沫若在初以政务院副总理主管科技文教，1954年首届人大当选副委员长。同居京城，共谋国是。政务之暇因着同好，亦邀约同访琉璃厂。有一次两人同去琉璃厂专卖周商铜器和汉瓦当的通古斋、尊古斋，那些职员竟以为他们无力购买而爱理不理，只取出几件破瓦当来应付。李一氓对字画文物的兴趣始于抗战胜利之后，而郭沫若则早在20年代就以考古闻名于世。
1961年秋，郭沫若率团出访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当时李一氓正出任驻缅大使。在异国他乡，两位有着几十年情谊的老战友得有数日朝夕相处的难得机缘。
“文革”前夕，1966年4月中旬，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即席发言，检讨自己“实在是没有改造好”，痛心疾首地表示要把自己几十年来写的几百万字的著作统统烧掉。这个即席发言在4月下旬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5月初又在《人民日报》转载。李一氓看到这个发言，以他对郭沫若的了解和自己几十年来所积累的政治经验，当然理解这位文坛泰斗和史界班头的处境和苦心。郭沫若其实并未烧过自己的一页书，倒是李一氓在“文革”之初实实在在“演了一出《焚稿》剧”。尽管如此，李还是被诬陷为“叛徒”而被囚禁了整整五年。郭沫若在“文革”之初也被诬指为“叛党”，倘不是毛泽东的明令保护和周恩来的亲自安排，其结局不难想见。
1973年9月初，李一氓走出秦城监狱。不久郭沫若获悉李一氓重新恢复工作，深感欣慰，赠送了写于“文革”中期而于1971年10月正式出版的《李白和杜甫》。李一氓对此书的持论特别是关于杜甫的评论不以为然，但能理解郭沫若“文革”之初的种种言谈举止。
1983年5月下旬，在郭沫若逝世五周年前夕，80高龄的李一氓出席郭沫若学术研究座谈会，作了题为《正确评价郭沫若同志》的发言。
李一氓指出：在政治上，郭沫若在一定时期，在某个问题上犯错误，差不多都是拥护共产党犯的。他第一个明确表示：不要把郭沫若单单看作是文学家，他同时是一位政治家。为了保护自己，历史上常有“自污”的政治家。郭沫若对毛主席是真诚拥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绝不可能在“文革”中同毛主席唱反调。李一氓认为郭沫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最推崇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虽然也有某些失误（例如《李白和杜甫》，“有些问题就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进行分析”），但应当全面看待。
李一氓的这个发言既没有为尊者讳，又较为实事求是地维护了郭沫若的主要方面，也算是献给故友的一瓣心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