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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窃夺文物记
作者：章涧青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伙什么样的罪犯?一般人都知道他们犯的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罪，而实际上，他们还是一伙大贪官，是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窃贼。这后一点，知道的人不多。现在一些中青年人有一种奇怪的倾向：因为痛恨腐败，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有理，认为“文革”是一场反腐败的、正确的革命。此倾向实大谬也。
这些中青年人产生这种误区，其实是情有可原的。试问，谁向他们详细公布过林、江集团窃夺文物的罪状呢?谁曾把这些贪官盗取文物的帐目一笔笔公诸于天下了呢?记得林、江集团倒台以后，故宫博物院曾在一个很僻静的院落里办过一个小型展览，披露林、江集团掠夺文物的某些情况，但材料很不充分，办的时间又很短，参观者前后最多不过3000人左右，所以一般人并不了解林、江集团窃夺文物的详情。前几年，有两个美国人写了一本《康生传》，其中披露了康生窃夺文物的一些情况，但并未涉及林、江集团的其他人。国内出版的一些康生传记之类书籍也是这种情况。总之，从目前有限的信息中，一般人是很难详知林、江集团窃夺文物的罪状的。因此，那些中青年人认为林、江只是权臣，而不是贪官，进而误认为文革是反贪官、反腐败的革命，也就不奇怪了。
一份史料
正像“文革”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一样，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罪状恐怕也不可能搞得那么完整、清晰。但大致的帐目、清单总是应该有的。因为他们窃夺(以低价购得天价文物等手段)文物时毕竟要进国家文物仓库，掠得文物时也毕竟要办一下手续，这样，就有了清单，他们也就留下了罪证，同时还有目睹他们犯罪的证人。我手中就存有这样的一份清单。我想，这样的清单不会是唯一的，肯定还有其他这样的清单存世。但我这一份却反映出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许多情况，因而是很有史料价值，很宝贵的。这是一份18页的原始材料，都是目睹窃宝者罪状的手续经办人写的揭发材料。这18页材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林彪集团成员窃夺文物的记录，二是某篆刻家为林彪、陈伯达制印的情况说明。第一方面的内容包括三份材料：1《林彪集团成员到文物库房拿走文物的记录》；2《林彪集团成员到文物管理处盗窃文物记录》；3《由北海库“提供”资料文物库文物情况》。第二方面的内容为一份材料：《给林彪、陈伯达刻图章砚台的经过》。这些材料都写于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写作者均为北京市文物局职工，内容均为当事人的所见所知，材料均是当事人亲笔书写的原件，上面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在这些材料中，没有关于江青集团的内容。这是因为，当时江青集团尚未倒台，气焰正炽。因此，我所持有的这十几页材料，实际上只是一份反映林彪集团窃夺文物情况的材料，若将其冠一总名，可称之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若干记录》。
窃夺纪略
这些记录涉及了林彪集团的哪些人呢?计有：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此外，还有林彪某秘书、叶群某秘书、陈伯达某秘书、陈伯达的儿子、李作鹏的老婆、邱会作的老婆胡敏、戚本禹等。
关于他们窃夺文物的次数、种类、时间等具体情况，还是让《记录》来提供证言吧。
一、来北京市文管处的人物、时间、次数
叶群来文物管理处三次。第一次是1968年4月25日晚同陈伯达一起来的，第二次是1970年5月2日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此人不属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案犯，故隐其名)一起来的，第三次是1971年7月10日晚10点。第一次来没拿东西。第二次拿东西最多，到库房见什么要什么。第三次来之前一星期就打电话告知“首长要来”。
林(彪)、叶(群)的随员来155次。这只是根据拿东西的单子(发票)统计的约计，全数要在300次以上，因为有时一天来两三次，另外在书房的次数还不在内。最后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笔者注：文中所谓发票是指廉价购得文物的单据)。
陈伯达来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厂原文物清理小组，67年8月搬到府学胡同后，来的次数就多了。陈伯达及其喽罗一共来了39次。这个数字也仅是从单子上看，陈伯达在69年、70年两年时间有时一周要来三四次，有时一天来两次。最后一次70年8月陈伯达的喽罗×××来退文物。
