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关于陈友仁
作者：吴之椿
我写作的时候，不曾对其中的人与事作一番调查与研究，所以这篇文字在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上，会有欠缺或不够严肃。另外，当时的两种重要材料未能找到，即武汉出版的《人民论坛报》和陈友仁的笔记，这些也有待于将来重新努力。尽管如此，我还是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对陈友仁的政治路线和陈友仁其人的衡量，谈点我所知道的材料。
１９２６年秋天，在广州
１９２６年夏天在北京，我和几个朋友经李大钊先生批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就是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而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和领导的国民党。此时，中山先生逝世年余，国共两党联合起来的统一战线，第一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巨大威力。由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击溃了前进中所遇到的大小军阀队伍。在这个统一战线铁拳的重击下，国内反动势力望风披靡，进步力量第一次具有有效的发言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这种新的政治形势的形成，振奋着全国民众的心，给人民带来希望，也动摇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即军阀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夏末或秋初，我们几个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了北京，奔赴广州，参加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事业。那个时候，有志青年归向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革命，是件很光荣而又自然的。我们这些人里有周炳琳、赵太侔、童冠贤和我，还有魏璧是后来参加的。
１９２６年秋到达广州后，我即带着郭泰祺给我写的介绍信，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拜见陈友仁。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在这之前，我对他素昧平生，只是听人说他曾经做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在北京办过一份英文日报，得罪了军阀，有点声名。郭泰祺是陈的朋友，曾任孙大总统的秘书，是一个十足的官僚、国民党的右派。我在任教于武昌商科大学时认识了他，当时他是校长。看过郭泰祺的介绍信，陈友仁很高兴，当即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工作。陈友仁在与我谈话中，还问起我的学历，也问了我的经历，他都认为满意。我的经历几乎等于一张白纸，从未在政界混过事，尤其是未曾在北洋政府里面做过官。陈对这一点特别感到满意。而我与陈友仁的第一面之缘也感觉很好，又找到工作，使我很高兴。我当时就想如果没有郭的推荐，结果也许不会这样迅速与圆满。当时经郭泰祺介绍进外交部的，还有他的弟弟郭泰祯，可能还有别的人。大约是在第二天，我就去外交部上班了。当时的外交部高级干部不过十人。就这样，我开始了和陈友仁一年多的平凡而亦特别的工作关系。
我在广州住了可能有三个月，而在广州外交部工作的时间没有超过一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记得是在初见面时还是在后来，陈友仁曾经问过我的籍贯。我详细地告诉他，我原籍武汉，曾住在那边多年等情况。他又问了一些关于武汉的事。他似乎对这些都特别的感兴趣。我在广州外交部的工作不多，公事主要是涉及英国人及和香港政府打交道的地方交涉事件。在广州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中颇有一些老资格的，有一名叫高承元或高元的，一边在中山大学教授法律，一边在外交部办事；还有一个给陈友仁管私人函电和银钱的姓林的秘书，两个人都是广东人。我感觉陈友仁不喜欢这些老於世故的熟手，而更愿意与像我这样的新手和年轻人接近。陈友仁为人谦和，不摆架子，还颇有点书生气，使年轻人很容易跟他接近。后来高承元和一些老资格的人就被留在广州看守办事处了。有时我觉得这位部长喜新厌旧的精神颇有些意思。后来在武汉外交部工作的人员，几乎全都是青年人。那时，陈友仁已经是五十左右的人了，而表现出的这种朝气，确实不可多得。１９２６年９月，北伐国民革命军收复了武汉。为了更便利地指挥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国民政府决定把首都由广州迁移到武汉，外交部当然也要跟着去。陈友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并说要我和他同行，问我的意思怎样？还说这次你能回家乡了。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次外交部的干部中，仅我一人和部长同行，说明他很器重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我是很大的信任和鼓励。