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
作者：郝怀明
周扬对此事并不积极。他一向认为，真正代表文学成就的是作品，文学论战本身不是成就。因此，他对编自己的文集，兴趣不大，可以说是很不主动，很不积极。不过，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之下，后来他也觉得自己毕竟为革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把他写的那些东西整理一下，编辑出版，给后人了解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发展史，留下一点研究的资料，也自有它的价值。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开始考虑编辑自己的文集了。
周扬亲自抓，家属不过问
１９８０年７月，经周扬同意，他的秘书露菲找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商量，借调我前去从事此项工作。林涧青在“文革”前是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副处长（副局级），在周扬领导下工作多年，当即表示予以支持。我对周扬一向十分敬仰，“文革”前也在中宣部工作，现在是林涧青的部下，领导要我去协助完成此项任务，我欣然同意。
８月，文集编选工作正式启动。“文革”中“中央专案组”为了整周扬曾经搜集了不少材料，既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也有内部讲话。这些材料，尽管远不周全，现在却有了新的用途。周扬复出以后的文章和讲话，则是露菲平时一篇篇积累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我们国家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周扬经过“文革”之后大彻大悟，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成熟期和丰收期。如果说他对自己在这以前的文章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的话，那么，相比之下，他对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倒还是比较看重的。
９月１日，周扬就编选文集一事同露菲和我谈了一次话。他一上来就说，我从来不满意自己的东西，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客观上本来就不好，所以不满意；还有就是个人性格的特点，包括毛主席称赞过的，我也不满意。我不认为自己的东西有学术价值，但作为半个世纪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消极的影响，反正已经产生了，是个客观存在，对了解文化运动，作为一种资料有它的价值。从３０年代到延安，再到解放后，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连续性，“文革”断了，现在还管文化，我感到有责任把它整理一下。
周扬说，用什么精神来整理呢？用历史的观点。后来的人就是批判的观点了。我还在的时候，就要进行自我批判了。对编自己的文集，我不是很积极、很愉快、很乐意的。你们帮我整理一下当然很好了。整理要忠实地反映历史，无非是错，幼稚。我参加写，批判嘛！你们先看看哪些收哪些不收。资料嘛，好不好都收。原则是要选的精一点。先把目录搞出来。从最近的搞起。
可以看出，周扬想通过编文集，亲自动手总结我国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尤其对他来说，要推倒一个既有的结论，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他决计直面历史，迎难而上，既不退缩，也不回避。
周扬在这次谈话中还深情地回顾说，自己的相当一些文章都是毛主席看过的，他看过的，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要特别尊重他。周扬特别提到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和《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选不选？他的意见非常明确：要选，但要加按语，说说现在的看法。周扬心情沉重地说：对我自己来讲，都要划线（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大辩论》点名批判的人太多了，杨思仲（陈涌）根本不要涉及，觉得他跟我关系不错，结果也点了名。整了不少人，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遵照周扬的意见，抓紧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恢复工作以来的集子摆在优先的地位。工作进行中间，周扬在饭前饭后，又几次谈到文集编选的事情，他说这是个大工程，大致讲过四点意见。一是要研究。文集实际上是左翼文艺运动史、毛泽东文艺思想史，哪些对，哪些不对，要分析。二是提出编写体例和纲目。指导思想是什么，哪些选哪些不选，哪些作为资料必选。三是有些篇目要有提要或说明。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四是要查查材料，从１９２７年起他就开始写文章，介绍易卜生、杰克伦敦、辛克莱等，为国内最早介绍者。他说还要再找两个人，可以一起研究问题。我非常赞成周扬的意见，说确有个体例问题，如在延安时期写的《一个不识字的诗人孙万福》，挺不错，文章不长，反映一个方面，开始没有选，似可考虑选入。周扬高兴地忆起了这篇短文，还大声地朗诵起这位农民诗人的诗句：“高楼万丈平地起”。想不到事隔那么多年，他还记得这么清楚。
１９８１年１月，编辑小组正式组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马良春牵头，该所的张大明、李葆琰以及露菲和我参加，后来又加进了文集的责任编辑罗君策。
１月１０日，周扬同文集组成员谈话。他说，我对自己的东西实在是兴趣不大，但还是应搞一下，不管有多少错误缺点，但我（在文艺领导工作岗位上）经过了５０年，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比我长。夏衍比我时间长，但延安一段他没有，解放后他在上海。他还说，过去我“左”的东西多，右的东西也有。“文革”把我搞成右，“四人帮”利用了我们的“左”，比我们更“左”（当然，他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了）。好多人都在出文集了，个人感情，兴趣不大。有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也没有兴趣。我这个人一生还是搞革命事业，不管正确也好，错误也好。对历史要采取正确的批判的态度，这不是很容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全盘否定。我在“文革”十年中是受批判最厉害的，时间最长。他说，革命者没有忏悔，只有总结经验。他复出后曾多次对自己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检讨，诚恳地向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道歉。有些同志把他的这种行为称为“忏悔”，周扬多次表示不赞成这种看法和说法。在这次谈话中讲到这个问题时他再次强调说，现在有种倾向，忏悔，他上了当了，都推到毛主席身上算了。好像搞革命都错了，有错误言论的好像都正确了。同梁实秋、胡秋原的争论，这个问题要回答，可以是两种态度和方法回答：梁实秋、胡秋原对；用老办法，用原来我们讲的道理驳他们，简单化。鲁迅比我们策略，但也简单，说贾府的焦大不喜欢林黛玉，林黛玉还是美啊，不能否认。第三种态度和方法：批他们还是对的，为革命开路；但是简单、幼稚；正确的看法应当是怎样的。革命是对的，简单化是错的，不要为幼稚辩护。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加以观察、分析和总结。周扬再次重申真正代表文学成就的还是作品，文学论战本身不是成就。他启发编辑组的成员去发掘一下当时没有什么影响但水平较高的东西。他说，你们要注意，有的理论还不错，但当时没有影响，你们现在可以发掘一下。如王国维学西方，当时影响比不上胡适，但见解比胡适高明多了。钱钟书的博学中国数第一，但在国内没有影响，还是我们这些人影响大，“国防文学”满城风雨。