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送李新先生远行
作者：陈铁健
先生虽官至副部级，但散淡素朴，毫无官派。生活清简，不事铺张。工资之外，偶有少而低的稿酬，仅供日常生活开销，拮据时不免向人求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先生为写书方便，常住西郊办公室。室内仅设书桌、书架、床与沙发。与同事在会议室同观电视。九十年代，按副部级分配住房，房间虽大而多，仍用旧式家具。电视机老化模糊不清，水箱漏水不制冷，仍不能更新。先生八十寿辰时，学生们集资买新电视、水箱做为寿礼，先生才予接纳。客厅四十平米，先生原拟请冯其庸先生书写自寿诗《八十感赋》，要陈铁健书写“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补壁。后来说，且留一面洁白的墙吧。实际是容留一片供主人思索，供客人感悟的空间。近二十年间，每逢春节或国庆，友朋生结总与先生相聚一堂，聆听先生纵论文化学术，畅误下下大事。面对先生家从四壁的空间，真切感到论者的智慧、思想、文采在四壁回荡扑面而来。先生洞察古今，参透人生的话语，甩开一切陈词滥调，发人所不敢发，评人所不敢评，指斥时弊，切中要害。先生语带调侃，时发幽默，平静中不掩机锋，往往连说三四个小时，听者仍品味浓厚，毫无倦色。那是一种难得全新的享受啊！
知己的圣洁友谊
先生是教育家，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朋友也多，东西南北皆有。据不完全所知，友朋之中，京中有黎澍、李锐、周惠、关山复、韩天石、秦川、范用、孙思白、邓广铭、何干之、胡华、彭明、张腾宵、徐禾、徐滨、李庄、胡沙、罗青长、李直、蔡美彪、郑惠诸公，京外有蔡尚思、陈旭麓、罗义淮、赵世利、赵冬垠、史式、施宣圆和一些不知名的先生。先生待人谦和真诚，从不嫉言厉色，善于调和纠纷，排解矛盾，知之者皆称之为“好老头”。
先生与黎澍先生之间的友谊，格外深厚笃实高洁，数十年如一日。两公建国初期相识，时相过从，饮酒谈天，但相知尚浅，留有分寸。1964年，近代史所全员被派往甘肃张掖“四清”，两公与姜克夫三人，成为共议天下大事，思想完全一致的知己。对国际国内大事，对近代史所问题，三人倾谈，直抒胸臆，把问题研究到底。三人面对农村的极度贫困和三年大饥馑酿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现实，深感革命的胜利只是意味着敌人已被打倒，而民主富强的理想尚远在天外；专制遗毒帝王思想，不可能在战争中荡滌净尽。如果不发展经济，一味斗争再斗争，接踵而来的必将是更大的人祸。中国以至社会主义阵营会发生严重挫折，而个人迷信、独裁专利将使这种挫折难以避免，我们应为真理而斗争。“文革”打着“反复辟”、“防修”旗号，去反对并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办法是残酷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破坏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文明成果，并以“平等”、“平均”为名，降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而使少数特权者如“四人帮”等成为生活极端糜烂的奸侫宠臣。尽管天地如此黑暗，李黎诸公依然坚信黑暗会过去，光明会到来。去干校关，两公经常在清扫厕所时互通消息交流意见。从干校加京，只有一墙之隔的两家，几乎天天会面，分析形势，判断时局走向。事态的发展结果，几乎完全与他们的判断一致。
他们衷心拥护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但对某些人的顽固阻挠和前进道路上的复杂曲折估计不足。1978年8月，李黎两公与一位领导人同车从城里去西郊。在车上，黎公对那人说，“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那人说，要不断革命嘛。黎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李公说，林彪不是说革过命的命嘛！三人沉默许久，那人似有所得，说，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以后他就写文章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便他从来不提黎公及其他学者的发明权。李黎两公对周扬被那人整成植物人，深感不满，斥之为伪君子。黎公在“清理精神污染”中被整后心情悒郁，终被日益加剧的心脏病夺云生命。其时，先生正以急性胰腺炎发作住院，欲哭无泪，无力著文，只写挽联致哀。先生挚友陈旭麓、助手李宗一两先生，也在此前后遽然谢世。1989年冬，先生因病住院，想起去冬三友并丧，不胜痛心，手书七绝一首：“世间多少不平事，最痛好人命不长。我欲问天天不语，从来天道最荒唐!”悲怆之际，激愤随之。先生自谓：“1989年的天道，也确实荒唐，真正该骂。我那时心情的沉痛，岂是这几句诗词能排遣得了的？”这里，先生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一变而为怒目全刚，直斥天道荒唐，大徹大悟，痛快淋漓，其诗当以史诗视之。