我不加思索就答应了。这次政府各部要迁移的人和物，绝大部分是取道海路，只有极小部分的人和重要公文，取道陆路，经大庾岭到江西，再由九江坐船西上，所以限制很严。合计下来由陆路前往的，连各部部长和其他必须同行的人，不过十几个。就在这样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部长以及为帮助政府迅速北迁的工作人员，还是组成了一个很长的行列。我们动身时情绪高昂，因为一个革命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个晨曦初上，凉意袭人的初冬早上，我们离开了广州，取道大庾岭入江西，经赣州、吉安、南昌到九江，然后坐船到达武汉，全程用了八九天。在部长中有宋子文、徐谦、孙科等人。此外，还有政府的顾问鲍罗廷的一个小团体。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孙夫人。当时，人民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经过大小城市时，经常会有成千上万人夹道相迎。在经过吉安市的那条相当长的大街时，万人空巷出来欢迎人民自己的政府领导人，欢迎孙夫人。
１９２７年，在武汉外交部
陈友仁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孙先生晚年因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国共两党联合的统一战线，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基础，创造了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的局面。陈友仁是实行三大政策时期的外交部长。１９２７年４月以前，是顺风的三大政策。这顺风把陈友仁吹到武汉，和强大的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１９２７年４月以后，三大政策驶进了逆风。在此时期，谁是谁非，向左向右，每个人都受到考验。陈友仁面临两个敌人，一个是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敌人，一个是国内的反动派。在这一时期，他在外交部的工作是无成就的，他的内心是困惑的。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句话的正确性，在１９２７年的正反两个方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到证明。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也奠定了陈友仁在处理外交事务的成功与失败的基础。
在汉口英国租界事件中，陈友仁据理力争退敌兵，这是实情，但远非全部事实。１９２７年中国从英国手里收回英租界，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由弱国的完全屈从外国意旨，一变而为敢与强敌周旋并迫使它就范。更重要的是，国共联合统一战线发动人民所产生出的威力，此事件鼓舞了中国民众的士气，震撼了全世界。事情起源于英国水兵枪杀中国群众，事后还要陈兵威胁。陈友仁奉命召见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要他马上把军队撤回到兵舰上去，否则“中国人民有力量把这块地方变为无用的沙漠”！１９２５年英国人在上海五卅惨案后的中国人民反对英国的省港大罢工中，吃到过苦头。此时，中国革命高潮正盛，加之上次的教训迫使他们当天深夜就撤回了军队。第二天一早，武汉政府接收租界内全部行政机构，光复了这块土地，洗清了７０年的耻辱。
事后，陈友仁对我说：“我们虚张声势就把他们吓跑了。”
随后，英国政府送来一份照会，说什么英国认识到中国的民族运动等等自欺欺人的一套话，并由英国派遣了后来成为驻北京公使的蓝浦逊为特别代表，到武汉办理善后事宜。陈友仁和蓝浦逊在外交部就英国归还租界问题进行交涉约两月之久。交涉是以租界已被接收这一既成事实为基础的，双方就交还中国的全部行政权、公产和英国人的不动产，特别是长江边码头的租赁、界内英国居民今后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原租界成为汉口第一特别区，由外交部派郭泰祯为第一任特派员。（关于收回九江英国租界的事，双方也仿此在外交部签订了协议。）
在交涉进行期间，陈友仁曾两三次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作报告说明经过。他经常去与鲍罗廷商量，鲍罗廷在交涉中帮助陈友仁筹谋对策，作用很大。在全部交涉期间，陈友仁对经过边谈边记，事后加以整理。陈友仁在对英外交上不辱使命，群众赞颂，同僚敬重，他一时也成为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但这一荣耀，毕竟只是中国革命怒潮中激起的一个浪花，只见浪花不见怒潮，那就错了。
