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魏特林见证南京大屠杀
作者：刘维荣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中文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1919年至1940年5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等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留守南京，收容和保护了一万名以上的妇孺难民。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她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The Classmate）上发表。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魏特琳日记》记载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和沦陷时期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档案资料。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的日记中说：“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从上面引述的两段日记中可以看出，魏特琳女士爱憎分明，感情真切，其日记文笔流畅，形容逼真。1999年，日本著名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也组织翻译了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魏特琳日记，由日本大月书店出版。
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的人格魅力。
魏特琳日记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它如实记录了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日子里，魏特琳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吁请国际正义力量扼制日本侵华战争，一方面以大无畏的气概，置生死于不顾，保护和拯救中国的妇女、儿童的事迹。她以一位外国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情感，在自己的日记里真实、详尽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表达了善良人们对世界和平的真诚呼唤。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魏特琳)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划出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为管理和照护安全区军民的需要，后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华群为该会的会员，金女院被国际委员会指派为安全区里专门收容妇孺的避难所，华群女士担起了阻止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艰巨任务。
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虏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失色。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一个妇女就强奸。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淫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稳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她。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她们，给她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
遵照日本首脑“采取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迫使中国投降”的旨意，日军上海派遣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虏”的机密命令。因此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借口杀俘虏，肆意组织集体大屠杀。12月下旬，日军又使出一招，要南京市民领取“安居证”，限期自12月24日至1月4日前登记完毕，届时，未登记者，一律杀戮。宁海路的“登记点”设在金女院。登记者先从门前报名取来条子，然后转向日兵，由他们进行盘问，通过的发给一纸证明书，即所谓“安居证”。在登记处，有日本军官和中国汉奸，专事诱骗难民，要难民自首是中国士兵。他们说，“只要自首，不但生命有保障，还有工可做，若被查出就要被杀”。结果是，凡自首的，都被押去枪毙。还有不少男人被日军从队伍里拉出来当作中国兵抓走枪杀。华女士亲临现场，鼓励难民所的妇女，仗义相助，冒认自己亲属，使不少男人获救。
1938年1月28日，日军强令关闭“安全区”的难民所。但是，许多难民已是无家可归的寡妇孤女，而且中国妇女的人生安全仍无保障。一位从金女院难民营回家的寡妇，连日被日军强奸，竟达17、8次。华女士亲自走访调查了这位寡妇和她的家。为此，华女士决定用职业训练班的方式，变相收留难民，并为她们创造自谋生计的条件。
1937年12月16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到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这样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现在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一切。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因病情恶化，康复无望，决定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临终前仍然说：“如果我有两个生命，仍愿为华人服务。”她的墓碑上刻着四个中文汉字：“金陵永生”。
魏特琳身后留下了一部《魏特琳日记》。其中1937至1941年期间的日记，约占全部日记的四分之一，详细记载了她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及在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这部日记以及她在当时写的一些报告与文章，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这些日记、报告与文章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最近重见天日，立即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