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红色历史学家”沦为大叛徒
作者：王炳毅
当上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历史学家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１８９６年生，自小聪颖，记忆力特别好，用乡里私塾先生的话说，他生来就是“做学问读书的料”。徐梦秋在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在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芜湖参加过反帝爱国斗争和五四运动，他的思想受到科学民主精神的洗礼。１９２２年，徐梦秋怀着“济世救国”之志和弟弟徐梦周离开安徽家乡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进入设在渔阳里７号的上海大学。这所社会大学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创办，负责人杨明斋，是山东平度人，早年去东北，后经海参崴去苏俄，在西伯利亚当过劳工组织的工会干部，内战时当过红军中中国支队的翻译，几次见过列宁，成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上海的骨干，协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开展工作。上海大学的教员有瞿秋白、沈玄庐、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等。学生有好几百人。著名的如匡亚明、杨尚昆、刘少奇、贺衷寒、邓文仪、柯庆施、杨之华等。来自安徽的学生似乎特别多，除徐梦秋、徐梦周兄弟外，还有胡允恭、柯庆施，胡宏浪、陶良、王步文、吴云、薛卓汉等。徐梦秋体质不佳，又不喜锻炼，常生些小病，其表现也不引人注目。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喜读中外历史书籍，且喜作笔记和卡片，相当认真。这一点给师生们留下了较深印象。瞿秋白在课堂上就几次表扬过他。１９２４年，上海大学抽调大批学生去大革命气势正高涨的广东，参加黄埔军校、海军、后勤部、公安局、省政府等部门的工作。名单中有徐梦秋，他因生病，没能与胡允恭等同学一块南下，遂留在上海工作。曾在国民党江苏省（那时上海隶属于江苏）党部教育科工作。
１９２６年，徐梦秋经彭述之（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助手，《向导》主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周恩来、陈延年领导下，从事过工运工作。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清党反共的腥风血雨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徐梦秋隐藏于法租界内，隐姓埋名，因得到王亚樵领导的安徽帮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以后，他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过校对员和编辑。利用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徐梦秋读了不少书。他着重研究明史，以好几个化名撰写文章，还出版过几本通俗型的书，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这些书深入浅出，文笔较生动、清新，拥有不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徐梦秋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引起创造社的进步作家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注意。在接触中，成仿吾才知道徐梦秋是自己的同志。经过成的帮助，徐梦秋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１９３０年秋，徐梦秋奉命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搞文化宣传工作。一年后，徐梦秋当上苏区政府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他工作勤奋，有些魄力，能放得开，讲求效率。１９３２年，徐梦秋调入红军大学工作，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曾听过他授课。毛泽东在征战闲暇与他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陆定一等红军领导人与徐梦秋的关系也都不错。１９３３年，徐梦秋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后，他曾升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又名西施学校，以纪念先烈贺西施将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还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战争年代，徐梦秋失去左脚，不良于行。到达延安后，他因有残疾，又常生病，就没担任什么具体领导工作，但常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与丁玲、周扬、成仿吾等文化界人士交往较多，还与他们操办过庆祝徐特立６０大寿的活动。徐梦秋还常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文史文章。组织上对他很爱护，居住的窑洞较好，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叫王义福的勤务员（王当过红军战士，安徽人，当过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的警卫员）。当时，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奉蒋介石密令封锁陕甘宁边区，延安物资供应紧张，缺医少粮。而徐梦秋却享受着相当高的优待，每月能得到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定期上他住所为他检查身体。１９３６年徐梦秋在延安结婚，妻子李玉南是机关干部，在生活上也担负起照顾残疾丈夫的职责。而李克农、康生、罗瑞卿、徐特立等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也不过如此，甚至还略差点。党的领袖毛泽东、张闻天不止一次登门看望徐梦秋。毛泽东还多次邀徐梦秋、成仿吾上他的住所谈论历史、时政，留他们吃饭，每每谈至深夜。从那时起，徐梦秋就有了“红色历史学家”的称号。对此，他是甚感荣耀的。