１９２７年４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国共两党联合统一战线破裂，这给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制造了良好的机会，也给中国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兵舰联合炮击南京，造成了民众的重大伤亡。外交部对这一严重事件，感到异常棘手，无力处置，已非数月前武汉收复英租界时的那种气势，陈友仁也显得束手无措。这次帝国主义帮助反动派直接进攻中国革命，我看见的一种记载是，有英美日三国的兵舰参加。这可能和我的记忆及当时外交部所得到的消息有些出入。当时参加这一进攻的，只有英美两国的军舰，日本军舰停泊在旁按兵未动。日本标榜所谓原外交政策，这是日本外相原所执行的对华侵略的一种缓进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表面上采取观望审慎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援助反动派的。这是一个史实问题，我的记忆准确与否，可以从有关的材料中研究。如果我的记忆无误，这正可以说明１９３１年中国东北之被侵略，是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直接结果。“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历史的教训又一次被证明。
接着，发生了汉口日本租界的事件。这一事件的性质与在此之前英国租界内所发生的事件，并无根本上的不同。中国百姓出现在中国的街道上，理所当然，但结果却和武汉英国租界不同。日本兵亦是从舰上调上岸来，威胁群众。但他们毕竟领受了此前英国租界的教训，不敢向群众行凶。他们这次的表现，是和他们在南京事件中的表现一致的，用意和目的也是相同的。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面对这一事件，也因国内政局的变化而表现得行动无力，不能迫使日本把兵撤回到舰上。中国的百姓和日本的水兵队，在街头相持不下，直到入夜群众自行散去，这一事件也就随之结束了。
陈友仁这个时候的中心思想，是从外交的角度看中国革命，而不是从中国革命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在一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我得知了他的这一看法。会议是为了声讨蒋介石的叛变。大家严厉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主张免去他的总司令职衔，公开对他采取惩罚行动。其中，右派分子孙科说话反而最激烈，其余的人也有多人讲了话。一些坚定的革命人士，面色阴沉，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陈友仁在会上向来不多说话。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打算在会上提出，他不同意大会的意见，因为这样将在外交上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劝他别提，这于事无补。他就没有再说话了。可惜，我不记得他当时是用英语怎样说的了，所以，我今天无法断定他的意思究竟是哪一种，或者是他不赞成处分叛逆，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他还不致于和蒋介石同流合污；或者他只是不赞成公开这种分裂。反正，他是不赞成那次会上的一致意见，是由于会对外交上可能造成的恶果，我是清楚地记得的。无论怎样，这件事说明，陈友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没有明确地认识。
另外有一件事情，还是发生在当年武汉政府政治局面尚未逆转，外交形势还居上风的时候，是说陈友仁对帝国主义的糊涂认识，也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的思想。大革命运动高潮时期的武汉民众中，有一股反对外国教会的强烈情绪，英美等国在武汉的教会中掌权的外国人深感自危。多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教会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以辅助政治经济的侵略，特别是通过办学校来推行奴化教育以腐蚀中国青年，武汉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基地。在政治形势的推动下，武汉群众反教会情绪首先表现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当时，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以宣传这一运动精神。陈友仁被邀请参加大会，是几位演讲人之一，我给他当翻译。在他的演讲词里，有一段话出乎我的意料，我估计也是违背群众意愿，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他说：“中国教育之所以能有今日的进步，一部分是得力于教会所办的学校。”我清楚地记得陈友仁的这句话。这一思想的存在，在当时所谓上层知识分子中间，也不是个别现象。但作为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在声讨外来教会利用办学校奴化中国青年的群众大会上，宣传这种言论就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我没有按照陈友仁的原文意思，而把它翻译成完全相反的一面，就是，“中国教育之所以能有今日的进步，一部分是得力于反对教会所办的教育”。我的这一句话，也是出于经验之谈，凡是曾经在教会学校受过半殖民地奴化教育的人，没有不承认是十分正确的。同时，也免去群众中可能发生的思想上的混乱或对陈友仁的误解。群众大会以后，外交部也没有再过问这个运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