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抗战烽火求学路
作者：王德懿
长江恩育步黉宫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震憾了世界，在这血与火襁褓的洗礼中，我脱胎降临。壮烈的时代或许会造勺不平淡的人生。
童年，祖辈除留下本土上殷实的一笔家产外，更传导了让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精神。星梦岁月，衣食无虞的我常去水隈沱边，不是拾贝嬉石，就是数帆点点，或凭栏远眺，遐想大江尽头天边的世界。
十年花季，展蕊吐芳，扬枝校园。1936年，我高中毕业于巴渝巾帼人才的摇篮--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受著名革命活动家张闻天、肖楚女任教时播下革命火种燃烧的影响，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与10余位本班同学首创巴渝女子集体出走闯天下求学的壮举。我们拱乘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过夔门、出三峡，沿江东下。就在“东方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我独自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成为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女生。
记得我国著名学者钟伟臣院长在我报到时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一个内地妙龄女子，千里迢迢来交大求学，实属不易，望能学成报国。”
当年，两扇朱红色堂皇的大门，领冠着绛檐绿瓦，显示出一代最高学府的辉煌。全校妇生不到30人，可谓凤毛麟角，且一律短发长袍，外套羊绒毛质开衫，半高革履，胸佩三角型蓝底白字镶银边“交大学生”的挂链校章，左时叠书，右手得意垂摆，一字行步，名秀芳华，尽展风流，深受时人青睐。
那时，我一方面在课堂中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营养，刻苦钻研学问；另一方面在运动场上十分活跃，特别喜爱排，作为校队正式队员，常与上海中西女中等女排劲旅交锋。学习生活从未这样快乐、充实和自豪。
狼烟四起流亡情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暑假中，：“八·一三”的淞沪会战，上海沦陷。战争的硝烟窒息了我们的学业，咆哮的黄埔江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神州被掑裂了，到处是血，是泪，是痛苦的呻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纷纷奋起，爱国抗日激情空前高涨。我镂骨铭心地记得抗战初期民族的一曲壮杯之歌：“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响彻中华大地，在祖国母亲的胸中荡气回肠，召唤着她的儿女，用血肉筑起一道铁壁铜墙。就这样，学生中有的高唱抗日救亡歌奔赴前线，有的悲吟“流亡三部曲”转移到大后方。
这样，学生中有的高唱抗日救亡歌奔赴前线，有的悲吟“流亡三部曲”转移到大后方。
书不能读了，我眼含热泪，告别了交大，带着国仇家恨，回到重庆。
当时，连接沪渝两地的主要交通乃是一条千古长江水道，由于疏散内迁的人太多，购票十分困难，加之当时的强华轮船公司已经封停，我和复旦大学的邱萍等（原同班求学生）同学很不容易才挤上民生轮船公司一条船。在船舷过道找到了一席之地，搭地铺安身，只不过这时候，我们同船道同时令西上与一年前的感觉却大相径庭。心情之沉痛、悲愤，可想而知。渐渐地远离了太平洋上刮来的胜风血雨，我们与满船国人悲伤地涔涔垂泪，辗转返渝。
重庆大学在大后方敞开最慈爱的母怀，万般热情周到地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并以空前借读的形式，谱写了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段特殊的篇章。过校后，我荣幸成为了新开设商学院的首届学生，借读的特别班里。次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来院执教。
男生宿舍在文字斋，女生宿舍在饶家院。在这个温馨的家园中，生活着未来的精英。大家师生关系非常亲密，同学感情十分融洽，怀着一个共同的有望：打败侵略者，收复我河山，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发奋学习。清晨，我们随咣声起床，集合在大操场（今团结广场）参加晨练；白天，我们全身心投入辛勤的学习；黄昏，我们便温步在理工学院旁沿江的小路上，关注时事，议论前方战况，偶闻东北同学的悲歌低吟，还禁不住平添了几分酸楚、几分凄凉；晚上，我们仍然挑打夜读。此情此景辟出了大后方“文化三坝”之首--沙坪坝“坝上迷人黄昏”的“鸳鸯路”，点燃了陪都八景中的“沙坪学灯”。
