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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出长西北大学
作者：阎愈新
出任西北大学校长
抗战时期，中国有两所著名的大学：一所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组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另一所是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双峰并峙，矗立于中华南北大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三校在京津复原。西北联大的工、农、医、师范学院，早在抗战初期，即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联大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组成国立西北大学，以西安为永久校址，成为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组建的唯一的一所综合大学，具有“毋忘国难”的特殊意义。
1949年大西北解放。1950年1月23日，西北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建议任命侯外庐为西北大学校长。3月7日，中央教育部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侯外庐为西北大学校长，附呈侯外庐履历表一份。3月10日，政人字第52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政务院第23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侯外庐为西北大学校长……此令。总理周恩来。”
侯外庐原名玉枢，1903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平遥县。父亲侯福昌，清末拔贡，富有维新思想，民国初年在山西、河南任知事。侯外庐6岁开始学字，15岁前读完四书五经，1919年16岁时考入汾阳汾河中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张友渔当选山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1923年中学毕业，同时考取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读历史，课余喜欢阅读哲学书籍。1924年通过朋友高君宇的介绍，拜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1928年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开始试译德文原著《资本论》。1929年任中共旅法党员组织“中国语言支部”书记。1930年回国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达德学院等校任教授，兼任《中苏文化》主编，并曾兼任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系主任、民族革命大学教务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行政职务。
中央教育部附呈侯外庐履历表中列有特长：历史学、哲学、专门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经济学史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新哲学教程；三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抗战建国论；翻译《资本论》第一卷。
侯先生出任西北大学校长，《光明日报》记者评论说：“侯外庐先生出长西北大学，不仅给西北大学师生员工带来欢欣，就是整个西北的人民，也会为西北最高学府领导得人而高兴。”
侯外庐于1950年7月13日由北京来到西北大学。当天下午4时，暑期留校师生900余人在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礼堂座无虚席，走廊和窗外都挤满同学，还有许多同学坐在主席台地板上，《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此起彼伏。由于侯先生崇高的声望，广大师生早已企盼观瞻侯先生的风采。当岳恒教务长引导侯先生进入会场时，师生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侯先生频频挥手致意。此时的侯先生刚刚47岁，已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他身材高大，手执折扇，身穿米黄色杭纺绸衫，操一口浓重的山西乡音说：我曾在北平大学和北师大上学，1932年至1933年又在这两所大学任教，因为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称为“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事件”，两校师生对我极力营救，所以我对西北大学有特殊的感情。现在，我来西北大学工作，能和老师同学们共同生活，非常高兴。青年同学热情活泼，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我也年轻了。侯先生讲到不久前召开的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时说：毛主席、周总理亲临大会，周总理就“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团结与改造”三个问题对大会作了具体明确的指示。会议经过各方面反复研讨，决定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密切配合国家建设，逐步改革教育内容。会议高度发挥了民主协商的精神，从而巩固了教育工作者的团结。侯先生要求全校师生认清大西北的重要性，不要有自甘落后的思想，不如人，我们就要下决心追上甚至于超过。全校师生必须团结起来，在现有基础上，把新的西北大学办好。
“俊彦荟萃，名师云集”
侯先生深谙“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道理，到任伊始，千方百计在国内和海外留学人员中广为延聘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上世纪50年代西北大学师资阵容强大，可谓“俊彦荟萃，名师云集”。文科有经学家张西堂教授，著有《周秦诸子论丛》、《诗经六论》、《尚书引论》等。古典文学教授傅庚生，著有《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杜甫诗论》等。现代文学教授郑伯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再入研究院深造，系创造社主要成员、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长期与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合作。他讲授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大多是他的亲身经历，资料珍贵，情节曲折鲜活。中国古代史教授陈登原，1949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化史》、《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赋史》等专著。上世纪50年代出版百万字的《国史旧闻》，是作者“先通后专”，“能成通才始能成专家”治学思想的实践。考古学教授陈直，著有《汉书新证》、《史记新证》、《文史考古论丛》18种，是我国《史记》、《汉书》研究重镇。少数民族史教授马长寿，著有《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北狄与匈奴》等。历史地理学教授史念海，著有《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合著）、《河山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等。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授马师儒，德国柏林大学获教育学与心理学博士学位，瑞士苏黎世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著有《哲学概貌》、《中国古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邢润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著有《货币银行学原理》、《金融学概论》、《论通货膨胀及其规律》等。理科有物理学教授岳恒，在巴黎大学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上世纪30年代即进行旋光学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研究，发展了JobP创建的连续变化法，创出了金属离子络合物光学研究的新途径。