有的东西还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如胡适的“八不主义”。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所以，五四以来的理论文章是否还有没有注意到的水平较高的，要挖掘一下，发现一下。周扬在这里讲的这个重要思想，不仅对他的文集的编选工作，而且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周扬再次表示，对文集，他偏向选得精一点，不要太多，要能够反映时代。要反映时代，保存历史原貌，这就必然要选一些错误的文章，要作详细的后记，说明现在的看法。如《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在毛主席的鼓励下写的。毛主席特别关心，看得很细，作过许多重要修改，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还特别提到这篇文章，很赞赏。这篇文章当然也有正确之处，但点了很多名字，当时好像不点不行。批王实味、《武训传》、胡风，反右派，批苏汶、胡秋原等，都需要加个后记。也可以考虑在前面作个总的说明。究竟怎么做好，周扬说他还没有想好。周扬在这次谈话中，还讲了他的求学经历和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他说他是最单纯的人，研究起来也有味。
周扬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为编选文集一事，他专门向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副部长贺敬之打了报告。整个工作是在周扬的直接指导下，由编辑组的同志具体负责进行的。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没有插手此事。他的子女也没有一个参与此事。他们家所有的人，除周扬一人外，均与此事无关，也从不过问此事。在周扬看来，家人的参与，由于感情的因素，不利于编辑组同志客观地分析研究问题。所以，他不让家人干预文集编选事宜。在文集编选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周扬自始至终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条。
途中遇风波，未收《大辩论》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且有前期准备工作奠定的基础，文集编选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定下了五卷的选目。周扬最为关注并提前动手编辑的复出以后的集子，即第五卷：改革开放以来的部分，业已编定。其它各卷的编辑也在加紧进行之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１９８３年３月，周扬因为发表那篇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的学术报告，平地起风波，在政治上重新被推上了被告席，受到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批判，文集的编选工作也受到严重的干扰。文坛昔日的恩恩怨怨重又燃烧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集收不收《大辩论》一文，文艺界有关领导同志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现在文艺界不够团结，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已经平反，文集若是把这篇文章收进去，把这些旧账再翻腾出来，对这些同志刺激太大，恐不利于团结，还是不收进去为妥。他们的考虑自然是一片好心，在当时情况下作如此选择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时，就周扬自身来说，由于他当时的处境，身体健康状况已经迅速恶化，住进了医院，要写好《大辩论》此类文章的后记，重新认识那段历史的难度甚大，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在心力和体力上，势已不大允许。马良春和露菲上医院向周扬反映了领导同志的意见，直截了当提出不收《大辩论》这篇文章。周扬开始觉得还是应该收进去，这样既做到实事求是，又提供了对反右运动再认识的机会。马、露二人尽量说服周扬，讲了一通不收的理由，无非是反右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再提起这件事，会使这些同志感到不快，既然有同志提出不收进去的建议，何必收进去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呢？何况你现在身体这样虚弱，也不可能写说明了，将来有机会，可以专门来谈这篇文章云云。在他们的一再劝说下，周扬想了想，只好说：随你们吧。你们是文集的编辑组，你们编文集也是向中宣部打过报告的，由你们决定吧。结果，已经收入文集的《大辩论》被撤了下来。事后，露菲将此事告诉我，我认为按原来议定的办法收入没有什么不可。既然周扬本人已经同意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吧。受此影响，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样的重头文章，因涉及国际“反修”问题，中央当时尚无明确说法，感到难以处理，也被撤了下来，没有能够收入文集。这样，尊重历史，反映时代，就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未能留下周扬对这些革命文化重大事件和重要经验的思考和总结，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革命文化史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和缺憾。
《周扬文集》“出版说明”中曾经郑重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存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凡出过集子或单行本的，文字以集子和单行本为准；凡发表过而未收集子的，文字以发表时的为准；凡未公开发表过的，文字以内部文件为准，或由当时的记录稿整理而成。”“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文章，有的置诸同类文章的首篇。凡学术性的论争，则不加说明。”这些话，忠实地表达了周扬的心声。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使他不得不放弃初衷。他本来是准备和编辑组的同志一起来完成这些附记，对过去来一番自我批判，作出历史性的总结的。可惜天不遂人愿，历史没有赐予他这样的恩泽，只能留下一个心愿未了的遗憾，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遗憾！
关于《大辩论》收不收入《文集》一事，龚育之当时在听到对此有不同考虑后，去医院看周扬时，曾向他力陈按原定的方针编文集的好处，从长远看、从历史看、从科学看的好处。龚育之说：“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提出这种意见的同志是好意，担心收入和重印这些给许多同志以伤害的文章，会重新触动历史的疮疤，并不是想埋没这些文章，隐去周扬的过失。但是我想，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这些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来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忆周扬》）但是，这篇文章最终还是没有收入《文集》。龚育之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还是认为，“如果能让周扬写下他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同《大辩论》一起收在《周扬文集》里，如这部文集的出版说明中曾经许诺的那样，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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