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张学良是否申请加入共产党
作者：窦应泰
1936年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由西安亲自飞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两次政治性会谈，对此早有史家披露。有关张学良和周恩来第一次会晤的内容，历史档案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张、周的第二次会晤，虽然也在同一地点，但因在秘密会晤之后双方都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文字资料，所以目前仍是史学上的一个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与周恩来在会晤过程中，虽受中共的影响，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彻底的突变，甚至同意与中共军队联合抗日，主动放弃蒋介石交给他的“剿匪”使命，完全背道而驰地和中共结成统一战线，以实现他梦想多年的抗日主张，这些当然都是人所共知之事。问题在于，张学良在受到周恩来和中共的直接影响之后，是否决定改变自己多年信奉的“君子不党”之旧有意识，真正申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先锋行列中来。
这是个多年始终众说不一的问题。时至今天仍未揭开谜底。即便张学良病逝前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进行的历史口述中，也对这段史实语焉不详。可是，这并不能否认张学良在历史上确实有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
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张学良1936年夏天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了。
这封亲笔信的全文如下：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而后用李毅
这是一封绝对珍贵的信件！特别对党史家和张学良生平研究者们，更是至为重要。也是我党重要档案资料非常稀有的一封张学良的手书原件。
首先，对照这封历史信件（影印件）与张学良早年（即指1936年前后）的往来信件手迹，从中不难看出，此信必出自张学良的亲笔无疑。当然，该信中的“在六个月功夫”一句，其“在”字应为“须”字之误。然而，无论如何这封珍贵信件都可以生动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他对中国共产党至诚至信的态度。特别是他视周恩来为同志这一事实，已跃然于纸上。正因为如此，它对史学界多年来对张学良是否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与行动的争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从西安通过秘密渠道专送到延安的重要信件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周恩来和中共人士的感情。作为当时在国民党内仅逊于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来说，如果他对中共没有至深信任和倾心靠拢的意向，是决然不可能称一个被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公开宣称为“共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同志”的。
当然有人会说，张学良之所以这样称谓周恩来，必然还另有其它原因。众所周知，张学良早在肤施面见周恩来之前，就已经久仰周恩来的大名了。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和周恩来早年都在东北沈阳读过书，在荒凉的陕北相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二是，张学良早就心仪周恩来，正如他在病逝前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曾这样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就是周恩来。”张学良也对日本记者坦露过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张说：“我（应为“他”之误）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他的。”
三是，张伯苓成了他们的媒介。张学良在肤施教堂里和周恩来首次见面时，他们都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柏苓。张学良虽然没进南开读书，却与张伯苓是多年的良师益友，这样，张、周两人都以张伯苓的学生身份，拉近了彼此关糸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只有几百字的短函中，居然还称呼被中共派往西安张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刘鼎也为“刘同志”。更能体现张学良这一时期对中共态度的是，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他竟然是这样写的：“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张学良在这里所写的“问候诸同志”，当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彭德怀和张闻天等高层人物。像这样出自国民党军政大员手书的信件，既称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亦称刘鼎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为同志的写法，决不是一般的笔误，经查阅张学良当时的大量信函，也并不是张写信时的习惯用语。而是张学良思想向中共靠拢和实际上已将他自己的政治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感情体现。
据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学良问题专家毕万闻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称：“张学良早在1936年7月1日前，就正式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上面提到的这封由刘鼎转给周恩来的信，则写于当年的7月3日。如此一来，张学良在致周恩来的信中称对方为同志，就有了较为合理的原由。
可是，张学良的入党申请是否得到中央中央的批准？这仍然是个谜。
现在根据仅有的一封张学良致周恩来的信，尚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权威的回答。尽管此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重要人物在当年8月9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重要信函中，均按张氏前次信件的要求，改称张学良为“李毅同志”。对于中共领导人这样的复信，显与张学良7月1日写给周恩来的信相同，“同志”二字，无疑都是非常严肃的郑重称谓。
同时，不仅彼此的称谓有所改变，甚至在这些信件中所谈的问题，亦均为志同道合的党内同志才能有的语气和态度。由此可见，张学良通过地下党员刘鼎提出的入党申请，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同，至少对张学良的入党动机是持明显理解与支持态度的。当然，这并不意味张学良的入党申请已获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据现有的资料证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提出的入党申请极为重视。在得到刘鼎转达的要求次日，中央即在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张的入党申请。会议中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由于接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事关重大，故而7月2日，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张闻天的电报上即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这就足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考虑到张学良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大局出发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入党要求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张学良是军阀出身，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所以主张拒绝他的入党申请。在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明确表示在当时就匆忙发展张学良入党是有欠考虑的。
如此一来，中央在安塞会议中研究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计划，便因共产国际的反对而胎死腹中。这就是当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联名给张学良致信时，已将对方的称谓重新改为：“汉卿先生阁下”的原因了。也许正是上述原因，张学良在此后的所有信电中，凡属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文件，称谓也有改变。他不再称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了。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后的文电更加明显，例如张学良于是年12月3日和12月17日在西安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上，均以：“东、来兄，电均奉悉……”作为开头。而双方称谓的改变，更加印证了张学良虽有入党要求却没能如愿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综上所述，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张学良致周恩来亲笔信上，印证了张学良当年确有要求加入中共的主观意愿，并且出于抗日救国之大计，他也对加入中共付诸了具体行动，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而没有能够正式加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