原子核物理学教授田渠，在里昂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著有《相对论》、《普通物理》、《原子物理》等。江仁寿教授，在英国伦敦大学理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液体滞性测定方法的研究》、《液态金属钾和钠的滞性测定》1936年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发表。体化学教授虞宏正，曾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从事体化学研究。他从上世纪30年代即致力于热力学和体化学的研究。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热化学教授冯师颜，上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热化学。他在西北大学建成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热化学实验室。地理学教授傅角今，上世纪30年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地理研究所深造，曾任国民政府方域司司长，著有四册一套的《本国地理》，是我国最早的中学地理教材之一，其专著《世界石油地理》是我国专论世界石油理论、分布和各国石油状况的第一部著作。地理学史教授王成组，获美国哈佛大学史学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参与筹建清华大学地理学系工作。所著高中《本国地理》课本，从1936年沿用至1952年。专著《中国地理学史》，被地理学界认为是“地理学的宝贵遗产”。地质学系教授张伯声，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攻读化学和地质学的研究生。他发现“黄土线”现象，《从黄土线说明黄河河道的发育》为“黄土水积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创立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古生物学教授霍世诚，有《汉中志留纪细网笔石》，填补了我国细网笔石研究的空白。王永炎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致力于第四纪地质和黄土的研究。所著《黄土学》是我国第一部黄土学教材。他所主编《中国黄土图册》，是我国第一部图片记录形式反映我国黄土状况及其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大型图册。
学校各科都有名家授课，所以有的理科学生到文科听课，有的文科学生到理科听课，文理交融，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现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纪舜、刘昌明、侯洵、张国伟、张殿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彦仲，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任益民，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国际科技成果中创立“侯氏变换”的侯伯宇和创立“王氏定理”的王戍堂，以及考古学家巩启明、韩伟，历史哲学开拓者佘树声等，都是上世纪50年代西北大学培养的学生。
侯先生预见国家建设需要石油人才，1952年在全国率先创办石油与天然气勘探专业，上世纪50年代培养的学生，远赴新疆，转战东北，挺进中原，涉足东南海域，成为我国石油战线的骨干力量。西北大学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的摇篮”。
我的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韧”
侯先生关怀西北大学青年教师的培养与提高，他对青年教师既有表扬鼓励，又有严格要求。冯大麟、何炼成、李靖华等青年教师在《新建设》和《学习》杂志发表了论文，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提出“层层加码法”和“下水游泳法”。他对青年教师说：“我看你们能挑50斤，我立即加码到60斤；你能挑60斤的担子，我就让你挑70斤。”他强调在水中学游泳，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提高学术水平。他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术研究中首先要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找好“生长点”。他庆幸自己在史学领域跋涉几十年，不曾为了“需要”而拔高或眨仰历史人物。有一位他很器重的青年教师，在“文革”期间“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大搞影射史学之际，出版了一本趋时之作《儒法斗争史》，又发表“批邓”文章。当时侯先生虽身处逆境，仍对这位青年教师作了严厉批评，纠正了这位青年教师的研究方向。
侯先生极力扶持青年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他允许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王戍堂选修三、四年级的课程和选修教师班的外语。中文系学生佘树声，写了一篇论述《阿Q正传》的万字长文，呈送侯先生求教，文中提出阿Q形象喜剧性背后的悲剧性，反面背后的正面性等。侯先生给佘树声写了两千多字的长信，从方法到立论以至具体内容都提出指导意见。
侯先生早已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名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初，黎澍先生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学习》杂志上发表短评：《反对故作高深》，指名道姓批评侯先生“理论著作上至少有一个显明的缺点，就是不善于用明确的语言来表现明确的思想，也就是故作高深。我们希望他认真地克服这个缺点。”侯先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介绍黎澍对自己的批评，还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对他的文字晦涩难懂就有意见。他还谈到，叶挺出狱后和叶剑英将军同住重庆一间旅馆，他去拜访叶挺，叶挺说，我在狱中拜读了外庐先生的《近世思想学术史》，很得教益，只是文字读起来有些深奥。侯先生说，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与叶挺谈话，当时又喜又愧，喜的是我的文字能伴英雄于囹圄之中解他的寂寞，愧的是我的文字太不通俗，让将军累神了。他检讨说：我的文章作风，尤其是表现形式，是很特别的，特别到有时所谓“孤芳自赏”的程度。养成这样的习惯，从翻译《资本论》开始，已经二十多年了，知与不知的同志异口同声，一致对我提过意见，下过警告。我虽有某些方面和某些程度的改变，但基本上我还是独行其是，没有革命的勇气。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革命，很难脱胎换骨的。我想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改革的时间，一下子解放恐怕是不易做到的。我想黎澍同志和我的亲爱的文化界的战友们，更会帮助我这一改革过程尽可能缩短些的。”
侯校长提倡学术交流。上世纪50年代学校邀请华罗庚、翁文灏、尹达、唐兰、陈梦家、千家驹等名流学者来校讲学，全校师生踊跃听讲，既增长了知识，也开阔了视野。大师们讲授的哲理，也许影响听讲者的一生。名家的风采，给师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侯先生自己也经常作学术报告，他多次讲到鲁迅先生。他说：中国近代思想的终点和现代思想的起点，都体现在鲁迅思想中，我在鲁迅思想研究中汲取的力量，对我毕生的事业都有激励作用。我一生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爱羡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的历程中，我的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由于侯先生倡导学习鲁迅，西北大学以单演义为首创办了《鲁迅研究年刊》，培养了王富仁、阎庆生、任广田等一批青年鲁迅研究者。侯先生号召学习鲁迅先生“韧”的战斗精神，在西北大学师生中影响深远。
侯外庐先生在西北大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卓有成效，受到中央教育部的表扬。钱俊瑞副部长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的北京高等院校人员大会上说：“赴各地视察所得结果，以西北大学情形为最好，进步最快，一切生气勃勃，有条有理”，并号召各院校“向西北大学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