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井冈双雄”罹难记（上）
作者：于化民
翌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茅坪是个东西狭长的村子，有六十多户人家。工农革命军的到来，为这个山青水秀的赣西小村，平添了许多欢乐。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前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工农革命军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点了。这里山高林密，地利人和。从现在起，我们要和袁文才同志和农民自卫军亲密合作，共创大业。积蓄力量，发展革命!我们是工农的军队，要依靠当地的群众，在这里发家!当天晚上，部队分头住进茅坪群众的家中。战士们一到老的家中，就立即扫地挑水，劈柴舂米，嘘寒问暖。老们看在眼里，挑起大拇指称赞：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可毛委员的队伍就是不一样。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成大气候，我们穷哥们也有指望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点火做饭，忙着招待革命军的官兵。
毛泽东在攀龙书院召开了宁冈县的党员大会，提出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任务。从此，工农革命军把家安在了茅坪，在攀龙书院建立了医院，在象山庵建立了后方留守处，伤病员和辎重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几天之后，轻装上阵的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部队途经宁冈的龙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于10月22日进驻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在这里，遭到遂川反动靖卫团肖家璧的偷袭，仓猝应战的部队被冲散。毛泽东在黄坳收拢失散的部队，带着队伍继续向酃县、遂川交界处的荆竹山开进。
王佐风闻山下来了军队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不久毛泽东派出的联络员艾成斌来到山上，还捎来了“老庚”袁文才的亲笔信，告诉他这是共产党搞秋收起义的队伍，部队领导人是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他慷慨大义，学识超人，极可信赖。王佐素来信任袁文才，于是派侦察员朱持柳到荆竹山打探情况，迎接毛泽东上山。
快到荆竹山时，朱持柳与工农革命军不期而遇。当晚大雨，部队夜宿荆竹山。毛泽东拉朱持柳睡在一张铺上，向他详细了解井冈山和王佐的情况。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在村前的“雷打石”集合。毛泽东向大家说：我们就要和遂川农民自卫军王佐总指挥会合了，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和王佐搞好关系，和农民自卫军搞好团结，接着宣布了三条纪律。毛泽东讲毕，部队随即出发。
中午时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上的大井村。王佐早已接到朱持柳的通报，在这里恭候多时。一时间，红旗飞舞，鞭炮齐鸣。毛泽东看见欢迎的人群前面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身材不高，两条眉毛又黑又浓，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井冈山的“山大王”王佐。王佐迎上前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表示热烈的欢迎。王佐让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给工农革命军住宿，还杀了四头大肥猪，于当晚大摆宴席，款待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弟兄们。毛泽东也拨了70支枪，支持王佐部队的发展。群山环抱的大井村，绿树修竹，清溪流转，但地域狭小，住户也少，不适宜屯居大部队。于是，王佐力邀毛泽东进驻位于井冈山中心的茨坪。
10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茨坪是井冈山上最大的村庄，以前叫柴坪，到了明朝山上出了个“探花”，当上了朝廷命官，便改名叫“仕坪”。因山间生长着许许多多的柿子树，也有人叫它柿坪。茨坪地跨湘赣两省边界，四周高峰耸峙，层峦叠嶂，古木参天，地势险要。中间一块大盆地，溪流的两岸是大片高低错落的农田，山脚下散落着几十户民居。茨坪历来是商贾往来歇脚之处，也是散兵游勇和草莽绿林出没之地。王佐在这里经营了许多年，早就把茨坪建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这次把茨坪让出来，足见他对毛泽东的信赖。
毛泽东精心改造袁、王部队
袁文才、王佐把工农革命军迎进井冈山，部队在危难之中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他们为革命立下的大功。毛泽东对这两位井冈山的豪杰是感激的。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虽然袁文才、王佐对反动军阀、土豪劣绅怀着深仇大恨，有革命的热情，可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队伍的组织纪律性较差，还有十分浓重的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积习。因此，对袁、王部队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其变成跟共产党“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改造工作是从袁文才部开始的。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后，袁文才见这支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十分羡慕。他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请革命军派一些干部来，帮助训练自己的部队。1927年10月，毛泽东派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去袁文才部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行前，毛泽东交待他们，这支部队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是项很要紧的工作。去了以后，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依靠广大士兵群众。
步云山山高路陡，白云缭绕。山上有座寺庙，叫白云寺。袁文才部就驻扎在白云寺，训练就在这里进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训练首先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对战士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讲时事，讲形势和革命出路问题，帮助他们明白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军事训练着重学习军事知识，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等，提高杀敌本领。
练兵期间，毛泽东住在离步云山不远的洋桥湖村，时常过来听取袁文才和游雪程的汇报，观看和指导战士们训练。他告诉袁文才，一定要下决心进行队伍整顿，把一些豪门子弟和兵痞无赖清除出去，吸收那些有斗争觉悟的贫苦青年农民参加进来。袁文才原来也有此意，可一直难下决心，这时听了毛泽东的话，果断地把那些不良分子清出了部队，又从龙市等地招收了一个新兵连，队伍得到了扩大，而且更加年轻，更有战斗力。游雪程等还按照前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和士兵委员会。
