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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作者：吴 德
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
正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民终于胜利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
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地简要说明两点：
第一，1976年4月4日和4月5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4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5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次会议记述为4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
第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4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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