吴法宪到文管处7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后一次是70年11月15日。
李作鹏到文管处14次，每次都要带着他的老婆、孩子，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后一次是71年1月31日。
黄永胜来7次，包括他的秘书共25次，第一次是70年4月22日，最后一次是71年9月18日，是他的喽罗××来算帐。黄去过北海、孔庙和首图，有大字报揭发，当时人家在大殿内整理书，因为他来了，被锁在屋里。
邱会作到文管处15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后一次是71年9月15日，是邱会作的老婆、孩子来的。
×××来了12次，第一次是70年4月7日。
叶群秘书××来，陈伯达介绍：“××来拿东西让他拿走，记在我的帐上。”在70年8月才知道是给叶拿东西的。那天××、××二人都来拿东西，装作不认识，后来他们坐在一起，说“我们俩都带走得了”。平时××只说“给最(高)首长拿的”。
林立国(果)来2次。70年6月来一次，×××接待，找唱片，他要试一试，在考察组屋里试的。70年9月来一次，××说：“我们有个领导同志来”，中午来的，先看八音盒，×××问他“贵姓”，“姓李”，后来在“571”的图上看到认出来的。
二、来文管处窃夺文物的清单
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有的没收钱。收钱的共计766.55元。按国内收购价应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
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唱片180张，笔88支，纸49卷。
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笔57支，唱片162张。
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笔87支，唱片191张。
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唱片599张。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作价问题：在文物清理小组时期，我们想不能白拿，核心（组）研究决定：比“文化大革命”前收购价稍低一点。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我去市委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既这样，价钱不要高了。文物好的不要给。”让我掌握。
四、拿走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的喽罗××第一次到文管处是由陈伯达的喽罗带来的，陈伯达的喽罗说：“他拿东西叫他取走好啦。”开始，林彪的喽罗假惺惺只拿一般的东西，说拿回去看一看，拿的东西记在陈伯达的帐上。后来他拿走的东西数量越来越大，而且都是最好的东西。林彪感到文管处这个地方有机可乘，什么图书都有，什么珍贵文物都有，而且算帐等于白拿，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林彪喽罗经常换人，换过七八个经手人，又拿走大量珍贵文物，使我们怀疑他们究竟为谁拿东西，而且又是那么鬼鬼祟祟，遇到别人来他们就溜开，当我们问他们是为谁取文物时，林彪喽罗含含糊糊地讲：“为最高领导。”还假惺惺地讲：“首长非常满意。”
林彪喽罗盗窃文物不择手段，打乱了文管处的库房管理制度，他们采取的手法是，口头上讲“由查抄库房找出来交资料库太麻烦”，而实际上是资料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由管库的人找出东西，林彪喽罗可以不用手续直接从库房拿走，他们跑到孔庙，跑到北海，跑到府学后院的库房，总之没有一个库房没走到过。他们还感到文管处不能满足，还换上便服到工艺品公司、马连道库房、文物商店拿东西，有的直接拿走，有的拿回来后又从我们这里取走。林彪喽罗×××有时一天到文管处三四次，衣服也换几次，一回穿绿军服，一回穿空军服，一回穿蓝便服，车子也要换几次，有时坐上海，有时换伏尔加，有时换北京吉普，有时换骑自行车。
×××说，“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给一份”，“最高首长一份，黄……”。×××给每个人起了代号。××来了以后问过陈伯达，“我们不写名字，丢了不好”，从此用代号，陈伯达是104，因他是第四号人物，××用107、叶群108，李作鹏124，邱是……
70年4月以后，陈伯达开始找铜印子，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名，从北海调来2800多方。第二次到北海库是拿砚台。叶(群)来刻“玉不琢，不成器”。70年5月15至16日，我、××、××、×××一块到马连道外贸仓库找来18方砚台，不行，我又到文物商店找两次，约10块(每块50到80元，收回5元)，不行，×××又到北海拿走文物商店的8块。