有一天，毛泽东来到步云山，正赶上战士们开饭。只见七八个战士围着菜盆嘀嘀咕咕：“自古当兵吃皇粮，从没听说过吃苦菜。”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士们中间，盛了一勺野菜在碗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个小战士好奇地问：“毛委员，这么苦的菜，你也吃得下？”毛泽东和蔼地笑笑说：“这野菜虽然苦，可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呢!我们吃得下这个菜，就能够克服更多的苦，今天我还要多吃一些哩。”战士们听了，纷纷说：“毛委员吃得，我们也吃得。”于是，大家都跟着吃了起来。饭后，毛泽东又亲切地对大家说：干革命，就要不怕苦。我们正是为了消灭苦，创造幸福生活，才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没有今日的苦，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日后的甜啊。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所以要不怕一切苦，敢于同艰苦作斗争。
在袁文才的部队里，打骂士兵的情况很普遍。一次，毛泽东突然接到报告，袁文才队伍里的几个战士，偷了老百姓几只鸭子煮着吃了，袁文才十分生气，下令每人打屁股30大板。毛泽东急忙赶到白云寺，只见袁文才余怒未息，正在训斥几个挨了打的士兵。袁文才见毛泽东到来，起身相迎，说了偷鸭子的事。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噢，是因为偷鸭子挨的板子呀!那打了屁股又偷呢？”“再打!”“再打再偷呢？”袁文才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趁机开导他：“关键不在于打屁股”，他指指脑袋，“要从这儿弄通才行。”他又转向几个战士：“三大纪律你们都不记得了？革命战士不要说是偷鸭子，就是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都不能拿呀!要做到秋毫无犯哩!”战士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专门到鸭子的主人家赔礼道歉，赔了鸭子钱。老感动地说：“毛委员的政策真好，我们的选三牯(袁文才的乳名)有希望了!”打这以后，袁文才再也不打骂士兵了。
毛泽东也一直从政治上关心袁文才，在洋桥湖养伤期间，经常找他谈话，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革命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光明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袁文才心里有什么话，也乐意向毛泽东倾诉。亲眼看到自己队伍的变化，袁文才十分感慨，衷心地说：“毛委员讲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毛委员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跟定了他!”
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走上了正轨，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又开始着手王佐部队的改造。
王佐个性刚强，他的队伍绿林习气更重，还有不少人抽大烟，改造起来难度更大。派什么人去合适呢？毛泽东选中了何长工。1928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何长工谈话，派他上山做王佐部的改造工作。他还特别嘱咐何长工，对王佐部的改造“既不能缓，又不能急”，只要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王佐部队是可以改造好的。
带着毛泽东写给王佐的亲笔信，何长工只身一人来到王佐的部队。王佐听说是毛委员派来的人，立刻亲自出来迎接，待以宾客之礼。念完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连声说：“你就是毛委员派来的党代表，好，好，欢迎，欢迎。”起初王佐对何长工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戒心很重，他专门为何长工派了一个彪形大汉做警卫员，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的行动。何长工不急不躁，他知道王佐是个孝子，有些事情便通过他的老母亲做工作。他还注意与王佐的其他亲属和两个莫逆之交刁飞林、李克昌搞好关系，同王佐部队的士兵多接触，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渐渐地，王佐觉得何长工“爱朋友”，“讲交情”，消除了疑心，开始主动接近何长工，甚至提出要与何长工饮鸡血酒，磕头结拜。通过不断的工作，王佐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向党靠拢。
在何长工巧设埋伏，帮他除掉宿敌拿山民团团总尹道一以后，他对共产党更是感到由衷的钦佩。打了胜仗的当晚，井冈山上灯火通霄不熄，王佐大摆宴席庆祝胜利，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样。他自己也喝了个酩酊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何长工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何长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请示前委，增派了一些同志到王佐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文化教育。
对于王佐部的改造，毛泽东曾给何长工作过许多具体指示。毛泽东告诉何长工，打了胜仗，要经常送点东西给他。打下新城后，把反动县长张开阳的皮袄给了王佐。打了杨如轩，给了他一匹马。部队打到南雄，何长工给他买了一台留声机。这都让王佐觉得工农革命军真心对他，非常高兴。毛泽东还说，我们可以送东西给他，但不能要他们的东西。
只要有机会，毛泽东便亲自找王佐谈话，帮他提高觉悟。一次，毛泽东路过茨坪，与王佐做了彻底长谈。王佐表示，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解决队伍的物资来源。毛泽东却说，枪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掌握得不好，也会坏事。他又耐心地对王佐说，干绿林的人，结果并不好，不是被反动势力吃掉或“招安”，就是自相残杀，互为仇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才是农民武装的唯一出路。毛泽东了解到王佐在山上占了不少田地，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又对他说：土地是农民用汗水开垦出来的，应该归还农民耕种。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占了农民开垦的土地，等于把自己推到农民的对立面，造成自己的孤立。在毛泽东的启发下，王佐很快把多余的土地都退了出来。他常对周围的人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毛委员真行，我听毛委员的。”
经过训练改造，袁、王部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人员成分日渐纯洁，各种不良习气逐步得到克服。前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其升编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大陇朱家祠堂前的草坪上举行了升编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徐彦刚为参谋长，全团约一千人。随后，前委又从第一团抽调了宋任穷、蔡协民、谭梓生、高静山、张际春、曹里怀等二十多位同志到第二团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大陇升编，标志着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的新生。这支发源于绿林的队伍，成长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