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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轶事
作者：钱听涛
破天荒的第一次大会在仓猝筹备中完成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大会在当时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笔者1986年去广州参观了这一处革命圣迹，原来这是一个仅容数百人的、面积很小的礼堂，就在鲁迅1927年住的中山大学的大钟楼里，广东高师后来变成中山大学。当年记载会场内外遍悬国民党党旗，正面墙上高悬孙中山肖像。主席台很低，只能坐几个人，主席团除孙中山是当然主席外，另外由他指定且大会同意的五人组成，他们是：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第一天上下午基本上是听孙中山发表一个意义重大、耐人寻味的讲话。
孙中山一开始就说：“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孙中山从1905年建立同盟会，1912年辛亥革命后将其与其他小党派合并成为国民党，1914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又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回国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十几年中，这个党一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从未有详尽的党纲党章，也未开过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坦率地承认，辛亥革命后13年来“革命主义还没有成功。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当时革命党……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驱使，不管成败，各凭各的力量去为国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可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故满清虽然推翻倒了，十三年以来还没有结果，这就是我们的革命仍然算失败”。他历数了13年来的历史，讲到了前仆后继的经历。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向世人坦然承认自己领导的革命“失败了”，是要有很大勇气的。他又说，为什么要以俄为师：“俄国（革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成失败。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重新做起。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还强调：“政党中最重要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要各位党员能够精神上的结合，第一要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如果个人能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方能得自由；如果个人能贡献能力，然后全党才能有能力。”这篇讲话比现在发表在《孙中山选集》上的《国民党改组问题》一文更详尽、具体、生动。贯彻这一主旨后，确实使国民党大大前进了一步，初步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原状，为以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真正筹备是从1923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派鲍罗廷来华当国民党的顾问后上马的。如果从孙中山指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组成筹备组领导机构，并于10月28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算起，到大会开幕只两个多月时间。11月上中旬陈炯明的残部袭扰广州对筹备工作一度造成很大影响，后来虽然打退了，但改组宣言及大会初步文件的起草迟至11月25日才完成。鲍罗廷在一篇札记中说，到12月上旬，北京地区甚至连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草案都还未收到，后来不得不派人到各省去。当时大半个中国在曹锟、吴佩孚统治之下，国民党还是地下组织，更增加了一层困难。真正像样地进行了筹备的只有广州、上海两地，湖南的代表也总算是选出来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文件起草组成员在鲍罗廷指导下常常加班加点，通宵工作。鲍罗廷还从中共中央机关调来瞿秋白专当助手兼翻译，起了很好作用。中共中央在陈独秀领导下，召开中央全会，向党内发了通知，共产国际也发来专门指示（11月28日作出，由于传递困难，鲍到12月30日才看到）。时间虽紧迫，会议还是开成了。当1月21日林森作为会议主席在讨论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后发言说：“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过情形，原来十分完备完美，因成立时系有总理指派九人，而此九人又皆有其他职务，当时犹未想到有今日如是之成绩。今日有此成绩者，实以俄人鲍君之力为多。”林森本人为十执委委员之一，他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但鲍罗廷心中有数，他在自己的札记中说：这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筹备工作”。
孙中山有极高权威，代表情况复杂
国民党过去实行总理制，总理为孙中山，大小事情均由孙裁决。今后要改为代表大会制，孙科在1月21日会议上说：“旧党章之中心在上级党部，新党章之中心则在下级党部。”将来“本党之主权并不在总理及各部之办事人，而在第七条之全国代表大会、地方代表大会、地方党员大会”。当时有些老党员对此想不通。
在代表大会上孙中山的权威仍是最高的，代表中差不多一半是由他指定的而不是选举的。按照大会议事规则，凡临时动议必须10人以上附议才能交大会讨论，但有一次孙中山提出一个临时动议，大家说总理的临时动议不必附议就可讨论，而且不经讨论就通过了。鲍罗廷在他的《摘记和通报》中还记下一件异常之事，即1月23日大会宣言这个最重要的文件全体一致通过后，加拉罕却从北京来信要加上“变反动兵力为革命兵力”，“兵士于革命胜利之后，国家应给予适当之土地”及取消帝国主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应该用于教育等内容。鲍罗廷正在为难。1月27日他找孙中山，向他讲述必须在宣言上加上这些内容的建议，孙中山立即接受。鲍交给戴季陶去代孙中山向大会提出，戴只同意前一半，急得鲍无法，又找到廖仲恺，廖对后一半也同意。于是戴在29日会议上以孙中山名义提出这个建议，插入原定议程讨论，结果不经讨论就一致通过。30日是会议结束之日，廖仲恺以他自己的名义依法联署后提出补充条款，又发生了争议，幸而孙中山在场，立即声明他也附议，并称“现在不要多费讨论，如大家认为可以加入，即由本总理修正文字可也”。结果全体一致通过。
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无论是名额及名单都是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说：他本要大家先推选，“每代表十人用连记法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结果有几处未推选，只好由孙中山提出24个候选人。24人中邓家彦、邵元冲在欧洲，石青阳、张静江在外省，既非代表，也未出席。候补中执委17人中，瞿秋白虽在广州，也非代表，亦未出席。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吴稚晖、李石曾、张继也是这种情况。当时孙中山提出候选名单后，孙中山当场说中执委加他本人为25人，未再酝酿，用举手表决法当场通过，既无差额，也不要无记名投票，可见孙中山权威之高。