先生每忆及与黎公友谊，便想到鲁迅与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那幅联语，说他与黎公并非一般的“私谊”，而是为了人类的光明，为了真理的追求所建立的友谊，故敢以鲁瞿那样的友谊的榜样。黎公逝去多年，时间并未熨平先生心灵上的创痛，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黎公的感伤之情有增无减。1991年冬，先生写《忆黎澍》词，有句云“长叹息”，“何堪忆”。1993年，写《黎澍五周年祭》诗，沉痛之情尽蕴笔底：“四清方有悟，文革更幡然。与亡探其律，沧桑知所原。奈何君早逝，狐鼠尚苟安？且待三五年，奠酒为君欢！”先生追恩黎公心切，时于梦中相会。观先生诗文手稿，有1992年《梦澍黎》诗，记梦中与黎公在灵通观寓中畅谈。1997年10月，先生以《耕耘与收获》为题，摘记黎公语：“为名为利，自己出力。不可掠他人之名，不可夺他人之利。”同年先生在《知己的怀念》文中说：“1998所，你小同年祭的时候，我们会为你奠洒，不为你哭而为你欢了。”1998年11月17日，先生佳访黎公夫人徐滨，得知12月9日将在近代史所开大会为黎公举行十年祭。先生说一定到人地，并发表讲话。11月24日，先生因小恙到北京医院就诊，被留住院检查身体。其时，黎公追思会召开在即，先生急于出院参加会议并发表郁积多年在心的讲话，医生不准，先生焦急伤感过度，竟激发心脑急症，终至偏瘫不起。
先生教诲永记我心
先生是我的导师；从学业到人生，都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导师。
1961年冬，我由东北三省抗日联军历史编撰委员会派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日伪战犯案卷。每逢周末，在近代史所进修的李义彬同学都邀我进城小聚是，一起住在东厂胡同原黎（之洪）大德堂东山八角亭。其时，李新、何干之、孙思白、陈旭麓、彭明都在东山一排平房设用工作室。彭明先生建议我来京边进修边编书。我征得东北方面同意，1962年2月底即来京进修。先生正助吴老撰写回忆录，要我收集历史背景资料。半年后，先生建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考研收入减少，先生嘱我必先征得父母同意始能报名，可见先生思虑周到，关心备至。研究生学习生活清苦紧张，但精神颇感愉悦。先生及编书组诸师长的深厚学识和循循善诱，近代史所的丰富藏书和学术氛围，使我如坐春风，日有长进。这种美好的岁月，一直延续到1964年秋天，远赴张掖参加“四清”运动之前。其间，虽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喧嚣，但对在良好小环境中闭门读书的我来说，可以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先生再三说，今后大家就努力读书、研究、写书吧！别的都不要去管它！授业中，先生除开列必读和选读书目外，反复叮嘱：知人论事，均以真实为基础；史学重实证，不靠“以论带史”，更不可趋时作伪。史学不以理论为重，却不能拒绝思索；思索，在我们这个社会尤其重要。每当想起先生这些教诲，便深感先生思虑之深，见识之远。过去相当长时期，在自视为终极真理的指挥下，在非白即黑非好即坏的简单化思维方式误导下，中国人饱受人间苦难，思想压抑，精神屈辱。文革十年，史无前例，遗害无穷，其根源即在专制者以愚民政策蒙散人民大众，以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至今不能完全摆脱贫乏与苍白。
我从二十八岁起，亲受李新先生教导，又得益于虽非直接受业却对我悉心关照具体指导的黎澍先生。两公，一位是从四川走出的学生领袖，从延水河畔到太行山麓，穿过军装打地过游击的战士和教授；一位是从源南走出，在上海、成都、桂林、香港长期从事地下文化斗争的战士和学者。两公共同的人生信条是：反专制，争民主，斥教条，去育从，倡言政治改革，崇尚思想自由。他们清贫一生，不为名利所感，不为权威所屈，更不以权威自居，敢想、敢言、敢作、敢为。我以有这样的师长，而心存自豪，无比荣幸。我将以他们的言行为楷模，身体力行，继承他们的遗忘。
先生卧病五年有余，虽口不利于言，却目光如炬，视人如直窥肺腑；一手虽僵直，另一手却坚执不放，惟恐来访者离去，其心底波澜可以想见。
先生已矣，我要请书家用擘窠大家书写一幅挽联，送先生远行--
领导川东学潮，
参加民族抗战，实施冀南土改，呼唤政治革新，反专利，争民主，求国典，八十年奋斗不息。
投身大学教育，参予文字改革，深研民国史事，努力文化复典，斥教条，除迷信，去盲从，五十载始终如一。
2004年2月14日写于水南斋
时大病咳喘如吼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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