为边疆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９年，中共中央有一部分干部去苏联或从苏联返回延安，路经新疆时，应新疆省主席兼边务督办盛世才之邀，经中共中央同意，暂留在新疆工作。其中毛泽民（化名周彬），赴苏治病，１９３８年２月１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委任为财政厅副厅长，后任代厅长，以后又调任民政厅代厅长。徐梦秋（化名孟一鸣）赴苏治病，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到迪化，被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韩光（化名韩明光）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县长等职。他们与奉中央之命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等机构工作的邓发（化名方林）、滕代远、周小舟等同志汇合，开展工作。不久，陈潭秋又到新疆接替邓发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力量。
几百名共产党军政、文化干部办教育、办报纸、整理财政、抓生产、学习航空……他们把延安精神、抗大作风带到新疆，发扬光大。天山南北，瀚海边城，到处可以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形成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当然，新疆的问题没那么简单，表面上的进步清明气氛并不能掩盖复杂阴暗而深邃的背景。
新疆的铁腕人物盛世才，１９３０年尚不过是南京陆军参谋部的上校参谋。他是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人物。盛在调任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后，施展阴谋扳倒督办金树仁，取而代之。为了打败马仲英、张培元等拥有武力的实权派人物，他伪装民主进步，有意向共产党靠拢，施展手腕骗取苏联领袖斯大林的信任，派出一支红军机械化部队进入新疆扮成盛世才的部队，协助他打垮了马仲英等人的部队，巩固了政权。盛当上新疆督办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限制国民党中央的力量进入新疆，而对共产党力量只是尽量利用而已，骨子里他是反共的。他阴险狡猾，玩弄权术得心应手。他在大量安排共产党员在新疆各部门工作时并不忘实行暗中监视。抗战初期，徐梦秋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中地位相当高，仅次于陈潭秋，与毛泽民大体相当。林基路、方志纯等同志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应该说，徐梦秋为新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他是新疆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也授课，主讲《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林基路（新疆学院教务长）主讲政治经济学，毛泽民主讲新疆财政和战时经济。
徐梦秋还经盛世才批准，聘请了知名进步人士杜重远来新疆学院工作。又由杜重远出面邀请茅盾、张仲实、史枚等著名作家、学者授课。赵丹、徐韬、朱令明、叶露茜等电影明星、导演也应邀迢迢千里从陪都重庆来新疆工作，宣传抗日。
为改变新疆严重落后闭塞的面貌，许多革命同志都作出了努力。在徐梦秋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报告新疆当时的教育状况时说：“……到１９３８年初全疆只有一个最高的学校———新疆学院。现有经济系、教育系、语文部、高中部，学生只有百余人。因为课程不系统，无中心，学生质量简直不如口内各地的高中。……各区教育局是学校直接领导者。但现在六个局长都只知道拿薪水，对下级学习，除了照转公文外，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这里简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书报都不易见到，就连教科书都没有，旧的东西，是极盛的流行着。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陕公等学校的讲义、参考书以及剧本、歌本交人带来，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泽东在延安接到信后，很重视，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３００套讲义教科书和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凑出的几百本文化书刊派人搭车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的工作。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干部分到教育部门的除了徐梦秋、林基路外，还有伍乃茵（伍尚明，曾任疏勒小学校长）、陈茵素（陈文英，曾任库车汉小校长）、娄曼文（崔少文，曾任迪化女中教师）。这些人怎么也想不到她们敬重的革命前辈、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在后来的严峻斗争中竟然会变节……