但是200个代表（有人考证是200挂零）情况是复杂的，又不分小组，在大会讨论，因此有几次发生很大争论。加拉罕在1924年2月9日写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中说：代表是160人（因加拉罕在北京，尚未收到鲍罗廷最后报告，不知确数），右派约30至40人，左派约30至40人，中派80至100人，亦既两头小中间大。孙中山对代表的政治倾向大致也有数。他在1月21日下午向大会讲话中说：“本党全体同志现在思想可分两种：一属于老同志，一属于新同志。老同志为稳健思想，新同志为猛进思想。”他说两种人都对他的民生主义未理解，他想加以调和。鲍罗廷在内部札记中说：“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中国所充满的那些矛盾的反映。”鲍罗廷尽量发扬孙中山的积极一面，克服他的消极一面，在会外做了不少工作，又事先召集了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20多人开会，先统一认识。他们在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最后会议还是取得了成功。
会上发生三次争论或危机
会议的“灵魂"是要通过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及当前内外政策的相当于“党纲”的《大会宣言》；其次是通过新的党章，此外还有不少工作报告要批准，各地工作报告（包括海外党部）要听取，甚至把是否建立一些招待所也去讨论，会期实际只有八天，所以十分紧张。但最引起争论的是三个问题：
一是《大会宣言》，虽经会前修改多次，初稿曾发下去讨论，但会上拿出的最后一稿代表们大都未见过。会上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右派对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有保留的，因此孙中山几次在大会上发言。他根据他的理解，在大会开幕时说：“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之奋斗……”“现在俄国对于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志。”“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在1月21日宣言讨论前，孙中山又专门对争议很大的民生主义作了解释，说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之一致性，批判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思想。一些右派看会上挑起争论形势不好，就在晚上访问孙中山，对孙中山施加压力。据鲍罗廷在《宣言的危急时刻》一文中记载，1月23日宣言将付表决前，孙中山都有点动摇了。孙中山派人找到鲍罗廷，在会场旁边的秘书处商量，说他打算以他原来的《建国大纲》代替《大会宣言》，这样大家都能接受。鲍罗廷听后大吃一惊，他感到“这是真正危急的时刻，取消宣言就意味着召开代表大会毫无用处”。但是他深知孙中山是很不容易说服的人，因此很讲究策略，只说《建国方略》可以印出来，将来再加工完善，这次的宣言决不能抛弃，这是一个现实的可以实施的纲领，一定要通过。巧合的是孙中山不久前与美国驻华大使舒尔曼谈了话，孙中山急需美国政府支持他把关税余额归广州政府，美国拒绝了他。鲍罗廷趁此说服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一定要坚定地站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将来才有出路。孙中山终于同意通过宣言。23日，他出席大会，使这一重要任务最后完成。没有共产国际密档的公布，这些幕后活动过去是不完全清楚的。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党章》。右派一直反对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28日会议上，广州市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出要在党章第一章第二条后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一条，会上竟有10人以上附议。但出席会议的中共党员早有准备，因为1月18日鲍罗廷就召集这些党员通报情况，分析形势，预计会遇到什么难题。这时李大钊站起来宣读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发言，既诚恳严肃，又毫不含糊，说明中共党员是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对此的态度是什么，立即博得多数代表赞同，赞同方瑞麟的没有几人。汪精卫也起来支持李大钊，说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过去都是无政府党，也能加入国民党，为什么现在不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呢？廖仲恺也申述了没有理由不允许共产党员加入。这时主席胡汉民出来打圆场，说党章已有纪律规定，任何党员不能违纪，不必再加上方瑞麟的建议。至此，毛泽东发言：“请付表决。”大多数代表同意不再加入这一条。
第三个难题是孙中山要在这次大会上宣布成立全国性的建国政府。他在开幕讲话中说，这次大会要提出两个任务：一、改组党；二、建立政府。其背景是在会前帝国主义常在一些问题上(如上述“关余”案)刁难孙中山，说中国的政府在北京，广州的大元帅府只是一个地方当局，没有资格与外国政府谈判。孙中山生气地驳斥：广州当局与北京是敌对的两个政权，他不承认北京政府。因此他想乘这次代表大会干脆自己也宣布正式成立一个全国性政府。鲍罗廷了解当时局势，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连当时广东一省还未控制住，现在要宣布成立全国政府不成熟。因此他在会前召集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等宣言起草小组的人商讨对策。当时孙中山派到张作霖、卢永祥处去的代表叶恭绰回来说：张卢也不支持孙中山立即成立政府。因此他们一致同意这次会上只提出一个“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的议案，而不是立即成立政府。他们先派廖和汪去与孙中山谈，孙中山不让步。最后还是鲍罗廷亲自与孙中山详谈，孙勉强同意了廖的意见。1月20日下午，孙中山正式就这件事作了说明，不坚持立即成立，说将来成立与立即成立是两个方案供大会讨论。大家纷纷发言，廖仲恺乘机说政府一定要建，不容讨论，只是要先去宣传民众，“遇有机会，即能实现”。在多人发言后，毛泽东说：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结果全体举手通过。孙中山也同意了。
由此可见，此次大会能开得成功，并非一帆风顺，台前幕后，有不少斗争。其中鲍罗廷及中共党员发挥的作用，不可抹煞。
还可赘叙两事：一、为什么开了11天，延至1月30日闭幕。那是因为列宁适于1924年1月21日晚逝世。广州得悉迟，孙中山于1月25日上午突然到会，中断原有议程，宣布这一噩耗，并发表了追悼列宁的讲话。鲍罗廷也第一次在大会上露面，致了悼词。孙中山建议大会休会三天志哀，28日才复会，闭幕也就顺延。二、现在史书上都说这次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但考察宣言原文，并无明确的联俄联共（当时都称为“容共”）扶助农工这几个字，这是1925年部分中共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根据“一大”宣言及孙中山多次讲话的精神概括而成的。当然这样概括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毛泽东也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