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怀念李新同志
作者：佚名
座谈会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伟华主持。中央党史研究主任孙英同志在大家发言后说：我和李新同志没有供过事，但是我来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三年多的时间，和他在医院的几次见面，尽管他已经不能交谈，但是他那种待人热情、宽厚、亲切、是能使你直接感受到的。李新同志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老领导、是长者，是学术界的权威，大家对他在生前十分崇敬，身后十分怀念，他工作过那么多单位，最后可以说落脚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他这些年来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可以说，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有今天的发展，是和李新同志多年来辛勤的领导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 忠诚的历史学家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秘书长魏久明：李新同志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的朋友。在抗日战争中，他做过青年工作，担任过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在延安，他和胡乔木同志一起办过《中国青年》杂志。我也长期从事过青年工作，也办过《中国青年》杂志，因此，我们能比较容易接近和交流。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10多年中，我们成为忘年之交。李新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好客。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历史，谈时事及其他感兴趣的问题。有时道别时，他总是说今天我们没有谈完，下次来再谈，并嘱，有空就来。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多广，而且胸怀坦荡，言之精碎，听了受益匪浅。
李新同志是忠诚的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主义革命建设，李新同志都参与过，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很多关于“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经验教训，是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地位的升迁，甘于寂寞做个史学工作者。他说，我们有责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编撰历史，使它真正成为信史、真史。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一带，他一度曾在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有时在一起聊天、下棋，和邓小平同志有过很好的交往。1950年，邓小平同志给他拍来电报，要他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西南军区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和工作职务。经过慎重考虑，他婉辞了，他决心要搞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工作。他说，他当时没有考虑地位待遇问题。宁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赶“热乎”。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李新同志除了一段时间管教学工作外，他的主要精力是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等巨著。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多年，他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和编撰历史，基本上没有参与管理中央党史研究的日常工作。
作为一位史学家，李新同志非常强调史德，写历史要秉笔直书。他说：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是很难的，首先在政治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筒，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经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90年代初，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干部春节团拜会上说，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原性，写历史不能讲假话。他非常厌恶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把历史歪曲了，更不能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了。他说，我认为最多写30%的虚话和套话，70%的写真话，不能写一句假话。
优秀的教育家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腾霄：50年代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个时期内我是在李新同志领导下，后来他抓教学工作，我抓研究工作就分开了。虽然分开了，但是等于还在一起，党委开会、党组开会、校务会都在一起。在人民大学期间，李新同志有很多创造性的意见，对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年我们进城以后，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个大学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那时主要是首先向苏联学习，有几十个近百个专家都在教课。李新同志是管学校的整个教学工作，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一个问题是如何学习，一个问题是如何联系中国的实际，在这些方面，李新同志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对人民大学的建设是有很多别人否定不了的功劳。不仅在教学上，而且在学术上他也有很深的造诣。总之，李新同志是我们党优秀的教育家，他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包括我自己在内。
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董修荣：
名师风范永留心田
李新老师离开我们已两周了，他终于挣脱了纠缠五年的病痛，到了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他是五年前住进医院的，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五年前，我们几个师兄弟为了给李新师庆祝八十大寿，准备给他送一件礼物。送什么好呢?经商量，决定买一台冰箱，因为他家的冰箱又小又旧，无法再用了。真是很难想像，一个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老教授、抗战前参加革命的副部长，竟然使用那样破旧的冰箱。但是，新的冰箱他没有用上几天就住进医院了。五年来，如没有特殊情况，我几乎每月都去医院看他一次。近年来，看到他在病床上饱受病魔的折磨，有时候心想，与其这样痛苦，不如走了好。但现在，李老师真的走了，却又十分悲痛，心里又想，要是李老师能再回来，那有多好!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至今我跟随李新老师二十多年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诲人不倦的严师，廉洁奉公的领导，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老黄牛。
李新师在1936年就参加革命。在革命年代，他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祖国的独立富强，曾出生入死，忘我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他转战到教学和科研战线，成了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和著作等身的学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胡乔木同志提出要编的三套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民国史，他一人就承担了其中二套书的主编任务。现在，他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通史》(十二卷)、《中华民国史》(十二卷)都已完成，在海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至到他离休为止，他一直住在中共中央党校南院八十三楼。在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里，除了后勤部门配置的简易沙发、长条桌子和书架外，他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为了完成书稿的编写任务，他成年累月吃住在办公室。他住在中央党校南院期间，每天中午拄着拐棍到党校食堂打饭。打饭的人多，他就和大家一样耐心地排队等待，从不以知名学者和副部级领导的身份要求任何照顾，往往中午打一次饭吃一天。他身上穿的、床上盖的都是用过多年的十分普通的棉花制品。他虽然自己生活十分简朴，但看到周围同志有困难时，总是慷慨帮助。按规定，他可以享受使用专车的待遇，但当有关部门提出要给他配专车时，他婉言谢绝了。李新师就这样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自己的一份奉献!
