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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邓小平与美国高层会谈（上）
作者：宫 力
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之后，美国一方面对中国保持压力，以图以压促变，另一方面，也留有余地，注意观察中国事态的发展，并适时作出一点姿态，以防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一发而不可收拾。
美国在宣布中止中美两国副部长以上的高层官员互访之后，仍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中国对话，因为这是了解彼此立场，避免错误判断的唯一有效途径。1989年6月7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盖茨电告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说美国总统布什希望在当天下午6时以前与邓小平通话，请中国大使馆将这一信息转告国内，帮助安排。当天下午3时，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外交部美大司的回电，请其转告美方，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习惯，美方有事可以通过中国大使馆与北京联系。布什由于未能与邓小平通话，于是亲自起草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说明了他的想法，并提出要派一名特使去中国，希望中国有所回应，以便让特使“得以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使命。” 6月10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办公室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讨论解决方励之夫妇在美驻华使馆“避难”问题。
1989年6月12日晚，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国内致布什总统的一封英文口信，口信指出：“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您，中国政府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形势，我们一贯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邓小平主席在最近所作的讲话中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口信对美方的信件作出回应说：“您表示愿意恢复与发展中美关系，这与中国方面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双方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并且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做伤害对民族感情与利益的事情”。
6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拿了布什总统的一封密信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面见韩叙大使，并且说：布什总统本来想下午接见韩叙，但是怕被记者泄露，改派他来与韩叙碰头。布什表示他本人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希望中国政府发表宽恕闹事学生的声明，并妥善解决方励之问题，为了商谈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布什决定派一名特使去北京见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领导人予以考虑。中国方面很快做出反应，下午5时，韩叙约见斯考克罗夫特，面交北京的来电，表示愿意接待总统特使。这样，中美高层之间的私下联系终于有了着落。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并与其就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格尔伯格事后所述，在会见中“我们坚定地表明，美国不宽恕使用骇人听闻的暴力来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也不宽恕随后采取的镇压措施。”“我认为，第一次访问表示了美国的目的是严肃的，清楚表明了我们关系的恶化包含了多大风险。”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我需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邓小平的讲话使美国方面了解了中国领导人真实想法，减少了错误的判断。在此之后，美国于1989年7月7日宣布批准波音飞机公司向中国出售4架原定于6月交货的商业性喷气客机，但中国政府订购的其余飞机的交付仍然“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
1989年7月下旬，恰逢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美方又暗示东道国法国将美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在开会期间“有机会彼此能长时间见面”。会议期间，贝克三次会见钱外长。7月31日中美外长的会谈长达90分钟，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贝克为此推迟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在会谈中，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也就中美关系进行了坦率的谈话。钱其琛外长向贝克国务卿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他强调指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贝克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外长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1989年8月8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赴天津，参加美国MGM商业公司在天津租借签署土地划片开发合并的仪式。表明了美方对在华商业利益的重视。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中美关系恶化后，双方签署的最大一个项目，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8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北京安全情况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
中国方面抓住这一机会，作出适度反应，向美国商界人士及美国大使阐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希望中美能够保持在经济领域的合作。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会见美国MGM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繁荣富强。马利克波尔一行是在天津签署了划片开发的合同后来到北京的。李瑞环对马利克波尔的远见表示赞许，对为此项目尽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李瑞环认为，这一项目的签署有力地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最近，有许多外国朋友都很关心或者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能持续下去。他表示相信，如果这些外国朋友到中国来看看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些顾虑就可以很快消除。李瑞环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历史，大量的事实证明，实行改革、开放对于四化建设的推进，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问题，那是因为改革、开放搞得还不够好，而今后的困难如何解决，也要靠继续搞好改革、开放。李瑞环说，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也必须改进和适应。毫无疑问，由于我们长期封闭，对国外情况不太了解，加上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在思想、作风、政策、措施等许多方面还不适应。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使对外开放搞得更好，步子迈得更大。李瑞环对会见时在座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到天津参加合同签字仪式表示赞赏。他说，希望大使先生多跑跑这种地方，多促成这类事情，这很有意思，其意义可能超过具体项目的本身。
为了使处于困境中的中美关系早日出现转机，中国方面继续作出努力。1989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参加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钱其琛向贝克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一些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实际步骤。
10月2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钱外长在讲话中阐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根本不同，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中美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需要。其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发展经济贸易中获利。
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中美目前出现的困难并不是因为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是由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所引起的。其次，中国对纯属自己国内的事务实行什么政策，采取何种行动，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如果有人企图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那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首先要准确地了解事实，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其次，应该避免用本国习以为常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是非。如果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那是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我们不想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输出给其他国家。我们也希望别的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台湾当局利用某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出现暂时困难之机，加紧推行“弹性外交”，其实质是谋求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做法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美国政府多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希望这些声明能见诸于行动。
钱外长还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战后历史的发展表明，凭借军事优势发动军事入侵、对别国施加压力、实行经济制裁，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既不合时代潮流，也不能奏效。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才有希望，中国不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一贯身体力行，并主张在此原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讲话结束后，钱其琛外长还耐心地回答了美国朋友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传递中国的立场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对布什总统对外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肩负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１１月２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美国白宫在尼克松抵达北京之前就在一项声明中直言不讳地说：“总统正期待着阅读尼克松的报告”尼克松的发言人在谈到此次的目的时指出：“这是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的访问，以估价中美关系目前形势，并讨论两国目前所处的战略格局”。
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也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邓小平对尼克松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邓小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邓小平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在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邓小平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邓小平认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还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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