70年5月陈伯达要徐悲鸿的画，林(彪)也要，××就让打开战备箱，拿走了46张徐的画。
要张大千的仕女画，因有张大千的款，陈伯达让把款挖掉。
刻好砚台后，按砚台作模子，拿模子到外边做盒子，做了30多个，花1000多元，一个子也没收回来。
陈伯达看见抄来的打章的本很好，拿走了。陈的儿子来看本的样子，说可以用。林彪拿走159本，每本0.01元。黄永胜拿走44本。吴法宪拿走3本。李作鹏拿走10本。邱会作拿走10本。×××拿走15本。
70年3月开始，林彪喽罗××来要唱片，要邓拓的，不行，要密级的，就发动人去搞。军宣队想要唱片干什么？我想这是“斗批改需要”。从各处收来77万张，他们拿走，每张收1分。林彪拿走1083张，黄永胜180张，吴法宪182张，李作鹏191张，邱会作599张，共2215张唱片。69年底，林彪喽罗××拿来彩塑罗汉叫我和××给认。我们俩跑遍了雍和宫、广化寺都认不出来。
林彪喽罗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五、退回一批文物的情况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感到做贼心虚，71年3月份林彪的喽罗退回一批文物，当时来时，正遇到有别人在，他们偷偷摸摸的将这批东西搁在宣传队屋子里，事后他要取走从文管处拿东西的底单，想销赃灭迹。
二中全会后陈伯达的秘书急急忙忙退来一批东西。71年2月林（彪）退回一批东西。71年3月林的秘书来，要把他买的东西的单子要回去，我说“不行，应留下一份”。我们留了一份，现在才好统计。
以上所引的原始材料，出自《林彪集团成员到文物库房拿走文物的记录》和《林彪集团成员到文物管理处盗窃文物记录》。这两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为同一个人，此人是亲身经历事情经过的具体经手人。由于这两份材料各有独到的内容，因而笔者将两者做了汇集整理，既保持了原貌，又汇聚了各自独到的内容。对于原文中的一些文字疏漏又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以便阅读。这位经手人的文字水平不高，有些内容在文字表达上欠清晰，但是大意可知。另有一份由另外一位经手人写的材料《由北海库“提供”资料文物库文物情况》，也是一份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但不如前引两份材料重要，故不再这里引述了。上面还提到另外一份材料《给林彪、陈伯达刻图章砚台的经过》，是一位篆刻家写的，因不是关于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直接史料，故也不在这里引述。
仔细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可以看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其中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是权倾天下，声名煊赫的副统帅、接班人，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出面窃夺文物的。亲自出马的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叶群的地位也很尊贵，目标也太大，故来的次数也不多。来的最多的是林、叶的秘书。林、叶所窃夺的文物的数量在他们那个集团中是最多的。而陈伯达、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林彪虽未亲自出面，但实际是窃夺文物的决定者、主谋。当他的秘书把那么多文物图书一次次地搬回毛家湾的时候，他不仅会完全知晓，而且一定会乐不可支，叹赏称好。林立果的兴趣似乎在新玩艺儿，他来文管所只对本不属于文保范围的唱片和八音盒感兴趣。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但在政治上一致，皆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窃夺文物上也惊人的一致，林、陈、黄、吴、叶、李、邱，竟一个不缺地肆意窃夺文物。这个集团中，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论文化，除林、陈高一些外，黄、吴、李、邱的文化并不高，但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一致要批判所谓“四旧”(当时文物被列为“四旧”)，更不是一致懂得鉴赏(只有陈伯达算个内行)，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于是，这些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个不落地都成了大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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