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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刘少奇在北方局党校的讲演
作者：李 新
胡服是在北方局党校作的报告，由彭德怀主持。彭亲自为他倒水，作介绍，并认真地听他的讲话。彭对刘少奇的态度很尊重，可以说已达到敬如师长的程度。但刘少奇却满不在乎，他的讲演，使我大吃一惊。虽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但讲演的内容，以及他们当时的神态，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刘少奇从抗战开始讲起。他说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当时主持的北方局就号召青年(学生)，脱下长衫，上山打游击。于是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青年，分散到华北各地，利用各种关系，发动了游击战争。这叫做“撒豆成兵”。他特别强调，只要符合客观形势，撒豆就可以成兵。由此说明，他在北方局时，华北的局面打开了，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局面打开以后，就应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依靠农民，自下而上地建立民兵、游击队、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不能只靠正规军来坚持抗战。他说：依我看，你们华北现在还是依靠八路军(老红军)打仗，没有形成真正的群众游击战争。听说“五月扫荡”后，这里的老百姓还不欢迎你们回来呢。
然后他从华北说到华中。他说：新四军成立后，两眼只望着国民党，只想从国民党那里去领钱领枪，而不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政权，靠人民吃饭。所以队伍老是那么一点点，扩不大。南京、武汉失守，国民党军大溃败，到处是枪，就是拣枪也要拣它几万嘛。那时，敌人后面的地方大得很，随便也可以建立它几十个县的政权。但是，就是不敢，就是要看国民党的眼色行事。结果怎样呢?连军部都让国民党消灭了，军长也作了人家的俘虏。后来，中央要我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看，江南不行了，就到苏北去。到苏北，先集中军队打开局面，然后抓住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土地革命可以中民农民翻身，减租减息也可让农民翻身嘛。减租减息以后还要交租交息，就可以依靠农民把地主也团结起来抗日了。你不减租减息，农民能起来吗?你不依靠农民，难道能依靠地主去抗日吗?现在，我们苏北的农民起来了，地主也被团结起来了。我们村村建立了民兵，县区都有游击队，县游击大队还具有地方武装的性质，和军分区的武装密不可分。至于军区部队，那就已经正规化了，可以和敌人在运动战中打正规战。现在我们的正规部队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政权也建立起来了，我们自己有钱了，我们不求谁，因此谁也不怕。敌人来，既有群众游击战争，又有正规军作战，我们的根据地的规律：1、用部队打开局面；2、抓紧时机，发动群众；3、建立和建设各级游击武装，扩大正规部队，建立和建设各级人民政权。这样把一块一块的根据地建立并巩固起来，然后再加以扩大，并把多个根据地设法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把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都建设好了，巩固了，并连在一起了，那时无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顽固反共势力，都奈何不了我们。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还要努力奋斗!
从他的讲演中，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北方局时，北方局的方针是正确的，他走了以后，就出了问题。他到华中局以前，华中的方针是错误的，他去纠正了错误，华中的方针就正确了并且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尽管他的话很不谦虚，态度似乎有些傲慢，批评的口吻毫不客气，但是道理是那样明白，事实是那样的清楚，所以他结尾的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这次讲演中，同志们还向他提出了不少的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答。其中一个同志问道：王明说中国革命有几个战略阶段，大革命时期是一个战略阶段；十年内战是第二个战略阶段；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进入另外不同的战略阶段了。不知胡服同志怎样看?刘少奇轻蔑地一笑，不暇思索地就回答道：不能那样看，革命战略问题首先是革命力量配置的问题。中国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一定时期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也就是大资产阶级)根本不是革命的动力。从党成立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参加抗战的也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同盟军，甚至还只是间接同盟军。革命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革命打击的方向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也是从党成立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今天抗日只是打击的重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革命对象已经改变了。从二十年代到现在乃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战略基本上没有变，也不会变，但局部的改变是有的，如革命动力和同盟军的扩大和缩小，以及革命打击重点在一定时期有转移。这种改变是局部性的改变，不能说是战略阶段的转变。从大革命到抗日，革命经过高潮、低潮又发展到高潮，我们的策略应该根据形势作相应的改变。从大革命到十年内战，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看不见也不肯承认革命进入低潮，无论组识形式和斗争形式都没有及时转变，一味左倾蛮干，结果吃了大亏。现在抗日战争来了，革命到了高潮，我们应抓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发展我们的力量，争取革命早日胜利。我们绝不能两眼看着国民党，认为它能领导抗日，领导革命。皖南事变的教训还不深刻吗?别再糊涂了!
刘少奇的这一通讲演和他回答问题的这一席话，影响深远。本来我们当时在北方局以及华北各地区的干部，对北方局的领导是无限信任和尊崇的，但自从听了他的报告以后，便敢于怀疑、敢于独立地思考问题了。因此在1943年太行分局召开的温村会议(全分局的高干会议)上，由薄一波、安子文带头，对北方局的领导，从方针政策到许多具体问题，都提出了意见，展开严肃的批评。由于彭德怀、罗瑞卿等北方局领导成员不接受批评，这次会议实际上无结果而散。随后中央把他们(彭、罗、薄、安等)都调回延安整风，于是在延安就有几十天对彭的严厉地批评。这个问题，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主席还把它作为彭与他不能合作的罪证，彭并因此而倒大霉。
从这次讲演，可以看出毛刘思想确实相通，无怪乎刘少奇后来能提出毛泽东思想，把它系统化、理论化，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化折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著名决议中，一方面称颂毛泽东是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另方面又称赞刘少奇为白区正确战线的代表。刘少奇在十年内战期间并没有全面领导过白区工作(全面领导白区工作的长期是周恩来、后期是张闻天)，而白区工作又说是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因此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逻辑上说，刘少奇这个正确代表都不存在。可是，为什么又会出现两个正确代表呢?而二十年后这两个正确代表又由于至今也说不清楚的原因，一个打倒了另一个，这又是为什么?历史的谜底究竟如何，能不令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