李新老师离开我们了，他的肉体已被火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消失的只是他的肉体。他的为人，他的品德，他的精神，他的音容笑貌将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
关心和爱护年轻同志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离休老同志王洪：饮水思源。我首先要说的是李新同志是我奠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的引路人。1946年至1947年我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1948年5月到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政治部初步学习了几个月的革命理论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结业后，班上大部分同志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前往北平、天津参加接管城市解放的工作，我被留校做政治理论辅导员。李新同志是当时政治部的负责任。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底子都不厚，由于工作需要，边干边学。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他亲自指导我们的学习。学习的方式是以自学为主，每周辅导以两次集体讨论。讨论会都是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内进行。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对马列主义原著中的基本观点，都能给予精碎的、深入浅出的进解；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些较难理解的问题，解释得通俗易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接下来一段打基础的学习，是在人民大学初建时期。李新同志任教务部副主任，并曾兼管过中国革命史教研究的工作。他领导我们一帮年轻教师，边教边学。这时制定了更系统的学习计划，对马列以及毛泽东的重要著作，逐篇学习、讨论。他提倡写读书笔记，讨论时要求写发言提纲，对发言好的，予以表扬。那时大家都比较自觉，很多同志受到他的鼓励，我也是其中之一。
上述两个阶段的理论学习，给我打下较坚实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找到了自己继续学习精进的门径，并增长了独立进行教学和科研的能力。
第二，李新现场关心年轻同志的培养和成长，常常为他们提供发展自己才能的广阔空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虽然没有长期直接在他身边工作，但都始终得到他的关怀。据我所知，他对许多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年轻同志，都倍加关怀和爱护，这是令人难忘的。
再就是想讲一点李新同志的学风。他是位真正治学严谨的史家，树立了良史风范。他强调史统，反对“曲笔”。中国史学史上所说的良史三条件。才、学、识，他都具备。他最初是从事行政领导工作的，后转到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这是情性使然。他酷爱历史，钟情于学术研究。他在50年代帮助吴玉章校长整理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并获得成功。据说毛主席看了吴老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后说，“见书见人”，“书如其人”。对写回忆录，有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李新同志也由此步入历史研究的佳境。
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李新同志曾长期在近代史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对近代史所的发展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李新同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华民国史研究事业的开拓者。1972年，李新同志受命在近代史所组建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民国史研究室)，开始了创立一门新学科——民国史研究的创业历程。举凡与民国史研究相关的方方面面。李新同志都曾躬亲其事，殚精竭虑，克服诸多困难，与研究同仁共同努力。有关民国史研究的对象、原则、框架、体例等等，都是当年在李新同志领导下，由诸多研究同仁共商而定，并为学术界沿用至今。现在，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成绩斐然的一门学科。饮水思源，当李新同志离我们而去之时，我谨代表我本人所在的民国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对李新同志的逝世表达我们深切的悼念之情与追思之意。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培养更多的人才，以此告慰于李新同志。
我本人是李新同志老师的学生。1981年，我报考了李新老师的民国硕士研究生，当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第一次见到李新老师。在这之前，李老师在我心目中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很早就参加革命、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见到李老师之前，心中难免诚惶诚恐。但见到李老师之后，我很快就感觉到，李老师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温和开朗的长者，在与他交往中不需要任何的虚饰与矫情。
一份提案和一篇短文的产生
李新同志的儿子李小明：1978年到1982年间，我因就读于清华大学，就近与他同住中央党校，对他在这段时间里的一些活动较为了解。我想就他在五届政协会上的一个经他首倡，后有80多位委员联署的提案和他的一篇短文《革命、改革、改良》的产生向大家作一简介，籍此寄托我对他的思念之情。
乐于而且善于和比自己年轻的人交流，是父亲性格中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更是如此。哥哥和我在“文革”中上山下乡插队多年，每次返京时他总是和我们深入探讨农村当时的现状和出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不赞成，只是没有像在座的张腾霄伯伯那样，曾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几年之久而已。在亲赴他曾经战斗过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改革开放之初，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带头首倡提出了“撤社建乡”的提案，一时间响应热烈，联署的委员达80多人，并很快成为中央决策，为加速农村改革的进程，父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人们囿于传统，对于“革命”和“改良”这两个名词仍有普遍的褒贬和扬弃。提到改良，联想康梁，我在与父亲同住期间，因兴趣故对他身边诸多的图书资料进行了泛读，深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争中，改良派的主张并非一无是处。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常常和他发生热烈的探讨乃至争鸣。这一次我们父子就革命和改良的讨论恰值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后不久，大家普遍对革命这个词语的内涵产生了新的思考。革命未必都好，必良不是全糟。人类历史上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并不多。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对社会矛盾的非暴力改良和调整，因而改革是个介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好词。上述这些大概就是父亲当时这篇小文的主题思想，首发于何处我已记不清楚，上海文汇报似乎转载过。他的这个思想与我们目前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强调有序和安定稳定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