周末或假节日，我和同学们三五个成群总还要跨出校门，去尽情领略那“学府风光”坝上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印像最深的是沙坪书店，卖的均是进步书籍。还有那山城的担担面，磁器口的花生，歌乐山的地瓜也常能一饱同学们的口福，使其紧张的学习忙里偷闲，获取战火青春生活中难得的一点愉快。
一度花开叶落。不久，我看到一则登报启示：南京迁来的中央政治大学在小泉招考，出于对学校品牌的慕名，我一考又中榜了。在该校会计系开始了新一轮课程的学习。此校实行战时教育，军事化管理和生活上的供给制。4个月后，我得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到了贵州的平越山区，又萌生了一个执着求学的念头：我要以无畏的气概，再度负笈千里，去叩击、挑战那贵州山的原始、野蛮与神秘。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能完成所学专业，报效祖国。于是我毅然不辞而别前往。后来高云鹏（旅长）教官得知此情况后十分惋惜，还曾0写信寄到我家，让父亲劝我返校。
独闯贵州《南行记》
1938年冬天，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季节。30年代的蜀道，进出仍如上青天。濛濛的海棠烟雨中，浓聚着万千惆怅，无限悲凉。这时，我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少女，眼里噙满了对故土眷恋的泪花，心中想到歌乐山的松涛回荡、嘉陵江的涛声依旧、花溪河的波逐涟漪，想到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还有那家中已过半百衰老的爹娘。“巾帼有志齐须眉”，哥哥用这样的话鼓励我，为我壮别。寒风中，几经周折，我终于寻找并搭上了一辆运山货到贵州的“老牛车”，开始了人生最为悲壮的少女孤身《南行记》。
娄山关，自古川黔的“一夫”通衢，72道拐，据说每拐下面都会有一批车骸和人骨。“掉尸岩”，陡峭削壁高万仞。这条川黔公路是战略要道，山高谷深，险象环生，坐在车上，真是让人名符其实地提心吊胆。一路上，我历经了千难万险。冷冷清清与“三藤、老树、昏鸦”结伴，凄凄惨惨与“古道、西风、瘦马”同行。闯过了强盗的打动，土匪的行霸，兵痞的敲诈。
一天夜晚，风雪交加，我来到一个很贫穷的乡场，黑魆魆狭窄小街的尽头，有两盏纸糊的灯笼贴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驿站时语，在其烛火般的光透下，象两只鬼眼忽闪忽闪，高挂在一个“么店子”的门前，从阴森中晃来，又向凄厉中荡去。带着一天的疲惫，我顾及不了恐惧，便投宿了进去。这是一楼一底的木绑房，板壁简陋，四处透风。屋内能作伴的除了那一盏菜油小灯映照着的“魍魉”身影，就是那起居行走，开关门窗都不时传来“叽嘎、叽嘎”恐怖的响动声。半夜，一阵“窸窣、窸窣”拨木门栓的声音使我惊醒，一个手无寸铁的年青女学生，怎抵得过这些“棒老二”的偷袭，我害怕极了，蜷缩在漆黑单人房的木板床上哆嗦，几乎绝望了，突然街上传来“来人呀，抢东西了”嘶哑的叫喊声，顿时，外面有了喧闹，继而我不敢再睡，拥褥而坐，一直等到了天亮始觉平安。第二天方知昨夜确有一小团伙强盗行劫此地。
四天的折腾中，“老牛车”在崎岖泞泥的道路上颠簸，在荒无人烟的秃山野岭中穿行。总算越桐梓、过遵义，抵达贵阳。
贵州的省城，的确热闹。我犹从严寒的冬日走进了温暖的春天。短短四天，漫漫俨然两季。在旅馆，我幸遇交大唐院来贵阳办事的朱自芳等几位同学，一阵寒喧，倍感亲热，后与她们一同前往，到马场坪，又步行了18华里山路，终于投向了母校的怀抱。
路上，听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同学晏源定告诉我学校迁移的艰辛：抗战爆发后，交大唐院本搬到汀潭，随着长沙大火失守，才决定再迁此地。一路苦难，难于言表。如在火车上，由于拥挤不堪，根本无法上厕所，稍有走动便会招来一片怨声。她特别说道：茅以升院长作为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不求高官厚禄，献身教育事业，亲自率领全体师生从北天南长途迁校，感人至深。还有教体育课的徐家增教授，想到战时办学的经费拮据，为了未来国民的身体素质，他不顾千里跋涉，将笨重的单杠、双杠、跳远撑杆等体育器村随身装卸搬运，在抗战迁校的历史中真是留下了一片丹心，两行脚印。
烽火弦歌交大人
贵州的山区，地脊民穷。素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可是，平越风光独秀，富泉山巍屹，四道古城门向东西南北洞开，诉说着它那古老的故事。当地盛产胡桃，内仁白嫩，外壳酥脆，还有凉薯（地瓜），其细嫩如鸭梨，加之附近为苗族世代居住地，因而颇有“甘其食，美其俗”的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战时一方“风声雨声夹着读书声”弦歌美景的教育圣地。
