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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在红军长征中
作者：于肖平
出席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到江西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的命令到达红二十一军，由林发接任该军参谋长职务。寻淮洲、李井泉觉得，宋时轮暂时还无法离开，立即向周恩来、朱德报告：林发在登仙桥战斗中负伤，现正随队养伤，身体情况尚难尽快投入工作，宋时轮暂时还走不了。
到1933年春夏之交，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因到红军学校学习，军区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李富春敦请红一方面军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5月6日，宋时轮告别红二十一军寻淮洲军长、李井泉政委，匆匆赶往江西军区。几天后，由于方面军部队整编，红三军团第七军与红二十一军合编组成红三军团第十五师，红二十一军完成了它自组建以来的历史使命。
宋时轮到职后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罗明路线”，让他很不理解。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时候，碰到也在治伤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二人长谈过一次。罗明出院之后，按照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意见，亲自前往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博古在二三月间进入苏区途经上杭的时候，罗明去迎接。见面时博古很不高兴的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直言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为此，
博古到苏区后很快就做出决定，在党内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并且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使宋时轮不可理解的问题是：罗明只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
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中共中央局于6月上旬召开第二次宁都会议。第一次宁都会议是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作战方针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无条件的去攻击强敌。会上，中央局的一些成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右倾主要危险”等等。宁都会议之前，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军事问题方面符合实际的一套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代表团却认为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否定中央苏区的工作，实质是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所谓反对“江西罗明路线”，其实质是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的继续，目的在于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而博古认定前次会议是正确的，并且强调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①作为作战科长，宋时轮出于协助总指挥做好各方面军事工作的目的，同列席会议的江西军区负责人陈毅交谈时，从多方面了解了毛泽东关于反“围剿”作战的方针与方法。1986年10月，宋时轮回忆说：第二次宁都会议时“陈毅还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一同建议请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为江西省机关干部作报告，其用意是给毛泽东提供申述观点的讲台，但未获会议主持人的批准。”②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之后，强调指出红军中不存在“罗明路线”。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③在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的路线，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却被指责为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4人做出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重提旧事说：“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由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共产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临时中央不便点名批判，博古等人就拿邓、毛、谢、古开刀，借以打击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一语道破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是以博古为首领导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条件下召开的，宋时轮在这个会议之中和会议之外，发表了一些同会议中心议题相反的意见。1953年初，宋时轮忆述道：“我当时的中心意见是谢维俊、毛泽覃两同志在江西第四、第二两分区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政治和军事的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各该区域的工作，不管从做法和结果上来看都应该认为功劳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基本错误，那么成绩的结果就无法解释。因此，我觉得应从实际的具体事实来看问题，决不能单纯坐在房子里面来想问题，乱加上一些帽子，戴在人家头上，就算作是你的错误，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会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做工作了。因为这是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④总之，“不要委屈谢、毛两同志才好”。在反对“江西罗明路线”及邓、毛、谢、古的问题上，宋时轮的意见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也没有得到认可。
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50万兵力，实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原则，在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不久，红一方面军确定在北线乐安、永丰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配合方面军主力作战，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同时兼西方军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军区代理参谋长、西方军参谋长，编入西方军的部队有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团，工人师、第十四师和江西军区地方游击武装。宋时轮协助陈毅组织指挥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1934年2月中央警卫师改编为第二十三师）和西方军各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深入敌后袭扰敌人，破坏交通截夺辎重，瓦解敌军并组建新的游击武装，对密切配合方面军主力反“围剿”作战发挥了主动的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指挥独立第二、第三团，在新淦、崇仁间七琴街地区作战，击溃保安第二师，活捉师长李向荣。“中革军委认为，独二、三团这种壮烈的动作，足以为各部队挺进游击的模范”，⑤由于战绩突出，获得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授予的“挺进游击的模范”奖旗。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结果，将“邓、毛、谢、古弄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这件事的结果使宋时轮很痛心。在医伤的过程中，开始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不愿在地方部队工作的思想情绪。伤愈后，他反复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经批准，如愿以偿。
宋时轮打点行装，于1934年初春踏进早已向往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校门。中央红军大学也称“郝西史大学”（简称“红大”），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何长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校址就在瑞金县城。宋时轮到红大报到后，被编到上级参谋科，没有编入上级指挥和高级指挥科，他心里好大不愿意，觉得一个军的参谋长，即使是从江西军区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参谋长，怎么说也是一级部队的指挥员，到指挥科是正当的，为什么要编到参谋科呢？就是心里不愿意，他在组织上还是服从了，初来红大“并且是组织上的决定，只得服从”。
在参谋科学习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红大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自中央直至支部乡政府，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工作……帮助当地红军家属耕田、收获、砍柴、挑水等工作”，⑥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的工作。这次是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负责上泥的一位参谋科的同学，每担弄得都很重，而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的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告诉负责上泥的同学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可是结果这一担装得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⑦
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结束，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那位年轻同学向党小组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马上就开了他的“斗争”会，会上他反复申明原话是：“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但是，那位年轻的同学硬是坚持说：宋时轮讲的是“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其他同学因当时都不在场，不了解事情的真实面目，随声附和说：宋时轮对错误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他的直率、坦诚和实事求是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更加愤怒地说：“你们想学得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那就杀了我的脑袋我也不干。”党小组没能解决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支部决定给他警告处分。越是带有强迫性质的批评、处分，他就越是不能接受。支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又提交给红大，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宋时轮，就是在全校会议上“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在全校大会展开斗争后，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三个月”的处分。
提出宋时轮“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问题的领导，1933年2月4日曾签发训令指出：红军中过去肃反工作主要的错误是肃反机关没有系统的建立肃反工作制度，而是由军事的或政治的机关，甚至由各级指挥员代为办理。因而造成乱捉乱杀、职权散滥，引起莫大恐怖，使肃反工作更增加错误。要求各级不得再继续过去的错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年后的今天，宋时轮依然没有躲过“继续过去的错误，职权散滥”的厄运。
宋时轮曾回忆说：“被开除党籍时的思想是异常激动，开始认为学校负责同志的不顾事实真相随便结论处理是不正确的，这是学校负责同志的错误……每一回想起这段事情或遇到一件什么可感触的事情时，却引起内心叫屈，以至痛苦得很。然而每次痛苦之后，都只有得出坚决革命到底的结论，使自己更加奋激，积极学习与工作。因为只有如此是真理，同时也才有把委屈大白于天下之一日”。⑧
发奋努力，认真学习的态度和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开除党籍之后一个月，宋时轮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把他由上级参谋科提升到高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在高级指挥科的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将他从高级指挥科调出来，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长征路上保持红军本色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错误指导，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坚持一年之后，终归于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担负培养营团级军政干部。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仲伟剑；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鸿泽。长征出发前，参谋长钟伟剑找宋时轮谈话说：“由于你有一些军事技术，现在准备带你随学校出发，你应很好工作……”。这样，宋时轮以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的身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宋时轮并没有因为不在党而无所事事，他按照自我反思、学习提高的方法，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认真、深刻的探讨。他认为：严格说来，红军的历次反“围剿”作战都是在敌人进攻红军防御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客观存在。前几次的胜利，根源在于作战指挥的正确上，而第五次反“围剿”在作战指导上确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红一方面军要不停顿的进攻，完全脱离了中央苏区的客观实际。防御作战要积极采取“攻势防御”的行动，这是对的，而“攻势防御”的立足点仍然是防御，不是进攻，战争指导者的错误战略，断送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谁人都回避不了“继承”，“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前四次反“围剿”是古，第五次反“围剿”是今，为什么战争的指导者就是不去学习、继承前人和古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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