被拘捕后变节出卖陈潭秋、毛泽民等
１９４１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无心抗日，掀起反共高潮。新疆军阀盛世才窥测风向，向重庆的蒋介石靠拢。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丧师失地，损失惨重。盛世才判断苏联已自顾不暇，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他与重庆当局拉关系，表示愿意接受领导，推行反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日益疏远。
“山雨欲来风满楼”。１９４２年５月，陈潭秋按延安中央指示，在新疆中共干部中实行整风，成立了以陈潭秋为主任委员，徐梦秋、刘希平为副主任委员的整风领导小组，进行党性与革命气节教育。这时，盛世才撕下了伪装面具，搞起残酷的政治清洗。他捏造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指使，要搞阴谋暴动，以推翻盛世才的政府。警、宪、特工四出，一批批捕人。陈潭秋、毛泽民、方志纯、林基路等几十人被扣押起来。中统特务头目季源博奉蒋介石密令赶往新疆，主持秘密审讯，严刑拷打、软硬兼施，诱供逼供。陈潭秋等同志英勇不屈，据理力争，拒不认罪，开展了可歌可泣的反迫害斗争。徐梦秋和妻子李玉南、公务员王义福以及潘同、刘希平等几十人也被关押。在刑讯中，潘同、刘希平两人先变节，写出脱党声明。他们昧着良心，承认新疆中共组织确有个“阴谋暴动”计划。第三个变节的便是徐梦秋。在季源博下令用刑后，他动摇了。过了一天，他在监狱中写下亲笔供词及脱党书，给自己同志栽赃，污蔑自己以苟全生命，咬定陈潭秋、毛泽民确实暗中策划搞暴动，推翻盛世才的政府，还泄露了党内的许多机密。而在不久前，他被软禁于八道梁仓库（一临时拘押所）时，还与陈潭秋商议如何开展争取自由、撤返延安的斗争，起草了致盛世才的抗议信。徐梦秋等三人的叛变是盛世才、季源博等反动头目求之不得的事。他们权衡再三，未张扬此事，只是加紧对陈潭秋等被捕同志的野蛮迫害，使用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铁钉钉手掌等种种酷刑。１９４３年７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领导同志被盛世才下令秘密杀害。
１９４３年１月，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得悉，在新疆的全体中共人员被盛世才扣押（当时是软禁，尚未入狱）的消息后，即设法营救。但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一直情况不明。直到１９４４年，中共中央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已壮烈牺牲，也不知道徐梦秋、刘希平等三人已自首叛变。１９４４年５月，中共代表林祖涵（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请政府下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既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等……”。国民党当局只是敷衍而已。
１９４４年秋，盛世才被迫同意离开新疆，出任重庆政府的农林部长。这个刽子手大势已去，再没有了旧日威风，不能不依附于并不欣赏他的蒋介石。重庆当局另调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１９４５年４月，吴忠信批准了新疆警务处长胡国振（军统特务）《关于徐梦秋、潘同、刘希平三人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将徐梦秋送往内地，潘同留在警务处试用，刘希平分发民政厅录用。徐梦秋还受到吴忠信的召见，客气地叙述了同乡之谊，吴忠信对他“好言慰勉”，还送了一笔旅费，令徐梦秋很感激。
１９４５年９月，徐梦秋被送到重庆，为人身安全计，住进磁器口军统局干部宿舍区。他郁郁寡欢，闭门不出。读读书，练练书法，饮饮酒，打发苦闷，寂寞度日。半年后，徐梦秋随军统局返回南京，挂了个政治研究员空衔，处境与另一大叛徒张国焘相似。在南京，徐梦秋极少参加社会交际。研究历史，天天读读书报，打发时光。住所在市中心新街口广场附近的青石街的一旧式洋楼里。不久，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西北、华北、华东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节节取胜，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遥控政局，负隅顽抗。保密局撤逃台湾途中，局长毛人凤命徐梦秋转去福建，不必去台湾。这主要是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视同累赘。徐梦秋失魂落魄，凄凄惶惶。他设法乘海轮经福建去上海，避居于一旧日友人家。不久，又经南京逃往皖南屯溪，在一山村隐姓埋名。他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１９４９年６月，徐梦秋走投无路去南京投案，要求见见昔日战友，任过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现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被拒绝。旋被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判处无期徒刑。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２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结束了他的一生。