学校座落于老式文庙，两边的儒访就是教室。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笔记、传抄与背诵就是课本、教参和“图书馆”。生活也极其清贫，吃的是焅米杂粮，粗菜素食；住的是篱笆房，睡的木板床，夏遭蚊叮虫咬，冬受天寒地冻。每个学生配发了一盏小油灯，以供夜间的学习生活。全校师生员工学于斯、劳于斯、住于斯、生活于斯，其乐融融。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忘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同学们在中国共产党与外围组织“民先”的领导下，组建了学生会、读书会、女同学会、漫画学会、宣传队、歌咏队，并成立了各种进步社团，如“越光社”、“山城社”、话剧团，创办了《呼声》壁报等刊物。我参加了由“民先”队员（同班同学）黄家骐、李范初、王家林倡导组织的“越光社”（由平越的救亡烽火而得名，主体为41届铁道管理系学生），并在举行参加仪式的茶话会上签名。社长刘立绪、总编辑黄家骐他们精心组织了该社，还在校外租房屋办公，把《越光周报》办得很有特色，被誉为平越的“大公报”。我也曾经常在第四版妇女专刊上投稿，发表《女同学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有关文章。
当时学校开展的抗日救忘宣传活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在平越地区熊熊地燃烧起来。同学们高唱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风》、《九·一八》、《抗战进行曲》、《八百万壮士》、《延安颂》，演出抗战话剧《凤凰城》、《塞上风云》，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我们还开办了街头墙报和民众夜校。记得有一个晚上，我正在教课，突然看见老式花格子窗的外面，一张被灯光映得能红而幼稚乖巧的小圆脸，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顽皮地笑着对我喊到：“教师，我要读书”!我先一怔，便打量起这个穿着朴实的小女孩，大约六、七岁，仿佛是一个小天使，接着我把她招呼了进来。这事给我留下了甜美的回忆。
1939年农历元宵佳节，也是苗民的重大节日。我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宣传队，到远离70里山路的苗族聚居地野鸡坡演出抗日话剧和举行歌咏活动。我们分住在简陋的苗民家里，拉家常，他们亲切地叫我王么妹（当地苗民对女学生均称么妹）。我们在苗区进行了访问、宣传、联欢，考察苗族的风士人情，共享“斗牛”、“跳月”、“对山歌”的喜悦和欢乐，开学生溶进民族友谊之先河。活动结束后，我们还在归途中摄影留念。这些，对当地群众抗日思想的增强、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团结的巩固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两周年时，学校又举行了抗日宣传歌咏会。一道“抗战已满两周年，敌人的末路快来到，他们的铁蹄在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始终不屈不倒……”唱响了平越山城。
后来，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武可久同志受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委派，去重庆南方局向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当时名余莫文）同志汇报了交大学生运动的情况。蒋南翔同志听后认为，交大现在还有这样好的革命形势，于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的学运中可算名列前茅，在整个抗战大后方的贵州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和作用。
我们在唐山交大读书期间，特别难忘的是学校在著名科学家茅以升院长领导下，始终贯彻“严谨治学、刻苦钻研、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从严治校，重视教学质量，坚持开展各科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及讲座，茅院长还亲自担任主讲，造就了学校极浓厚的学习空气和环境。我和同学们一样耳闻目染，受到了强烈爱国主义、高度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熏陶，深受“勤奋读书、忠诚服务、共同奋进”交大唐院精神的影响，树立了学习的志向。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5月，抗战处于极其残酷、惨烈的时候，3日、4日发生了历史上日军侵华的“重庆大轰炸”，学校竟在这“炮火连天”的局势中，利用平越的弹丸之地举办了正规的全校运动会。它在中国学校的体育史上最先首屈一指地写照了普同蓝天下侵略硝烟与呼唤和平气息并融同吸共呈现的情景。在运动会上，我获得女子50公尺、100公尺短跑和跳高3项第一，跳远第二，专去贵阳订制的精美奖牌至今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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